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定义未来的中东政治

突尼斯革命 (半岛电视台)

如果你从思想和实际上关注政治,那么你就会发现,过去的两年是快与慢构建的疯狂组合,针对层出不穷的危机与动荡的过快反应,可能会让你在有关长期规划的问题上陷入僵局。

你已进入2022年,因此,在展望未来时,你必须放眼长远;你应当在更加关注未来挑战的基础上,对周围的事件作出反应。

该地区的国家仍将面临能力与期望之间的差距。公民们期望国家能够保护他们,并且能够按照国际标准为他们——尤其是青年人——提供新的机会。尽管如此,他们可能仍会觉得,国家的唯一目标就是控制他们,这可能会导致越来越多的挫败感,并加剧精英和其他人士之间的分歧。

对于我们地区的任何政治家而言,当前的任务就是管理变革,其领域涉及三大组成部分:边界与作用正在重新划分的国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社会,以及以流动性为特征的地缘政治进展。而除了上述三大部分之外,还有必要丰富对周围世界的理解,以及这个世界正在改变的方式,再加上它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

权力与野蛮之间的国家辩证

削弱或强化该地区国家作用的企图将继续存在。这很可能会通过努力减少其规模和特权,通过国际金融机构推动的朝着私有化方向发展的一揽子政策来实现。

该地区的国家有能力证实其比预期的更具弹性。在未来,对国家的控制仍将是精英阶层生存的基础,而且往往是唯一的保证。

该地区的国家仍将面临能力与期望之间的差距。公民们期望国家能够保护他们,并且能够按照国际标准为他们——尤其是青年人——提供新的机会。尽管如此,他们可能仍会觉得,国家的唯一目标就是控制他们,这可能会导致越来越多的挫败感,并加剧精英和其他人士之间的分歧。

国家可以通过镇压和监控来展示其力量,尤其是当精英们感觉受到威胁并害怕权力消亡之时。野蛮国家将不断互相学习如何去克服社会怨恨并遏制政治反对,而在地区层面上,国家的统治精英可能会寻求达到权力顶峰。

促进国家暴行而非权力的战略,可能会适得其反,而对国家合法性的破坏,可能会使之失败或使其政治项目失败。这种情况可能会因缺乏重要的替代力量而加剧,无论是在社会层面上还是在超国家的层面上。这也可能会强化国家组成部分之间的分离要求。

领导职位需要重视普通公民对国家的想法和期望的精英阶层。强国的存在将以共同承担责任和合作合作的名义,为社会和私营领域内的其他行为者提供某种参与和分享权力的机会。

沿着中心-边缘动态的纵轴便可以观察到类似的趋势,而在每个国家的首都和最边缘化的地区之间,则可以观察到更为明显的趋势。这将导致成功和充满创造性的尝试,以打破权力的中心化,从而使国家主体更接近其公民,并释放其经济和文化潜力。

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在政府使用暴力和确保边界安全方面一直很强大,在这其中只有部分例外:自2003年以来的黎巴嫩、也门、索马里和伊拉克,这些地区成为了区域对手之间相互竞争的舞台,而自2011年的革命之后又增加了几个国家,即叙利亚、利比亚,还有非国家行为体的发展,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历史上,在黎巴嫩、伊拉克等国家薄弱的地区,总是会有非国家行为体的出现。

因此,弱国数量的增长,以及愿意资助它们的地区和国际行为体的增加,导致了非国家行为体出现等同的增长,但是其后果和影响被放大了。基于身份政治的非国家行为体占据优势,当不同团体控制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和也门时,它们对伊斯兰教逊尼派和什叶派的重视程度也有所不同,与此同时,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仍然控制着叙利亚、伊拉克和土耳其的库尔德地区。

这些转变共同使本世纪20年代呈现出一幅与十年前的革命之前截然不同的地缘政治图景——现在有了更多不稳定的国家,更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地方、国家和跨国层面上)在其中开展活动,还有更多的区域和国际大国准备通过赞助当地行为者或部署自有的军队来实施干预,而所有这些结构性的转变,都使得那些在过去相对稳定的空间,可能会被卷入其中。

总而言之:政治是由下而上并在地方层面形成的,它是由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的各个层面构成的互动网络所支配的,其中非政府行为体现在占据了超过国家主体的比重,而这些国家将对现在和未来重新定位其作用与规模。

包容性的公民

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社会趋势将由内生变量和外部因素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形成。而该地区或部分地区将会明显走向两极分化还是走向多元化,这从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当地社会和政治领导人为应对这些趋势而作出的选择。

针对宗教的态度仍将是当地社会和政治动态的主要驱动力,并且仍将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然而,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正经历着深刻的转变,尤其是在年轻人中,而这些转变受到新的文化和认知模式的影响,并且基于个人主义、利益、实用性以及参照物或中心点的消失等等。

在以人们生活水平为优先事项的分歧,以及从意识形态到生活层面的社会转型,都可能会塑造宗教和世俗两大阵营,除了整个社会之外,这种分裂的动力,再加上宗教与世俗之间的分裂以及两大阵营之间的裂痕,可能会导致更为激烈的身份冲突。

公民身份、对多样性的承诺和个人权利可能会因不同的归属关系和对核心身份的忠诚度而受到威胁,而对长期存在的宗教和世俗话语的政治利用,可能会导致更多的社会冲突和竞争,以争夺对两大阵营的领导权。

为追求政权、精英或群体的利益而操纵社会分裂,这可能会明显导致宗派分歧的升级。

建立除外线将继续成为治理和政治生活的一大特征,但是这些底线将位于何处仍不清楚,而其涵盖面可能包括国籍、种族、种姓、宗教、阶级、部落、政治派别等等。

各种形式的个性化和多样性,可以成为重新发现包容性公民理念的基础,因为这是社会发展的主要驱动力,也是治愈身份冲突创伤的间接方式,与此同时,集体身份和沟通结构可能会继续发挥巨大的作用,但是,如果重新关注个人自由和权利,那么它们在分裂社会内部继续实现两极分化的潜力可能会进一步减弱。

