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不安的共和国及其致命性的身份
法国总统不仅在国内还在国外制造了很多流言和噪音。其中一些是积极的外交，而很多都是在表达不安的情况。而直到关于法国的身份、政治制度、文化身份、文明归属和历史根源的争论重新兴起，那些十分嘈杂的争论才似乎平息下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宪法无法解决这种不安，也无法解决法国政治社会建设的那种严格的愿景。在选举活动和重大事件中，无论何时经过考验，这种不安似乎都很脆弱，并被认为是对自己的威胁。而同时，它自己本身并不是由面貌或特性定义的。在一些空间里停下来观察的话，这种不安的特点可以被清楚地监测到。而在这些空间里，这种不安似乎非常明显。
在社会层面上，法国似乎并未意识到历史、人口变化和法国社会正在经历的动态变化有了怎样的发展和转变。因此，法国不是上个世纪的开端，而是上个世纪的终结。其社会结构水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比如那里的穆斯林人数大约在一千万，而有的城市可能会在一两年内就只剩下一半。
关注一下国家队参加像足球这样著名的比赛，就会发现球队的大部分球星都不是法国人，而这就充分可以证明这一点了。随着这些人口结构的转变，在那些非法国血统的后裔成为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之后，法国似乎不再是一个能够接纳他们并与之进行必要互动的国家，包括融入社会、经济和职业结构。这是否发生在今天的法国？
答案似乎并不是这样。但是，法国却明确禁止接纳和融合数百万人。而用其前总统尼古拉·萨科齐的话来说，他们中的许多人生活在孤立的类似“贫民窟”（法国郊区）的地方，并且那里住着一些“混蛋”。那里的隔绝超越了空间，因为这些地方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相反，即使是对于居住在市中心的不同处境的法国公民而言，这也是一个贯穿整个空间的综合概念。城市的边缘也是一种社会结构，一种民族文化以及一种经济循环。而如果在这些地区的中心确实有一处住所，那么它就处于城市化的边缘。
在文化层面，法兰西共和国要以自己的文化为荣，并且要崇敬、颂扬、普及自己的文化。这不仅是每个以自身为荣、尊重自身文明以及身份认同的国家的文明民族权利之一，也是一个必要并且值得称道的事情。
然而，这种自信不能转化为文化的傲慢。因为这样会导致自我膨胀，从而陷入文化盲目的状态。而最终会封闭自我，拒绝开放，并否认历史的强大活力。其中一个最坚定该思想的理论家就是法国思想家，他们以“现代性就是历史的必然性”为主题对其法律进行监督。
法国是“火”之国，是现代性的坚实支柱。它无法自我活跃、更新和互动，因此变得充满困惑和羞愧。并且它不愿将自己从顽固的概念和最终定义中解放出来，而一味沉浸在更新自己的动态中。当吹嘘自己拒绝遵从全球主义时，当否认普遍性以及对世界人类经验持开放性态度时，它就犯了错误。此外，法国正在尽全力执行法语文化的传播，甚至于对与其他文化的互动异常敏感。因此，它把赌注压在恢复法语的传播势头上，并扩大该语言的使用范围，特别是在非洲殖民地。
在这种充满煽动性的官方声明背景下，这种身份狂热不断升级，以至于到2021年5月，有一千多名现任及退休的军事领导人共同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以警告共和国的崩溃以及来自于日益增长的“伊斯兰危险”的对世俗原则的威胁。
引起关注的是，2012年，居住在巴黎的著名黎巴嫩作家、《杀手身份》一书的作者阿明·马洛夫坐上了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椅子。而这把椅子已经空置了一百多年。此前，马洛夫本人曾一直被拒绝进入法兰西学院学校。其原因是，他参与了2007年宣告法语国家死亡的“世界文学宣言”的起草工作。
