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袭击:记住无法改变的一切

2001年9月12日,从新泽西州霍博肯的一个地点看到曼哈顿世贸中心旧址升起的滚滚浓烟 (盖帝图像)
2001年9月12日,从新泽西州霍博肯的一个地点看到曼哈顿世贸中心旧址升起的滚滚浓烟 (盖帝图像)

2001年9月11日(星期二),我习惯性地在很早醒来。当我还躺在床上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了阅读和写作,并对发生在几公里外的曼哈顿市中心的一切浑然无知。我们住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校园上西区的一所公寓内,这里远离喧闹的市中心和商业中心区,是一片安静而宜人的住宅区,就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乡村地区一样。

我的固定电话响了起来(在那个时候,手机只是个奇怪的玩意儿,我们仍然使用老式的固定电话交流)。来电的是我的一名朋友,他的声音里满是忧虑。他问我是否还好,当我告诉他我没事时,他让我打开电视。

当电视屏幕亮起来时,我看到,我们的城市遭到了攻击。庞大的世界贸易中心双子塔被飞机撞得摇摇欲坠。人们都在四下逃命。这一刻,我几乎忘记了时间——时间似乎静止了。

我的思绪立刻回到了同年的4月15日,当时,我带着我的大女儿帕迪斯去到了北塔顶层的“世界之窗”餐厅庆祝她的生日。我还记得我们是如何看着飞机在附近的纽瓦克机场降落和起飞的。我记得我当时还对她说,“这难道不惊人吗?我们竟然看着飞机在我们脚下降落和起飞!”

在一半怀疑、一半绝望的情绪下,我迅速穿上衣服,和另外几个也吓坏了的人一起奔赴发生袭击的市中心。大街上空得出奇。城市里一片异乎寻常的寂静。我们纽约人大多是噪音上瘾者,过分的安静只会让我们焦虑。那天早上,城里太安静了。我看着百老汇的建筑,就好像它们是刚在市中心失去父母却懵然不知的孩子。

我所在的这一小组迷惑不解的人,最后在休斯顿街停了下来。

我看到部分日本游客从停在街上的汽车上收集双子塔倒塌时的灰烬作为纪念品。奇怪,我想——来自砖块、水泥、肉、咖啡杯上的灰尘,还有那些已经死去的人的梦想。

我开始在心里背诵波斯诗人奥玛·海亚姆的诗句:

且趁韶华纵所之,终沉尘壤悔嫌迟。

尘来尘往尘间腐,无酒无歌无尽期。(郭子华译)

哀悼的高贵

第二天(星期三)是我的教学日。当我走到校园时,我看到我们的学生已经拿到了彩色粉笔,他们正在图书馆的台阶上画出他们的恐惧、焦虑和哀悼。

哀悼不是为了死者。哀悼是为了还活着的人。这是为了活出高贵的高尚艺术,是为了纪念宝贵生命进入永恒的神圣仪式。这是当凡人感到灵魂不朽时作出的反应。那么,那些失去了哀悼的文明和文化又会怎样呢?

在一两天的时间后,人们才能安静地坐下来,哀悼降临在我们城市上空的恐惧。在那之后,美国人被匆忙剥夺了高贵的哀悼空间,因为他们被赶去报复一个很快便为他们制造出来的无形敌人。在复仇之前,人们需要平和,他们需要时间安静地坐着,静静地感受我们对这个混乱世界的恐惧。但是在战鼓迅速响起之后,那些安静的沉思便沦为了沉默。

在“911”袭击10周年之际,我为半岛电视台撰写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我与我的读者分享了我和法国著名哲学家雅克·德里达的一段简短交流。在那场恐怖事件发生后不久,德里达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了一场公开演讲。在那一天,德里达谈论了“政治”的哀悼,他向听众们解释称,我们在美国所目睹的哀悼,并不仅仅是对那些在“911”事件中丧生的人们的哀悼,而事实上,我们哀悼的是我们熟知的“政治”概念。在演讲结束时,我问他是否认为我们在这座城市所看到的“哀悼的政治”可能会取代“对政治人物的哀悼”。他陷入了沉思,但却想不出一个直截了当的答案。他说,“我没有水晶球”。

