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现在应当正确行事

美国总统乔·拜登 (美联社)
美国总统乔·拜登 (美联社)

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在其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写道,“没有什么比自由的艺术更精彩,但也没有什么比学习如何使用这种自由更困难”。实际上,要实现这种平衡并不容易。而现在,当美国总统乔·拜登巩固其政治地位之时,如果他希望抓住机遇并恢复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强国的地位,那么他就需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

美国仍处于特朗普总统任期影响的恢复阶段。“分裂”、“种族主义”、“打压女性”,是美国公民社会中的部分活跃人士形容特朗普的总统任期的一些表述。

实际上,美国强大力量的核心不仅仅是自由,还包括对人人平等的信念,个体不受种族、宗教、性别或社会地位的限制或低估。自由、平等与个性是鼓励创造力的必要动力,这使美国人敢于冒他人不敢之险。

这也鼓励了人们之间的沟通与联系,为人们创造了开放的空间,鼓励人们自由互动,并尊重生命的多样性。这是美国应当根植的理念——不仅仅是用它来调和国内的种族战争,而是要通过它来拯救全世界于深渊边缘。尽管如此,美国必须尽快以正确的方式完成这项任务,而一旦完成,拜登便能够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并能够应对我们所有人面临的五大最为严峻的挑战:

1. 政治威胁的日益上升。

2. 民主倒退与多边组织的退化。

3. 新冠病毒导致的大规模疫情。

4. 全球经济衰退。

5. 气候变化。

上述所有威胁都可能阻碍国际上为实现和平与安全所付出的努力,因此,我们必须通过包容、妥协和分享权力的方式来应对这些挑战。但不幸的是,有很多错误的考量导致了拜登对这一理想的无视。那么,他会为了政治利益而背叛民主价值观,并采取专制独裁或法西斯政权吗?他会在阿富汗分享权力、尊重当地价值观并团结所有利益相关者,还是会坚持延长这场失败的战争?他是否应当继续恪守人权原则,还是对发生在具有争议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的战争罪行视而不见,而只将重点放在遏制中国发展的问题上?在这些动荡的时刻,美国和全世界都需要美国的领导层“做正确之事”。

美国仍处于特朗普总统任期影响的恢复阶段。“分裂”、“种族主义”、“打压女性”,是美国公民社会中的部分活跃人士形容特朗普的总统任期的一些表述。他过去常常吹嘘自己,并充满讽刺地批评其政治对手,甚至包括残障人士。他还会使用一些心智不成熟的侮辱,就像是校园霸凌的实施者一样。他的演讲仍然充满了积极的表达:“获胜者”、“成功”、“让美国再次伟大”,但实际上,所有这些表达都缺乏实质性的内容。

尽管如此,令许多人感到惊讶的是,事情本不应该如此。对特朗普的厌恶使许多人变得盲目,他们不承认自己在加剧右翼势力的过程中也扮演了同谋者和参与者的角色。美国人清楚地知道,他们的社会是如何变得如此虚伪,但他们却讨厌这个事实。在向美国人灌输足够多的谎言之后,特朗普利用这种失望来鼓动那些右翼势力,后者无耻地、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来恐吓选民、剥夺女性的投票权、攻击少数民族和“有色人种”。詹妮弗·斯克拉瓦尼教授在其著作《唐纳德·特朗普的愚蠢》一书中指出,这正是特朗普的魅力所在,他的风格以真诚的形象为伪装,反映了美国人极力寻求的目标。因此,拜登必须以正确的方式行事。

拜登必须翻开新的一页,并解决国内和国际的诸多问题。当前的犯罪率已达天文数字,针对女性的家庭暴力和性暴力也已经达到令人震惊的程度,贫富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扩大。所有这些事实都使美国社会从内部陷入瘫痪。此外,世界各地的民主机构也受到了严重的侵蚀,多边主义也遭到了拒绝。拜登现在需要向外界展现其在国内外支持民主精神的立场,他还应当反对发生在克什米尔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法西斯主义、殖民主义和侵犯人权的行为。

尤其是现在:在新冠疫情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致命的方式再次出现的背景下,美国真正需要的是重建其形象和社会信任。正如左翼社会评论家萨拉法维·齐扎克所说的那样,这就意味着美国迫切需要重新受到压力,需要一场沉重的打击以使之重回正轨。在全球经济低迷时发生过这样的情况——经济低迷很可能导致世界范围内生活水平的显着下降,从而使全球的数百万人被挤出中产阶级之列,并使穷人的数量大幅膨胀。

此外,经济复苏之路也充满了不确定性。所有这些还使气候变化带来的全球威胁更加复杂化。因此,拜登为美国制定的大规模就业计划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环境梦想——对电动汽车的巨额投资以及对可再生能源的税收优惠。此外,拜登有关气候变化的倡议还将建立“民间气候战线,让美国青年首次走在加强抵御能力和保护公共土地的前沿”。尽管如此,鉴于这些全球危机的规模,我们还需要继续观望,看看这些措施是否足够。

在这个紧要关头,美国需要在拜登的领导下引导前线。拜登需要振兴民间社会的青年力量,为能够实现双赢的全球伙伴关系树立标准,坚决反对那些无视国际法律之人,而与其他国家合作以实现全球和平和繁荣,则是当前的明智之举。正如德·托克维尔所言,美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以消除那些目光短浅的感觉,因为这些感觉让人们“对其村庄的财富、街道的安全、教堂甚至议会的命运漠不关心。而当一个国家进入这种状态时,它要么必须改变其现行的法律和习俗,否则就只能灭亡,因为其公共美德的源泉已经枯竭,而在这样一个世界里,存在的不再是公民,而只有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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