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改善与“以色列”的关系
在过去的几年里，土耳其和以色列发出了一些信号，表明由于多种原因，他们的关系可能会在没有具体结果的情况下得到改善。但最近发布的，尤其是来自土耳其的信号，表明这件事已经成为一个时间问题，似乎“以色列”这次反应更明显。
2010年，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因后者袭击开往被围困的加沙地带的“马尔马拉”号船而被冻结，尽管双方在2016年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但关系并未恢复到以前的状态。
2018 年，随着对加沙返回故土游行的暴力回应以及美国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土耳其从特拉维夫撤回了大使，并宣布以色列大使在其领土上不受欢迎。此后，媒体一直收到有关两国会晤或两国关系可能发展的消息泄露，而实地却没有发生。
信号
今年7月9日，土耳其11年来首次在驻特拉维夫大使馆任命了一名文化参赞，即自“马尔马拉”号船事故以来首次，这意味着文化和旅游可能成为双边关系进入新阶段的大门。
7月12日，文化参赞任命后仅3天，土耳其总统与以色列新当选的总统伊萨克·赫尔佐格进行了通话，对他表示祝贺，并讨论了双边和区域问题。两国总统在通话中强调，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潜力巨大。”根据埃尔多安的推文，他表示，“尽管存在各种意见分歧，与以色列继续沟通和对话，非常重要。”
赫尔佐格表示，他和埃尔多安强调，双方关系“对中东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至关重要”，并同意“继续对话以改善两国关系”。
考虑到双方使用的措辞，以及媒体报道称通话多年来首次持续了40分钟，可以说这是两国关系即将取得发展的明确迹象，或者至少土耳其在这个方向上有明显的愿望。
土耳其执政的正义与发展党发言人奥马尔·塞利克说，两国总统就争议问题的对话以及贸易和旅游等合作文件达成了“需要采取的措施框架”，他强调，将与特拉维夫有“更具体的步骤”。
另一个证据是，新任以色列总统参加了由西耶路撒冷新任文化参赞组织的土耳其咖啡展览，并说：“如果我们坐在一张桌子上喝咖啡，我们可以通过文化和各个领域的合作推动我们的地区走向更美好的未来。”
动因
2020年12月，有消息称土耳其将在外交任命活动框架内任命驻特拉维夫大使，一些报道提到了被选中的大使的名字。当时并没有宣布任命，但据了解，土耳其原则上是可以接受任命的，也许双方还有一些技术细节尚未商定。
通过寻找土耳其这种变化的原因和动机，美国新总统乔·拜登似乎是包括土耳其和其他方在内的许多地区发展的共同因素。这包括土耳其与欧洲关系的磨合，以及土耳其努力开启与美国一些盟友关系的新篇章，包括埃及、沙特阿拉伯，以及在较小程度上改善与阿联酋的关系。占领国也不例外，因为土耳其似乎坚信发展与它的关系可以缓解与白宫的紧张关系，后者是土耳其目前的优先事项。
东地中海的文件最近成为土耳其外交政策的一个明确优先事项，从土耳其的角度来看，这里对特拉维夫有两个重要意义：第一个是与以色列划定海上边界的可能性，这将加强土耳其对抗希腊的地位，特别是因为如果不算土耳其2019年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达成的协议，土耳其在这个问题上仍然缺乏合作伙伴，而与埃及发展关系的进程（可能与埃及划定海上边界）似乎很慢。
至于第二个重要性，那就是希腊领导的东地中海轴心被打乱，因为占领国是这个轴心中的基本支柱，而其他一些成员也将受到一定影响。
一方面，文化、旅游和贸易方面也有明确的重点，因为它们不代表双方之间有争议的问题，而且代表双方的利益；另一方面，由于近期土耳其经济指标下降，尤其是在新冠大流行的情况下，它们对恢复经济具有重要性。
促成此事并有助于摆脱紧张关系的是，以色列新政府结束了内塔尼亚胡及其统治，至少是暂时的，显然，土耳其认为这是一个机会，让内塔尼亚胡为先前的关系恶化负责，因此有可能与新政府翻开新的一页，特别是土耳其官方话语强调两国关系的问题在于以色列政府及其政策。
代价
综上所述，土耳其似乎已决定与占领国以色列发展关系，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迹象可能就是埃尔多安的上述接触以及他越过官方外交层面谈论“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以及赫尔佐格的回应。
目前尚不清楚双方的关系能以多快的速度发展，但在此之前，不确定以色列是否有兴趣加快这一进程及其准备程度，尤其是正义与发展党发言人奥马尔·塞利克在回应关于交换大使的问题时说“以色列方面不是准备好了吗。”
但无论如何，如果我们作出判断，决定已经做出，剩下的只是与时间、形式和工具相关的细节，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双方之间的关系会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就引发了将为此付出何种代价的问题。
首先，虽然没有政治压力或民众对发展关系的需求，但土耳其内部很可能不会为此付出代价，因为一些民意调查显示土耳其执政党和反对党的支持者均对这一步并不热情。可以看出，土耳其民众更多地遵循类似轨道的政治决策，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安全、支持经济等方面的决策时。
在外部层面，土耳其将为其在该地区的形象和信誉付出代价，尤其是在巴勒斯坦人面前，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它一直将自己描绘成巴勒斯坦人面对占领政策时其权利的强大捍卫者（有时是唯一的），这与发展与巴勒斯坦关系的愿望不一致；其次，它对以色列与一些阿拉伯国家签订关系正常化协议发表了尖锐的批评；第三个原因是赛义夫圣城战役后发生的事件，以及占领者在此期间犯下的罪行，在土耳其官方和民众层面激起了强烈反应。
或许在发展关系中询问占领者可能要求的代价是合乎逻辑的，特别是因为土耳其似乎更愿意和渴望这样做，并且更加保守和深思熟虑。另一个问题是关于土耳其与巴勒斯坦人的关系，特别是抵抗派，以及他们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土耳其和以色列之间预期和解的影响，因为以色列宣布的和解条件与哈马斯有关。
总之，预计第一步将包括发展旅游、商业和文化关系，双方可以在此基础上建立后续步骤。但不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否会走上积极的道路，而且回到以前的联盟状态也不太可能，特别是考虑到“以色列”对耶路撒冷和加沙巴勒斯坦人采取的政策的稳定性，预计土耳其会对此做出明确回应。
但如果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以任何名义重新回到政治轨道，那么这些关系的发展将有可能加快，埃尔多安在他的推文中提到了这一点，并且巴勒斯坦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可能在上述接触的同一时期访问了土耳其，这些都预示着一个新的阶段似乎即将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