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为部分国家提供了攻击民主的机会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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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使民主国家的政府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因为感染人数和感染速度的上升促使他们采取了部分与民主原则相矛盾的措施,甚至是在这些形势之外根本无法想象的措施。此后,人们发现需要在实现公共卫生的原则和目标,和坚持民主、自由、人权的原则之间取得平衡。因此,有人认为,民主是新冠疫情的首要受害者。

这种平衡一方面体现在需要采取坚定而迅速的措施——决策过程必须集中在政府手中并以牺牲其他国家机构的利益为代价;另一方面,这些基于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必然意味着对行动自由和集会自由的限制。

从宪法上而言,政府与国家有权采取严格措施以保护公共利益,即使这些措施与民主、自由和人权的原则相冲突,但是,这些措施必须与危机的严重程度成正比,并且需要设定严格的时间限制,达到平衡以防止其遭到滥用或任意妄为。

《经济学人》在今年2月发表的一篇有关民主的报道中指出,2020年的民主和人权状况达到了几十年来最为糟糕的程度,部分国家的领导人利用新冠疫情造成的紧急情况来攻击民主及其机构,从而加剧了这种状况的危险性——部分威权国家将利用这些行为来证明民主统治模式的失败。

新冠疫情暴露了民主国家内部的社会和经济差距,这些国家内的边缘化阶级和种族、宗教少数群体受到的打击更为严重,由于应对疫情不力,这些国家也为其长期缺乏的正义和长期以来的歧视政策付出了代价。

通过研究不同国家对新冠疫情产生的变量的反应,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措施千差万别,而疫情状况并不是决定这些措施的唯一因素,有许多国家在限制公民活动和禁止公共集会的过程中发现了打击民主的良机,并且似乎可以借此了断过去。

对于那些民主文化深厚、民主制度根深蒂固的国家而言,它们在采取这类措施时不太敢走极端,因为它们深知政坛上还有其他的参与者将会在他们认为不妥或过度的情况下抵制这些措施。

各国对新冠疫情的反应取决于若干因素,其中包括疫情的严重程度和卫生部门应对疫情的准备水平,此外,地理邻国所采取的措施也将在各国的疫情应对中发挥作用,因为各国往往会受到其他国家所采取的行动的影响,尤其是那些在文化和地理上最为接近的国家。

美国、印度、巴西和菲律宾等部分所谓的“民主国家”对新冠疫情带来的挑战应对不力,这也为那些质疑民主机构应对疫情能力的人提供了机会,但是,在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德国、泰国等国取得的抗疫成功面前,这种质疑又黯然失色,另一方面,俄罗斯、伊朗等部分威权国家也未能成功应对疫情。

毫无疑问,威权国家拥有迅速而严格地处理问题的权力,而不需要通过缓慢的官僚程序,也无需在意这些严厉措施所产生的影响,而且他们也可以通过投票箱而免受问责。但与此同时,这些政权所缺乏的透明度,以及对媒体自由的压制,将导致公民处于怀疑和不确定的状态之下。

新冠疫情暴露了民主国家内部的社会和经济差距,这些国家内的边缘化阶级和种族、宗教少数群体受到的打击更为严重,由于应对疫情不力,这些国家也为其长期缺乏的正义和长期以来的歧视政策付出了代价。此外,统治这些国家的民粹主义者,也在限制其应对疫情能力的过程中发挥了消极的作用。

民主模式一直面临着压力,尤其是随着民粹主义运动的兴起、国内民族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及外部地缘政治形成的威胁。但是,新冠疫情又对民主构成了新的挑战,并为全球化、民主决策机制、科学和信息的可靠性带来了更多的质疑,最终,民主制度应对毁灭性事件的能力也受到了拷问。

但是,当我们开始看到这场疫情对经济和社会状况造成的破坏性影响,以及由此导致社会内部分裂状况加剧之时,这也是我们启动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的机会,以弥合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距,并建立真正的民主。

过去的教训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无法应对这场疫情,那么人民和政府之间的隔阂将会加深,而社会和政治上的分裂与不公正也会加剧,届时,这种状况就将被民粹主义集团和政党加以利用,以建立敌视民主和自由的专制政权。

病毒本身并不会偏向于任何执政制度,但是这些政权在应对病毒时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透明度、社会凝聚力及社会正义,决定了这些政权在应对疫情时的效力,以及它们保护公民安全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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