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与冲突管理:国家如何操纵公众情绪?
冲突管理需要对影响群众和改变他们倾向的方法进行新的研究,因此,利用言论来指导个人的行为越来越受到重视,尤其是在危机期间。
各国都需要合格的研究人员来分析谣言的传播过程及其对受众的影响,因为在冲突管理中,各国会经常使用谣言来影响某个时期的民众思想与感情。此外,各国还通过媒体和互联网,利用这些谣言来实现许多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目标。
造谣产业
造谣的产业从21世纪初便开始发展,首先要选择谣言内容的时机、发布的时机和目标受众,此外还要研究目标群体的需求,再制造出满足这些需求的谣言。
因此,制造和传播谣言成为了一种创造性的行为,只有了解民众的需求、兴趣、意识以及获取正确信息的能力,才能够实施和成功。
造谣者研究的立场和理论有很多,他们还利用这些内容来宣传适合民众情况及其面临问题的虚假信息。
在美国,约有1200万人听到了这个消息,歇斯底里的情绪瞬间席卷了美国家庭,许多居民逃离家园、前往避难所并囤积粮食,后来才发现,这个消息竟然是假的。
谣言与影响理论
造谣的过程是随着影响群众理论,以及利用心理学方法来引导和控制人们的行为、倾向和反应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
在这些理论中,最重要的一项被命名为“魔弹论”(Magic bullet)或“皮下注射论”(Hypodermic Needle),它是美国社会学家拉斯韦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提出的。
“魔弹论”被视为传播领域内最古老的理论之一,它把媒体对人的刺激定义为一种强烈的、有意义的信息,能够立即对受众的思想和反应产生影响,就像一颗打入大脑的子弹一样。该理论指出,人们的行为是类似的,人们的天性使他们会以直接的方式接收媒体信息,因此,媒体产生的信息,会像子弹一样影响人们的思想与反应。
- 美国的“魔弹”
当时在美国社会进行的选举研究表明,尽管媒体信息强烈,但人们仍然可以选择他们想要的候选人。因此,又开始出现了其他的理论,例如“认知失调论”——该理论认为,个人倾向于相信表达其内部倾向和认知偏见的信息,而这与“魔弹论”所支持的观点相反——后者假设所有信息都会对个人产生影响,即使这些信息与个人的内部倾向并不一致。
理性主义者之战一时间取得了胜利,但是,信息通信技术的出现,又导致了传播方式的改变和对现代的新评估。在这样的情况下,“魔弹论”以大众媒体的形式回归,并公然出现在社交媒体和虚假新闻传播的时代。
研究人员基于谣言,对“魔弹论”进行了更多的发展。在1938年10月30日万圣节那天,一家美国广播电台中断了节目以播放一条有关新泽西州遭到太空入侵的消息。
在美国,约有1200万人听到了这个消息,歇斯底里的情绪瞬间席卷了美国家庭,许多居民逃离家园、前往避难所并囤积粮食,后来才发现,这个消息只是对一个新剧团即将带来的表演——“宇宙之战”——所进行的宣传。
这个假新闻(谣言)被认为能够证明媒体的快速和直接影响,而这种理论曾在二战期间用于宣传活动。
- 尼日利亚的“魔弹”
在2019年的尼日利亚,虚假新闻在选举期间的传播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因为此前的尼日利亚选举都出现了这种类型的宣传,但新鲜的是,当年的虚假新闻比例高而危险,而且被认为是选举的媒体宣传活动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例如(但不限于)有关证实总统候选人穆罕穆杜·布哈里已经死亡,并且已从苏丹找来一位与他相似的人作为代替的谣言,这是因为布哈里反复缺席,并前往伦敦且频繁进行医疗旅行,而且总统府没有对此作出任何解释,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量的尼日利亚人相信了社交媒体网站上流传的内容。布哈里发现这些谣言对他的选民的行为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他被迫要在许多演讲中高呼自己没有被谁替代。
此外,还有消息称穆罕穆杜·布哈里支持穆斯林阵线,因为他们占到尼日利亚牧民的90%,而基督教农民只占10%,从而导致了双方之间的重大分歧和冲突,并造成数十人死亡以及财产损失。
因此,在尼日利亚,虚假信息大量传播,而观众则在社交媒体页面上关注新闻后产生巨大的反应,从而使“魔弹论”再次受到关注。
可以说,在尼日利亚、美国以及其他地方发生的这类案例中,选民在未经核实的情况下便相信虚假新闻的表现,可能会进一步证实公众会受到媒体的影响和操纵,只要媒体继续大肆宣传,并且受众继续选择相信,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此前存在对“魔弹论”的批判,但它在后真相时代和新媒体时代的延续性和重要性仍然不容忽视。
在这一方面,最重要的案例之一,当属在“911”事件后针对美国公众出现的大量谣言,其内容是阿拉伯人还会发动新的恐怖袭击,此外还有对一些患病人士发出的信息。
为了解影响而发展出来的新理论
但在后来,许多心理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传播学家和政治学家仍致力于发展新的理论,而这些理论在管理冲突、控制和指引群众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谣言的制造、传播及其在冲突中的使用,已经成为了一种新型研究的需要,而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都参与其中。尽管有些研究试图对谣言及其传播和利用方式给出定义,但其领域仍然非常广阔,而各国进行与使用谣言以管理冲突方面的需要也不断升高,包括分析媒体话语、评估信息、确保信息准确性、教育群众并构建舆论。
