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塔利班时代后 美国及其专家还剩下些什么?

2010年7月23日,阿富汗坎大哈北部的阿尔甘达卜山谷内,一名美国士兵站在一辆燃烧着的装甲车旁边,在此之前,这辆装甲车撞上了一个简易爆炸装置 (路透社)
2010年7月23日,阿富汗坎大哈北部的阿尔甘达卜山谷内,一名美国士兵站在一辆燃烧着的装甲车旁边,在此之前,这辆装甲车撞上了一个简易爆炸装置 (路透社)

由美国建立并慷慨资助的阿富汗军队在塔利班轻易攻入喀布尔之下的崩溃,即使按照美国通常的标准,也算是一场巨大的惨败。而关于谁“输掉了阿富汗,又是怎样输掉的,为什么输掉的”这类问题的事后分析,往往又很难触及实际发生的真相。

当一场原本应该被地表最强大的军事联盟所粉碎,并在20多年的时间内反复被轰炸成碎片的“乌合之众”再次从灰烬之中崛起,并轻松进入由“终结者们”建造的总统官邸——而且这些“终结者们”碰巧还在附近,那么,我们应该在这里讨论的并不是阿富汗问题,而应该是美国本身,以及作为一个世界强国,美国还剩下些什么。

迄今为止,人们给出的标准答案包括:“阿富汗的战争(并不像发生在伊拉克的那种坏战争)是如何变坏的;更好的时机与准备也许能够帮忙,策略如何不同等等。

这些答案关注的主要是技术问题,例如北约内部的指挥问题、策划薄弱、阿富汗领导层的腐败和无能、奥巴马总统2009年“增兵”计划的失败、错失和平谈判的机会等等,与其说是深入的分析,不如说是在分散公众的注意力。

甚至是持续指责巴基斯坦对塔利班的支持也毫无关联——即使这些都是真的,其作用也根本无法与支持美国的40余个发达国家以及完成了大部分的地面初期战斗的部落民族武装相匹敌。

在这里,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超现代化的战争机器,却在一场与边缘化的军事政治力量的战争中沮丧地遭遇了失败,这场战争发生在世界上最为贫穷的国家之一。这个梦幻般的联盟提供了超过一万亿美元的慷慨资助,并得到了联合国在民事事务方面的领导和指示的支持,此外还花费了20年的时间,以积累“胜利”与“成就”。然而,当光着脚的村民们走进来,或是骑着摩托车过来,并在短短几周内将所有这些“成就”抹掉时,它震惊却又无能为力。

这并不是技术或后勤上的失误。这是一场惨败,一场惨无人道的失败。即使是在最为暴力的殖民解放战争之后,我们也从未见过任何一场占领会这样匆匆将其包括翻译官在内的“人类成就”带回国。这可谓是史诗级的现象!

部分批评人士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战争的想法本身是否合理,这也提醒我们注意质问其理由,因为“911”袭击的肇事者并没有任何人来自阿富汗,而美国对他们的庇护甚至比阿富汗更多。基地组织之所以选择阿富汗,是因为该组织没有国籍,而不是因为阿富汗是一个“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因此,战争并未解决冲突的根源。

阿富汗一直对外国侵略者保持着异常的抵抗,并且在将外国侵略者挡在门外方面非常有效,这一点与伊拉克不同,因为伊拉克曾有形成殖民地的经历。因此,美国的这场入侵既无益又不明智。许多人认为这是不公平和非法的。

然而,除了一小部分持怀疑态度的人员之外,西方对这场“善”与“正义”的战争的支持,从总体上讲仍然很强。在2019年10月,美国杂志《外交事务》就阿富汗问题采访了一组“具有深刻专业知识的当局人员”,并询问他们这场战争是否是个错误。但当时只有少数人质疑它的合法性,即使在所有这些事情发生或被曝光之后。

在“911”之后的创伤中,美国领导人觉得他们必须尽快采取暴力行动。这更像是一种寻求宣泄的行为,而不是理性的回应。与奥萨马·本·拉登一样,小布什也选择了阿富汗这个看起来非常薄弱的环节,以作为实施报复的地点。

尽管如此,这种轻率的后果却并不难预测。问题是:在这个专家、学者及经验丰富的政策制定者层出不穷的“发达”国家内,预测这场灾难为何如此困难?