然而,“哀悼的政治”和战争的鼓声很快便淹没了这个时刻,美国人可能被带到毫无情感之地去感受失去至亲至爱的痛苦,但却仍在他们的战斗机射程之内。

所谓的“反恐战争”如此迅速和激烈地占据了哀悼“911”的政治舞台,以至于这个国家被剥夺了任何悲剧性的内在感。一切都是外在的,一切都是暴力的报复——对实际发生的事情没有留下任何有意义的思考。

5年之后,也就是在“911”事件15周年的纪念日这天,我在半岛电视台发表的另一篇文章中重新思考了这一观点。我详细说明了哀悼的政治是如何先发制人地取得了胜利。

事实上,在每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911”周年纪念日上,愤怒和复仇的呼声都盖过了内化他人痛苦所必需的更安静的空间内的一切。当这样的人变得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国家的灵魂仍然在思考——在这个世界上,它能在哪里找到这个空间的下落。

从戛纳到坎大哈

阿富汗人和伊拉克人多年来一直承受着美国人因“911”事件的遭遇而产生的后果。如今,他们仍在承受那灾难性的一天所带来的后果。但是有谁能像记得“911”这个日子那样,记得10月7日(2001年美国入侵阿富汗的日子)或3月20日(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日子)呢?想象别人承受的痛苦,才是哀悼自己失去至亲的高尚行为的开端。

当时,有一件简单的艺术作品将美国和阿富汗的世界联系在了一起。

2001年5月,伊朗电影制作人莫森·马克马尔巴夫在戛纳首映其电影《坎大哈》。尽管获得了业界的好评,但是这部电影最初并未在美国产生太大的影响。而在同年9月,这部影片却出乎意料地得到了重视。在当年的“911”事件之后,我征得了马克马尔巴夫的同意,在哥伦比亚大学放映了这部电影,并得到了广泛的欢迎。

我当时的目的是将纽约的悲惨事件放在该区域更广大的背景之下,设法在坎大哈和纽约这两个城市之间接近距离并形成团结。但这基本上是注定要失败的尝试。这个国家正准备对阿富汗宣战,而即使是最自由和进步的美国人——例如理查德·福尔克,也认为这是一场正义的战争。

理查德·福尔克在2001年10月发表在《国家》(the Nation)的一篇文章中写道,“从我儿时起,我从未支持过美国参加任何枪战,尽管现在在我看来,北约在科索沃的战争取得了有益的结果”,“但是在我看来,在阿富汗打击末日恐怖主义的战争,确是二战以来第一场真正能以正义之名而打响的战争。”

但是“911”袭击中上演的暴力场面并非天灾,美国对阿富汗的入侵和占领也并不会像理查德·福尔克所担心和认识到的那样——仅仅局限于复仇心理。战争会产生并维持其赖以存活的军国主义逻辑和世界末日结局。

在美国历史上,民族悲剧比比皆是。从南北战争到亚伯拉罕·林肯遇刺,再到约翰·肯尼迪、马丁·路德·金、马尔科姆·艾克斯的遇刺,一直到“911”悲剧事件的发生,美国人其实在其国家的历史上拥有很多哀悼和自我反思的机会。

“反恐战争”中必胜的军国主义,以及为报复“911”袭击而摧毁两个国家的那种肆无忌惮的残酷,都无法根除那个灾难性的日子所留下的空洞。这些只不过是隐藏了这种空洞。如果一个国家在动用枪支和战斗机之前,无法从国家的悲剧中汲取智慧和慰藉,那么它将永远成为不了一个伟大的国家。而除非阿富汗或伊拉克儿童的生活能够变得与美国儿童的生活无异,否则,这永远不会发生。复仇无法弥补一个人心灵上悲剧性的创伤。而只能否认它的存在。

曼哈顿市中心已经又回到了拥挤和繁忙的状态。“911”已经成为人们很少记得的标志性历史的一部分。这就像是在纪念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遇袭那样。所有值得纪念的美国节日,例如阵亡将士纪念日或劳动节,都可以被调整至星期一,从而变成一个周末小长假,让人们从繁重的日常工作中稍稍得到休整。但是,“911”将永远是一个被遗忘的、无法改变的、充满工作的星期二,在那一天的某个短暂时刻内,这个民族的灵魂对全世界一直害怕的东西终于产生了恐惧。

 

本文仅表达作者个人观点,并不反映半岛电视台编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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