在政治层面，除非其主题是法国的身份，否则不得举行选举，也不得组建政府。的确如此，法国的身份这一主题会出现在候选人竞选过程的每一次竞选活动中。所以，你可以在街头和市场上看到这些横幅，例如卖肉店爆发了一场喧闹的争论。他们大喊大叫，因为这些店铺出售穆斯林和犹太人不吃的“禁肉”。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清真肉。而在法国看来，这是威胁共和国价值观和世俗主义原则的禁肉。然后，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场激烈的辩论。清真肉店被视为“孤立主义”和“伊斯兰分离主义”的一种危险表达形式。
法国的身份，在候选人的竞选平台上的每一次竞选活动中都有体现。你会在街上和市场上找到横幅，例如，关于肉店的激烈争论爆发了，他们大喊大叫当他们出售穆斯林和犹太人不吃的“哈拉姆肉”时，因为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是清真肉。而法国则将其视为威胁共和国价值观和世俗主义原则的禁肉。相反，这个问题变成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因为清真肉店被视为“孤立主义”和“伊斯兰分离主义”的危险表达和形式。
而关于“清真肉”成为世俗原则和共和国价值观的威胁的这一现象，同样也发生在了穆斯林妇女的头巾上，即“希贾布”（Hijab）。法国穆斯林学生在学院和大学里佩戴头巾一事会时不时地变成问题的起源。在这种情况下，对法国穆斯林的“不安”升级为恐惧和孤立。而“共和国”的不安也转变为了该国穆斯林地不安。因此，这演变成一种复杂的停滞状态，并且范围正在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共和国的身份焦虑甚至已经发展到了国家指责其公民存在分裂主义和孤立主义的地步。比如，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提出了一项打击伊斯兰分离主义的法律。该法律被称之为“促进共和国价值观的法律”。另一方面，法国内政部长热拉尔德·达尔马宁也随后发表了题为“伊斯兰分离主义：法国世俗主义（Laïcité）的宣言”的“声明”。而上述不妥协的态度似乎是国家将部分公民描绘成分裂分子以向其宣战，而且就像是国家与穆斯林直接对抗一样。
在这种充满煽动性的官方声明背景下，这种身份狂热不断升级，以至于到2021年5月，有一千多名现任及退休的军事领导人共同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以警告共和国的崩溃以及来自于日益增长的“伊斯兰危险”的对世俗原则的威胁。
在法国持续存在的这种身份焦虑以完全相反的形式出表现出来。这种焦虑并没有消除危机地元素，没有试图恢复政治团结，也没有审查和活跃社会契约。而是变成了官方带头的声明，从而加深危机并导致其复杂化。就法兰西共和国和共和国之光巴黎的形象也表现出焦虑和紧张的情绪。它自己、本身、它的孩子和它的邻居，无论远近，无一不在担心。这个开明共和国，它以世俗主义为荣，但是在自由方面又非常狭隘，它在革新方面有所启蒙，拥有民主但因分歧而衰退，正在进步但却又向后看。数以百万计的公民正在乞求礼拜场所，乞求纯粹的选择着装的个人权利。但与此同时，法律限制着他们，通过宪法将他们排除在外，就好像他们是私生子一样。
如今，具有现代性和进步性的法国发表上述官方言论，不仅抹杀了公民、兄弟情谊和平等的价值观以及共和国的坚定支柱，还通过政策和有争议的法律践踏了共存的基础。直至法国社会开始变成为多个社会，公共空间成为多个空间。至于郊区，则其中一些用于监督，另一些则成为混蛋的所在之处。
法国以其对欧洲空间无拘无束地开放来掩盖其官方内部的孤立。而这种开放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寻求不同的和多元的文化，而是寻找相似的对应物，以弥补其分裂的内部，抹杀异己并将其推向边缘。世俗的和世俗主义的法国正在寻找它所谓的“纯粹的、原始的”西欧对应物，以驱逐来自北非、西非、东非以及一直延伸到中东的异己的法国人。
这就是为何法国似乎对欧盟极其热情，甚至将自己称为推动该联盟的火车头。并且，它还毫不掩饰改革其机构、增强其作用以及确保其空间、国家安全、军事实力和战略地位的愿望。在这方面，现任总统马克龙还回顾了共和国以及第五共和国创始人夏尔·戴高乐的光荣历史。
