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与埃及的和解和埃及反对派
土耳其外交部长梅夫吕特·恰武什奥卢表示，经过多年的疏远，该国准备开始与埃及发展一些层面上的外交关系。此前许多官员发表声明，确认土耳其希望翻开与埃及关系的新篇章。
虽然土耳其的声明没有得到埃及的官方回应，但埃及非官方地否认了外交部长最新的声明，事实向我们证实，两个区域大国之间的关系正处于一个不同寻常的新阶段。
为什么是现在？
在埃及2013年经历政变后两国关系急转直下，土耳其对政变后上台的政权的态度非常尖锐，其立场受“土耳其民主模式”的支持，无论从历史上还是现在，土耳其对军事政变都极度敏感，埃及政变发生时正值土耳其国内“盖齐公园”发生游行示威，游行后来变成了大规模抗议和破坏活动。
今天，在两国外交关系疏远和严重两极化的8年后，似乎双方的实质性利益、国际、区域和局部变量以及关系阻碍减弱促使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
在地方层面，埃及政权多年来在外克服了合法性的问题，在内解决了反对派的挑战，土耳其克服了对政变的担忧，经济状况促使它缓解紧张的外交政策。
在区域层面，土耳其2020年在多个地区组建了多条阵线，并取得重大突破，它希望在今年收获政治成果，同时土耳其也面临着得到法国支持的由希腊、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和一些阿拉伯国家组成的区域轴心在该地区各种问题尤其是东地中海问题上的敌对立场，后者试图将它排除在外或削弱它的影响力。
近年来，两国之间的对立逐渐缓和，双方举行了多个各类级别的会议，特别是在情报和外交事务方面。恰武什奥卢说，他与埃及外长在其中一些会议上达成共识，认为有必要制定改善两国关系的路线图。
相应地，该地区局势的发展，特别是复兴大兴危机、海湾和解、阿拉伯国家与占领国实现关系正常化，包括与苏伊士运河竞争的埃拉特-阿什克伦线，埃及在阿拉伯世界和中东地区的影响力不断下降。利比亚局势的发展、土耳其的成功导致埃及在此事中的角色、特别是与民族团结政府的关系总体发生了变化。
在国际层面，拜登当选导致美国对该地区一些国家的政策可能发生变化，特别是对希望特朗普继续留在白宫的埃及和土耳其的政策，新政府正在审查前政府的政策、档案和双边关系。
除了这三个层面上的发展，土耳其和埃及被联系在一起的真正重要利益是利比亚问题和中东问题。第一个问题，局势发展证明两国可以对话和互相理解，两国利益不会冲突太多。面对损害两国利益的希腊愿景，土耳其和埃及在大陆架和各自专属经济区上达成协议符合双方的利益。此外，土耳其和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达成的协议也服务于埃及的利益，而埃及和希腊协议将土耳其至于希腊的对立面。
冰释前嫌？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近年来，两国之间的对立逐渐缓和，双方举行了多个各类级别的会议，特别是在情报和外交事务方面。恰武什奥卢说，他与埃及外长在其中一些会议上达成共识，认为有必要制定改善两国关系的路线图。
此外，两国在利比亚问题，包括总统选举上都进行了清晰的合作，尽管没有正式和公开宣布。因此，毫不夸张地说，两国实际上是在一段时间以前而不是今天就已经进入了平静阶段，这种平静为今天讨论未来的可能性奠定了基础。
目前，在土耳其的声明和埃及的沉默中，应当区分3级关系：
第一级是双方沟通和开放外交渠道，这是一条现有的道路，并且已经取得很多成就。埃及的沉默在这里似乎是可以理解的，第一出于内部宣传的目的，显示土耳其正处于危机之中，渴望建立这种关系，第二将此作为谈判筹码，第三等待土耳其对埃及政权有更明确的表态，然后宣传土耳其以官方承认埃及政权，表示土耳其关于“渴望翻开新篇章”的对话和声明隐藏这等含义。
第二级为两国签署划分海上边界的协议，这在可预见的将来仍然是可能的。两国的共同利益很明显，因为希腊愿景损害了两国利益。作为东地中海沿岸最大的两个国家，达成协议将给它们提供更多的空间和更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但是，在签署协议方面，埃及倾向于与希腊协调，顾及所在阵营和区域关系，特别是一些埃及人不希望与土耳其建立密切联系，仍然在意过去有着尖锐波折的8年。因此，能否签署协议在于埃及能否将利益置于竞争和阵营之上，特别是土耳其已经反复强调了这一愿望，近期又发表了一系列积极言论。
第三级为两国之间的全面和解，从对抗转到理解和合作，也许更进一步。我们不需要费很大力气来证明这一级别的关系仍然是遥不可及，并非没有许多巨大障碍，消除两国领导人之间个人问题的挑战难度不比缓和两国关系几十年来对抗的难度低。
埃及反对派
直到现在，土耳其和埃及实现和解的最重要问题仍然是和解对居住在土耳其的埃及反对派的影响，人们会自动认为埃及政党将对土耳其提出相关要求。
但是，对土耳其和埃及争端进行深入研究后，我们可以发现埃及反对派不是争端的直接原因，甚至不是其最重要的原因，也不应该是和解的最重要要求。
争端始于土耳其在埃及反对派进入其领土前没有承认2013年政变后上台的政权，后来争端随着该地区两极分化状态加重而加深。这个立场与所谓的土耳其支持反对派或穆斯林兄弟会没有直接关系，基于上面提到的内部和基本考虑，先前的关系是建立在穆罕默德·穆尔西总统和他的民选合法性的基础上，不是因为他属于穆斯林兄弟会。
第二，今天的埃及反对派变得软弱、支离破碎，远没有影响埃及国内局势的可能性，变得更像是媒体而不是有力的政治反对派。因此，今天的反对派不再是埃及政权关注的安全或政治因素。因此，很可能一开始，埃及和土耳其就没有在会议中讨论过反对派的问题，埃及也没有对此提出直接要求。
第三，接纳反对派的问题不是土耳其的单方面行为，埃及也向居伦运动开放了领土。居伦运动在土耳其属于恐怖组织，被指控在2016年进行了流血的未遂政变。
第四，两国之间的切身利益比将埃及反对派问题作为开始对话或达成某些谅解的条件更能平衡两国关系。诸如海上边界划定、利比亚问题，甚至对双方都有利的双边贸易和经济协定等文件不仅对土耳其很重要，对埃及而言也远比反对派问题更为重要。
第五，预计埃及和土耳其的关系将在当前的平静过后朝建立信任的方向迈进，并可能达成海事协议，即基于竞争与分歧而不是合作与联盟的谅解。因此，没有什么可以吸引土耳其或促使它完全放弃埃及反对派来取悦埃及。
第六，也是最后一点，以上所有这些并不意味着埃及的反对派远未受到两国之间任何和解的影响，这里的讨论是关于其在分歧和和解的背景下缺乏中心地位，并且保持在依赖关系和回归分析的框架内。
因此，与埃及政权进行安全合作并将其移交给反对派人士的想法是不可能的，甚至不是一个认真的假设，但这并不是排除在土耳其领土上经营业务的媒体会发生一些变化。
其中一些变化将是出于对发展的预期和适应而做出的自决，而其他变化可能是土耳其采取的措施，以组织为口号构架媒体存在和工作，或者重新制定其编辑上限和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