多元化的宗教领域可以使宗教领袖受到普通信徒的问责。而这可能从很大程度上有助于减少对宗教话语的利用,并加强国家权力与宗教机构和组织之间的分离。

更具弹性地应对未来

对于任何政治人士而言,未来几十年内最重大的挑战,可能是制定更具弹性的应对措施,以面对将在未来几年内塑造政治生活性质的三大关键领域内出现的变化,即人口结构、将受到改变其性质的新兴因素所影响的经济,以及地缘政治。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布的一份报告,到2050年之际,中东地区的人口将急剧增加,并在30年内从2020年的约5亿增加至7.24亿。在这样的增长之下,青年人口数量将会激增,而这将给国家带来一定的压力。

部分国家面临的挑战将比其他国家更为严峻。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预估,到2050年之际,埃及的人口将增加6000万,而伊拉克的人口也将增加4500万。

在2020年进行的阿拉伯国家民意调查中,绝大多数受访者表示,经济问题是他们的国家必须解决的最紧迫的问题。其中91%的受访者认为,他们的国家内存在腐败。一些评估指出,在过去的50年内,腐败给该地区造成了近1万亿美元的损失。而在过去的10年中,腐败一直是引发该地区抗议活动的一个主要因素。

未来的经济发展将受到与现有结构相互作用的新因素的影响,从而会产生新的经济格局。

四大新兴因素包括:

  • 气候变化:到2050年之际,气候变化将成为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全球事实,但其影响会因地区而异,而该地区的国家将受到最为严重的影响——整个地区都将感受到这种影响,包括极端天气现象、热浪、干旱、荒漠化、严重缺水和海平面上升等等。

最容易受到危害的地区之一,便是尼罗河三角洲——海平面上升约50厘米可能会迫使当地的400万埃及人迁徙至其他地区定居。

该地区的政府和社会将不得不应对自然资源的匮乏,包括粮食、价格波动,以及与新的疫情相关的风险。

环境退化将会放大经济和社会挑战,特别当它出现在人口显着上升之际。而预测和应对这些挑战的能力,将是抓住机遇和应对风险的关键。

  • 后石油世界:到2050年之际,由于全球能源体系发生深刻变革,后石油世界将成为主导。而这样的体系不会导致供应的短缺,相反,它可能会因为发现新储量、在石油和油砂上的创新投资以及液化天然气的普及,而在一段时间内提高化石燃料的产量。尽管新兴经济体的供应在持续增加,但其价格可能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相对较低的水平。

但是从长远来看,脱碳的主要驱动力将是朝着可再生能源生产和储存方面的技术创新所迈出的巨大步伐,此外,由于全球加深了对环境变化的认识,清洁能源也将变得可用和普及。这一转型将得到世界上最大的两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即中国和印度,此外,欧洲也将为这项进程提供投资,而该地区也将在这一转型中占据很大的份额。

  • 城市化的不断扩大:本地区的一大特点就是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目前,本地区近60%的人口都居住在城市地区,而这一趋势预计在2050年之前不会发生任何改变,届时,该地区的城市将额外容纳1.3亿人口,并将因此变得极度拥挤。由于这项进程的速度和空间资源的减少,城市化带来的挑战将尤为严峻,而环境退化也可能会加速农村人口的外流,但是城市也必须应对与环境相关的挑战。

虽然事实上我们已经习惯了像开罗和伊斯坦布尔这样的“特大城市”,但是还有部分城市的人口也将超过1000万人。各有1500万人口的巴格达和喀土穆,将成为地区发展最快的大城市之一。紧随其后的是拥有1100万人口的德黑兰,然后再是拥有800万人口的利雅得、拥有700万人口的吉达,以及拥有500万人口的阿尔及尔和卡萨布兰卡。城市地区适应这一新现实的能力将取决于增长率,以及地方和国家当局为实现公共交通、卫生等基础设施现代化而分配的资源。

  • 数字化和自动化:扩大技术的使用将是2050年的全球大趋势之一。数字化将极大地改变经济、社会和文化模式,而创新将是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取得成功的关键,自动化和人工智能将从根本上改变绝大多数国家的劳动力市场。由于事实上已经很高且持续存在的失业率,和不断上升的待业率——尤其是在青年人口中,该地区必然会受到这些趋势的影响。

适应经济和技术趋势的能力不断变化,从而会增加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差异。虽然海湾地区可能更容易适应这些变化,但是其他拥有大量劳动力、劳动力市场紧张和政府效率低下的国家,则可能会面临重大的社会问题。

地缘政治:有哪些新生问题?

上述提及的这些转变共同使本世纪20年代呈现出一幅与十年前的革命之前截然不同的地缘政治图景。

该地区现在有了更多不稳定的国家,更多的非国家行为体(在地方、国家和跨国层面上)在其中开展活动,还有更多的区域和国际大国准备通过赞助当地行为者或部署自有的军队来实施干预。

可能排在前列的新冲突驱动因素包括:人口压力、快速城市化、气候变化、自然资源稀缺、能源转型及其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美国逐步退出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积极结果,可能是将由地区大国来承担安全责任。鉴于冲突的高成本以及与其他地区的进步相对落后所产生的风险,这可能会推动地区大国——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样,积极作出使冲突降级的努力,并采取措施以建立新的区域安全结构。

一本意大利名著中提到,“为保持不变,一切都必须改变”,而这句话非常适合定义这样一个以极端流动性为特征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地区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