不安又喧嚣的法国十分敢于利用领导的幻觉来教育大家。这个国家声称，“伊斯兰教是病态的”，穆斯林是“分裂主义者”，岛民“什么都不是”，郊区的年轻人是“混蛋”。并且还称东方必须在文化和价值观上顺应西方。
以鼓吹世俗和固守法国世俗主义的法兰西共和国建立在一个严格的愿景以及对宗教与国家关系的顽固的概念的基础之上。而法国这个国家似乎一直致力于以自己为中心，并加强自己的存在。它认为自己是灵魂，是思想，是开始和终结。如果说美国的国家任务是保护宗教和信仰自由，而意大利的国家任务是国家与教会的合作，那么法国模式则主要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切都致力于保护国家。而保护国家的条件之一就是保护法国世俗主义。这意味着，当国家控制宗教时，那么它就是对宗教进行定义和解释的人。因此，它就可以决定何为正确的宗教，从而保证国家胜过一切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战略层面上，从巴黎对其周围环境的愿景可以看出，法国共和国的身份处于紧张和焦虑的的状态。前者是一个被持续不安所困扰的愿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拿破仑领导军事行动，无情地入侵邻国。他认为，法国不会满足于一个与其相似的邻国，所以他相信国家所相信的。因此，法兰西共和国旨在趋同，并且每一个差异似乎都令人不安和感到压力。
二战期间，美国和盟军将法国从纳粹德国手中解放出来。而当时，在英国避难的夏尔·戴高乐正在寻找限制盟军在本国施加影响力的方法。他非常希望法国能够在他的领导下获得解放。从而成为法国的象征和民族英雄。而法国来自海外的这种担忧与第五共和国有关。戴高乐热衷于他的国家获得独立，而不是处于美国的霸权控制之下。因此1966年，作为大西洋联盟（北约前身）的创始人之一的法国决定退出第五共和国。撤军行动一直持续到了2009年，当时法国国民议会投票决定重返联盟。这一政策反映了法国一直处于不安的状态。
二战期间，当美国和盟国将法国从纳粹德国手中解放出来时，身在英国的难民戴高乐正在寻找限制盟军在本国影响力的方法。法国对海外的这种担忧与第五共和国有关。作为大西洋联盟（北约）的创始人之一的法国于 1966 年根据热衷于独立的戴高乐的决定，决定退出第五共和国。他的国家，而不是落入美国霸权之下。撤军一直持续到 2009 年，当时法国国民议会投票决定重返联盟，这一政策反映了法国一直处于焦虑状态。
有时，法兰西共和国的这种不安状态会以鲜明的对比表现出来。总是希望非洲成为其附属的法国经常违背这一愿望并破坏它。法国过度收紧了法律规定并使南岸，尤其是非洲移民的机会复杂化。此举表现出了一种不安，以及它对新法兰西因移民浪潮而出现的多样性和文化多元化感到十分担忧。而当法国意识到这种持续的、有时甚至是致命性的不安所带来的伤害程度的时候，总是为时已晚。在中国招收非洲学生方面，法国失去了绝对的领先优势。尽管非洲大陆与法国有着历史渊源，并且地理相近。但是近年来，中国接收的非洲学生数量首次超过法国。这一变化对法国在非洲大陆的地位下降一事具有中长期的影响。这有利于中国从“丝绸之路”的另一个远方来到这块棕色的大陆。
现在，陷入不安法兰西共和国似乎比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更紧张、更喧嚣。很快，这个国家喧闹的不安反映在其公共政策和政治会议的管理中。这种不安的状态使法国无法意识到自己发生紧急转变的因素为何，以及为了进革新而与这些深刻变化互动的好处在哪。
法国是启蒙时代和现代性的支柱之一，如果不说服自己，仍顽固地抵制进行内部改造，并且不更新构成自身多维身份和一个多元文化共和国体系的要素，那么它所面临的这种喧嚣将进一步加剧。
不安又喧嚣的法国十分敢于利用领导的幻觉来教育大家。这个国家声称，“伊斯兰教是病态的”，穆斯林是“分裂主义者”，岛民“什么都不是”，郊区的年轻人是“混蛋”。并且还称东方必须在文化和价值观上顺应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