阿富汗的溃败并不是唯一一项让“专家”感到意外的重大事件。你能想到的所有事件——包括“阿拉伯之春”、柏林墙、伊朗革命、伊斯兰主义的兴起等等,均是如此。部分“专家”似乎总是最后一个知道真相的人。

部分学者认为,历史的发展在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即使对参与其中的行动者也是如此。后者中的许多人参与了对意图的故意隐藏。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专家们”往往不愿看到显而易见的东西。

在过去的几十年内,我一直在回应“伊斯兰主义的终结”这类一厢情愿的想法。在上世纪90年代末,一位美国朋友给我寄来了她的书的评论章节,书中预言了伊斯兰主义的终结。而我则给她发过去一篇10年前发表的文章,这篇文章批评了美国国务院分析师得出类似结论的方法。

他们的结论是基于5个国家的“选举”结果而得出的,但这些都是独裁国家!我在那篇文章中警告称,美国支持的政权的持续压迫,将使伊斯兰主义者变得更加激进,而不是像部分人所希望的那样被消灭。我想,现在我们都知道事情在后来的是如何发展的。

爱德华·赛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深刻批判告诉我们,这些错误是更广泛的扭曲模式的一部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赛义德的工作遭到了强烈的反对,并引发了美国中东研究中的“宗派”极化现象。而反对赛义德观点的人员,则包括一个新保守主义者联盟和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他们对中立公正的学者发起了包括诽谤在内的多项运动,他们四处游说,以削减那些反以色列,或是反美高校的官方资金。

这些企业包括美国受托人与校友理事会,该理事会于1995年由林恩·切尼与参议员乔·利伯曼成立。批评人士指出,该理事会是新麦卡锡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它系统性地将进步派学者列为“美国文明的敌人”。

在2002年,亲以色列的游说者发动了“校园观察”运动,以专门针对那些被认为对以色列议程怀有敌意的学者。该组织公布了“违规”学者的“黑名单”,并敦促学生告发或举报他们的教授!

鉴于前面已经提到的有关外交政策分析中“专业知识”的问题,因此,这些活动人士提出的建议无异于让弱视者戴上眼罩的做法。自此之后,“特朗普主义”及其对任何理性事物的敌意更是加剧了这种做法,这不仅威胁到学术界和理性世界,还威胁到了整个美国社会。

阿富汗问题需要在这个更加广泛的框架内来看待。错误的分析(或者是纯粹的偏见)往往会产生灾难性的政策,而灾难性的政策又会产生更多错误的分析。这里可以提出以色列的背景问题,美国非理性的决定纵容以色列提出任何荒谬和危险的政策而不顾后果,甚至是对以色列本身。因此,对该地区稳定构成最大威胁的并不是以色列,而是美国。

但当前危机的直接根源要追溯至1990年,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决定利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机会,而在后冷战时代维护美国霸权。他没有利用外交手段来解决危机,而是利用这个机会来炫耀美国的武力、支持友好的独裁者、确保石油供应,并向所有人展示谁才是世界的老大。

英美高级官员不曾理会有关严重后果的警告,并在战后吹嘘他们是多么正确:什么都没发生。然后,当然,“911”袭击发生了,同样还是这些人在问:这是从哪儿来的?

1990年发生在中东地区的情况,与2001年发生在阿富汗的情况相似。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发生了一个保守型社会受到破坏性的外国存在的创伤的事实,而且阿富汗的情况更为严重。这种外国存在撕裂了原有的社会,从而引发了暴力的防御反应,并随后蔓延至美国。

在1990年入侵沙特正是原罪,此举催生了基地组织。而2003年入侵伊拉克则催生了ISIS。随后是入侵阿富汗,并催生了一个更加可行的伊斯兰酋长国。

与此同时,地区平衡却出现了紊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被认为是敌人的伊朗却获得了多次胜利。美国压制了它在伊拉克(随后是在阿富汗)的敌人,实际上是把伊拉克交给了对方。与此同时,美国军队在沙特(伊朗的宿敌)境内破坏性的存在,又动摇了该国的稳定。

正如我曾在其他地方指出的那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霍梅尼的追随者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种来自神的干预:神派出伊朗的头号敌人去征服当地的对手,并将战利品交给伊朗人。美国的行为实际上就像该地区的一个亲伊朗的民兵组织——不仅远程听命行事,而且是完全免费的。

在叙利亚问题上同样如此。他们没有采取严厉的措施来阻止巴沙尔·阿萨德对叙利亚人民利益的侵犯,对ISIS有选择性的干预使美国和北约成为了叙利亚政权和伊斯兰革命卫队原司令卡西姆·苏莱曼尼的免费空军,而这一次,却是将叙利亚交给了普京和哈梅内伊。

而美国最可靠的盟友土耳其却成为了俄罗斯-伊朗同盟的“人质”。即使是古老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也让人难以捉摸。道德并不是唯一的受害者,实用主义也同样如此。由于美国的反复无常和难以让人信任,它继续让盟友感到失望;而由于美国的无能,它又帮助敌人兴旺昌盛。在下一次,当美国决定直面中国或俄罗斯时,它也只能孑然一身。

就在10年之前,人们还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在美国的单极时代,极端分子还能生存多久?我想,现在的问题是:在塔利班的时代,美国还能坚持多久?

在这一点上,所谓的“专家”与浮躁的政客同样有罪。

几年之前,一位出租车司机开车送我去伦敦的“天空新闻”演播室接受采访,他问起我要谈论的话题。当他得知是伊拉克战争时,他挖苦地说道,“我认为情报机构应该根据《商品说明法》而受到起诉。”

也许他们并不是唯一应当受到起诉的主体。

 

本文仅表达作者个人观点,并不反映半岛电视台编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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