德国的未遂政变与欧洲的回归起点

在2007年4月27日之前的一段时间内，每当提及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受到的政变威胁时，就会有些人站出来说：“在这个时候还会发生政变吗！”

之所以使用“这个时候”这一表述，很可能是鉴于在那段时期内，土耳其已经在民主化进程中走出了很远的距离，一方面是土耳其在与欧洲一体化的过程中取得的进展，另一方面则是土耳其的经济与社会在那段时期内与全球经济的融合度。

这一表述也被有效地用来反驳政府方面的说辞——在12月25日进行的司法程序和由居伦运动发起的“盖齐公园”（Gezi Park）抗议活动都是政变企图。他们认为，将这些活动视为政变企图，是政府为了逃避法律程序和责任而炮制的阴谋论。根据他们的说法，这是因为“在那段时间内”不可能会发生政变，因为胆敢在土耳其境内发动政变的人，也必须能够面对整个世界，而这就意味着，他们认为保护土耳其人民免遭政变的并不是这个民族本身，而首先是欧洲和全世界。

但是问题在于：这是一种很好的保障吗？这就足以震慑那些不惜发动政变的人员吗？！

可以说，我们周围的世界的确发生了变化，政变的实施变得更加困难了，我们的国家已经不是过去那种能够让人任意实施政变的地方了——在当初，任何人都可以接管广播电台或者在大半夜起来发动政变。但是，在“那个时刻”，政变者是否知道世界真的已经改变了，人们也不会再像过去那样了呢？

在这里，我们可以一起回顾那个在这样的情况下总能让人记起的著名笑话：一个疯子很怕鸡，因为他认为自己是小米，而当他治好病出院后，他又再次回到医院确认道：“我的病已经好了，但是，鸡知道我并不是粮食吗？”

好的，就算在这样一个时代内不会发生政变，但是，政变主义者们知道吗？

如果“在这个时候”这一表述就能让政变成为不可能发生之事，那么，这里还存在另外一项保障，那就是土耳其与欧盟之间的关系——对于欧盟国家而言，政变是完全不被接受的事情。

尽管如此，欧盟并没有将盖齐公园事件或者发生在2013年12月17日至25日期间的事情视为一种政变，即使所有的条件都足以将2016年7月15日发生的事件定性为政变，欧盟也仍然对此只字不提。

实际上，欧盟国家没有将阻止阿拉伯国家革命的军事干预定性为政变，这种做法也引起了又一轮失望。

在我们断言政变不可能发生之时，政变事实上却已经发生，这个世界上似乎并不存在任何可以避免政变的保障。

事实上，在德国这样的国家内，人们认为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便已发生。德国位于欧洲的心脏地带，而这本身就是防止发生政变的保障。但事实上该国却发生了政变企图，而且这种企图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拥有2.1万名成员的极右翼组织“帝国公民”（Reich Citizens），精心策划了一场旨在重建19世纪德意志帝国的政变，他们甚至想好了要在上台之后任命“海因里希十三世亲王”。此外，发动政变所需的一切都已经策划到位，包括绑架总统和部长、建立影子政府，以及扶植接管权力的国王。

好在德国情报部门及时逮捕了该组织内的活跃成员——通过突袭该组织在德国境内的137个据点，来揭露这一事件并阻止政变的发生。若非如此，一旦这场政变取得成功，我们将难以想象德国乃至整个欧洲会发生什么。

大多数欧洲国家对欧洲当前的进程愈发不满，而这种不满导致了更多仇恨的积累，进而使欧洲耗尽了它在民主、人权及其在科学和制度领域内达到的普世标准的基础上努力收获和实现的成果。

这些福利国家存在的可能性和积极层面，可能不会让它们去担忧其他那些有人参与或者支持政变企图的国家会失去些什么。

当然，我们也会有挫折。这种画面预示着历史永远不会在理性层面结束。而在理性的最高点，一个人可能会对某事一时兴起，而之后又回到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