谣言以及公众对信息的需求
在危机和冲突期间,公众对信息的需求量最大,而这也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许多的机会——这些谣言被用于实现其制造者的目标。
在这一方面,最重要的案例之一,当属在“911”事件后针对美国公众出现的大量谣言,其内容是阿拉伯人还会发动新的恐怖袭击,此外还有对一些患病人士发出的信息。
该模式表明,造谣者会利用群众需要获取信息的事件,以制造恐惧状态,从而激发群众的感情、影响群众的态度、引起群众的快速情绪反应。
与事件相关的谣言
根据这个例子,我们可以发现谣言制造者所使用的诸多方法与手段,其中最重要的包括:
- 在威胁社会存在的危机期间利用公众对信息的需求。
- 影响群众感情,以引发其快速的情绪反应。
- 公众无法确定信息的准确性或者考虑其可靠度。
- 公众无法从多种来源获取信息。
- 谣言围绕的事件往往与公众的需求相关。
- 从不同来源传播谣言的速度,增加了相信它并把它当作事实的可能性。
- 当谣言通过新闻、广播和电视等大众媒体进行传播时,其传播和被公众相信的机会就会增大。
- 尽管如此,在过去的20年内,互联网网站和社交媒体在散布谣言方面的作用有所增加。
- 在恐怖行动、军事政变和罢工等社会面临的灾难中,散布谣言的机会将会增加,因为它们会影响到大量难以搜索到正确信息的受众。
- 随着拥有正确信息或者能够解释事件的消息来源,通过媒体而接触受众的能力不断下降,谣言的流行和影响就会进一步上升。
- 当公众对当局拥有或经营的媒体的信心下降时,散布谣言的机会也会出现上升,因此,在威权国家内散布谣言的机会更大。
感到恐惧的消息人士
在很多情况下,由于那些知道正确信息或者可以通过联系媒体而向公众解释相关事件的消息人士感到恐惧,谣言便因此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由于公众长时间未能了解真相,谣言便会进一步传播开来,而受众会在不经思考或没有信息评估能力的情况下,对这些谣言产生情绪的回应。
当真相姗姗来迟时,它便会与已经在那些拒绝正确信息的公众心中沉淀下来的虚假信息发生冲突。
很多情况下,官方也会为制造和传播谣言,或者利用已经传播出去的谣言来达到目的,而拒绝公布正确的信息。
但是最重要的结果,在于公众会对权威及其控制或管理的官方消息来源失去信心,从而形成了滋长散播谣言、歪曲公众意识、削弱公众知情能力的普遍氛围。
此外,这些机构还会将真实信息与虚假信息混为一谈,并夸大其取得的成就,以使公众更容易相信谣言。
情绪反应
谣言制造者最重要的目标之一,就是通过操纵感情,引发恐惧、仇恨和敌意,以及引导欲望,来推动公众做出情绪反应,因此,他们会利用那些能够煽动民族感情,或者不为国家或群体所容忍的标志与符号来制造谣言——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那些会引起针对其敌对国的敌意与仇恨的标志或符号。
但是这些符号也会被用来引导公众做出威胁社会秩序、民主进程和选举完整性的行为,并且会通过将民主象征刻画为与爱国主义相矛盾或者威胁国家利益和稳定的因素,而推动这些公众做出敌对行动。
谣言与身份利用
谣言制造者使用与某种身份相关的符号,来激起群众对其他身份的群体的愤怒,因此,当社会内部存在多种身份、种族或宗教之时,对谣言的利用就会引起基于肤色、种族或宗教的特定集团或群体之间的敌对,从而威胁到整个社会的凝聚力和团结力。
因此,当公众缺乏获取知识的机会、缺乏对社会问题的自由讨论、缺乏表达社会各个群体的需求与愿望的渠道时,谣言就对社会构成一种真正的危险。
利用谣言进行冲突管理
谣言制造者在管理社会内部冲突方面发挥着危险的作用,并且在选举和危机期间,这种作用会进一步增强。
谣言制造者已经开发出了自己的方法——在包含真实内容的信息中隐藏虚假信息,并使用语言符号来唤起群众的感情,并影响他们的倾向。
当信心减弱时
至于国家之间的冲突,谣言制造者的作用则越来越重要,以便在心理上击败敌人,并促使敌对国家的公众感到沮丧和无助,而这些公众从他们信任的媒体那里获得信息的能力越弱,他们就越会对这些谣言产生反应。
这就意味着,谣言已经成为了管理社会内部和国际层面冲突的一项重要武器。
谣言与思想管理
美国国际传播学者赫伯特·席勒提出了一项重要的术语——“思想管理者”,以指代那些控制着国际传媒体系的人士。
但是,这个术语也可能包括许多有能力管理媒体传播误导信息和伪造意识进程的人。造谣者已经成为了在思想管理、影响群众并歪曲其意识过程中的重要角色。
谣言不会自动产生,总是有人在制造谣言,并利用它们来管理他与他人之间的冲突。
为了发展我们对谣言的研究,我们必须将其制造和使用,与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上的冲突管理联系起来,因为在现代,谣言已经变成了一项产业,而对民众心理趋势、需求和情绪的研究,以及如何对其产生影响的研究,都贯穿在这项产业之中。
所有的国家都必须认识到通过操纵群众的感情和情绪并利用他们的需求,作为管理冲突的武器的危险性。
但是,阿拉伯的高校能否通过发展谣言研究,并将其与冲突管理、舆论、媒体和信息等现代科学联系在一起,来应对这一挑战呢?
这些高校能否通过提供正确的信息和履行公众的知情权,来培养能够发现和对抗谣言的新一代内容批评者和信息专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