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是时候对埃塞俄比亚的罪行采取立场了

2020年11月30日,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人民代表院回答有关提格雷地区冲突的问题 (法国媒体)
2020年11月30日,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人民代表院回答有关提格雷地区冲突的问题 (法国媒体)

埃塞俄比亚让非洲蒙羞,非洲人应该对此感到愤怒。

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士兵在提格雷地区杀害和强奸平民。埃塞俄比亚当局切断基本的救济物资,数百万人面临饥荒威胁。欧盟和美国呼吁结束暴行,允许人道主义机构进入该地区。而埃塞俄比亚为此给出的理由是,国家主权将保护其采取这些行动的权利。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在上周日宣布对埃塞俄比亚官员实施制裁,并认为他们应对当地出现的暴力和饥荒负责。截止目前,这些制裁措施仅仅是签证上的限制,以及暂停大多数发展和安全援助。

作为回应,埃塞俄比亚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政府试图干涉埃塞俄比亚内政,这不仅是不恰当的做法,而且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做法。埃塞俄比亚不应被告知如何管理和动作其内部事务。”

部分非洲人在对待这类外来命令时,似乎更在意非洲的内部团结,但这是一个错误。

在国家主权的旗帜下,埃塞俄比亚正在颠覆非洲自己来之不易的秩序、原则和机构。

同样的论点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也被提出过,当时,非洲的独裁政权以“主权”为掩护,不受惩罚地压迫并剥削其人民。在当时,非洲统一组织主张不受限制的主权,其理由是非洲国家的独立并不安全:除了实行种族隔离的南非,即将离开的殖民列强及其雇佣军也想要破坏和分裂非洲国家。这就意味着,非洲对厄立特里亚长期争取独立的斗争保持沉默,而这种无视却破坏了该区域的和平与稳定。越来越多的异见人士批评非统组织对军事政变、屠杀和人为饥荒的粉饰。用坦桑尼亚第一任总统朱利叶斯·尼雷尔的话来说,该组织是“国家元首的交易协会”。

难民危机是非洲政府在其公民眼中失去合法性的最大征兆:数百万人选择了逃离他们管理不善的国家。西方国家支付了人道主义援助的账单,并开始谈论干预——事实上,他们早在1992年就对索马里这样做了。

转折点出现在1994年4月,非统组织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纳尔逊·曼德拉在南非首场不分种族的民主选举后成为了南非总统。此外,当时还发生了卢旺达的种族灭绝罪行,但这种罪行只是象征性地在非洲和全球产生不满。随着南非的解放,部署不受约束的主权的主要理由已不复存在,而卢旺达更表明这一理论已宣告破产。

非洲人在制定新原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苏丹学者、外交官弗朗西斯·邓提出了“主权即责任”的概念,认为一个政府的主权特权只有在它对其公民的权利和福利行使责任时才会延伸。非统组织成立了一个由国际小组来调查卢旺达危机,该小组提出了“非冷漠原则”,认为非洲人不应在他们的政府犯下大规模暴行时袖手旁观。在特定形势下,这一点被纳入了2000年起草的《非洲联盟组织法》,并在两年后的南非德班峰会上,由非洲联盟正式取代非统组织时获得了通过。其中第4条规定,在“情况严重时”进行的干预,将被定义为战争罪、危害人类罪或种族灭绝罪。

这些非洲倡议是2001年联合国通过的“保护责任”(R2P)的雏形。多年来,特别是在北约国家援引R2P原则要求利比亚政权更迭之后,许多非洲人开始将其视为披着慈善外衣的帝国主义。

相比之下,非冷漠的非洲主义则是在泛非主义的精神下制定的。1957年领导加纳走向独立的泛非主义者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认为,非洲人是为自由而斗争的单一民族。主权属于人民,属于整个非洲大陆。

非洲建立和平的做法确立了为解决冲突进行斡旋的义务,以及冲突国家接受斡旋的义务。非洲外交官员积极参与了和平建设。现在,非洲联盟和非洲区域经济共同体在几天内对危机作出反应已经成为一个惯例。当2013年12月南苏丹爆发内战时,邻国的外交部长们在一周之内便飞抵朱巴,敦促双方停火。与之相比,国际社会在第一次苏丹内战(1955-1972)中用了16年的时间才实现其和平,而在第二次内战(1983-2005)中则用了8年的时间才实现和平。

虽然这些和平努力并不总能奏效,但肯定比让冲突继续蔓延和升级要好。例如,当2012年4月南苏丹和苏丹爆发边境战争时,非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迅速采取行动,制定了解决冲突的路线图。当时,联合国安理会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都陷入了僵局,但美国、中国和俄罗斯都遵从非洲的立场,在安理会决议中逐字采纳了该理事会提出的解决方案。

相比之下,联合国派往叙利亚和也门的特使,都对没有一个区域机制能够确立遏制这些战争的原则而感到失望。

埃塞俄比亚在提格雷地区的战争,是一场典型的内战:一场政治争端演变成暴力,并随着厄立特里亚的干预而国际化。遏制战争的最好机会是在战争升级至失控之前。非洲领导人本能地清楚这一点。在去年11月初爆发这场战争时,非盟在几周之内便派出了一个由3名非洲国家前任元首组成的特使小组。

但是埃塞俄比亚并没有按照非洲的规则行事。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艾哈迈德断然拒绝了非盟的要求,并强调埃塞俄比亚作为成员国所在的和平与安全理事会不会讨论他的这场战争。事实上,他坚称这只是一场“执法行动”。

在提格雷战争中,阿比似乎是在效仿他的联盟伙伴——厄立特里亚总统伊萨亚斯的做法,即不应该限制权力。几十年来,伊萨亚斯凭借其没有宪法和法治的独裁统治,蔑视着非洲和整个世界。鉴于其国家体量,厄立特里亚可谓是非洲最大的难民输出国。

由于非盟的无能,埃塞俄比亚的危机已经移交至联合国。但是,联合国安理会的3个非洲非常任理事国——肯尼亚、尼日尔和突尼斯,都并没有公开反对这场战争或暴行。即使当爱尔兰根据相对没有争议的关于武装冲突和饥饿问题的第2417号决议,提出讨论埃塞俄比亚的局势时,这些非洲国家的代表们仍在动摇。这也为俄罗斯等国动用否决权的可能性打开了大门。

这就是阿比的策略:他的政府关于“外国干涉”和“美帝国主义”的声明旨在赢得俄罗斯等国的支持。这些国家可能会介入并支持他——但这是为了它们自身的利益,而不是为了非洲的利益。阿比对非洲及其智慧没有表现出任何尊重。在非盟2月峰会开幕当天,阿比发表了题为《让非洲之角走向和平秩序》的文章。而在这篇文章中,他一次也没有提及非盟或非洲的和平秩序、原则和机构。

阿比获得主权豁免的呼吁,与他所宣称的目标恰恰相反。埃塞俄比亚面临着灾难性的饥荒和国家危机,并将成为全球竞争的战场。

非洲人不应该容忍这样的情况。他们必须坚持非洲的原则:主权意味着责任、对暴行和饥饿罪行毫无保留地予以谴责,要求交战各方为达成政治解决方案而立即进行谈判。或者,如果欧洲人和美国人比非洲人更认真地对待这些原则,非洲也无法抱怨。

本文仅表达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半岛电视台编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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