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拉伯之春”走向全球化

在最近出版的、长达561页的《21世纪的中东全球化》一书中，著名的社会学家阿瑟夫·巴亚特与一群研究中东问题的专家们从中东的视角出发，讨论了该地区与世界之间的关联性。

这本包括24章的著作阐述了该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和艺术形态是如何从一系列复杂的流动、创新、影响、互动和交流中产生的，内容涵盖了宗教、贾拉勒丁·鲁米、食物、电影、时装、音乐、体育、科学，以及人员、商品和思想的流动，此外还讨论了社会和政治运动，主题包括人权、萨拉菲主义、普世价值、极端主义和革命。

本书的特点在于它的多面性，它包括了历史、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研究、文学、电影研究、哲学方面的不同观点。

“我们与西方”这个问题将世界缩小到了西方的范围，因此，阿拉伯人对欧洲的了解远胜于他们对伊朗、印度、非洲或土耳其的了解。

从我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重要性在于它重塑了“我们与西方”的问题。在整个二十世纪主导我们思想的二元论之一是：“全球化是人类意识的一部分，地区从很大程度上受到各个全球大国的影响。此外，全球化还深刻影响了世界上包括西方在内的其他地区的发展”。

但是在作者的意识中，西方就如中东一样，是意识形态的创造，而非一种地理上的标记。这些术语具有深远而激烈的影响，它们扭曲了同质世界的历史延续性和复杂性，以制造“西方”与东方的对立，哈米德·达巴希在他题为“无疆之国”的章节中指出，为“东方和西方”制造这种地理上的想象，“并不完全是由殖民主义者及其东方意识形态制造的，阿拉伯人、伊朗人、印度人、土耳其人和其他人对这种错误想象的建立和强化同样负有责任。因为他们已经轻易地放弃了原有的观念和他们地区在地理上的亲近，而接受了西方殖民入侵者输入的观念。

在我们看来，“我们与西方”这个问题将世界缩小到了西方的范围，因此，阿拉伯人对欧洲的了解远胜于他们对伊朗、印度、非洲或土耳其的了解，而伊朗人、印度人和土耳其人对欧洲的了解，也远远超过了他们关于邻国和自身所处地理区域的了解。

这本书聚焦了2011年-2020年期间阿拉伯世界起义的情况，认为此刻的“阿拉伯世界拥有了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全球化定义”，解放精神将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联系在一起，提出共同的诉求，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不平等加剧等后果。

在题为“解放事业全球化”的章节中，巴亚特详细阐述了解放事业的象征，是如何激发了全球领导和参与类似运动的数百万人的想象，而这类运动的目的在于争取社会正义。解放广场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标志，该广场也成为了全球占领运动的榜样，出现在全球80个国家和500个城市内，其中包括纽约、马德里、雅典和特拉维夫。他补充称，解放的时刻逆流而行，它动员了数以百万计的活跃分子走上“中心”的街道，以形成他们自己的“解放广场”，以反对财富上的巨大差距、充满危险的生活和服务于大型公司利益的政府政策。

这本书中提到的最重要的事情是，阿拉伯起义的时刻挑战了让该地区一直保持沉默的“例外主义”模式。秉持这些“例外主义”的人民和社会认为自己有能力在变化面前坚持到底，这种想法被束缚在其历史、文化和宗教的困境内，极易受到部落主义和移民的影响。根据这种观点，文化和宗教很少改变，并将当代冲突归因于可追溯到几百年甚至几千年前的宗教和宗派斗争上。

采取定型观念来理解该地区，同时将地缘政治、市场、技术、社会政策、气候变化、民众运动及其他动力因素的重要发展边缘化，部分原因在于爱德华·赛义德提出的“东方主义”：这是指一种产生知识的方法，该方法以带有偏见的形式来全面了解中东，认为以穆斯林为多数的地区居民是处于静止的状态，而忽略了不同社会和人民之间的交流在该地区所导致的分歧和变化。

新的东方主义认为该地区具有高度的同质性，思想封闭、思想狭隘且不易变化。用这种方式来描述中东，这对世界几乎没有任何价值，并要求它为自己的问题负责。

在我看来，阿拉伯起义引出了3种综合现象，而重新定义了我们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人类的普遍需求，他们所采取的全球化工具与形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流离失所者或移民运动。

巴亚特在他的章节中抓住了这些要素并指出，“解放的精神使全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团结起来，提出共同的诉求，并反对新自由主义经济、不平等加剧和不回应党派政治等主张。阿拉伯人的起义和全球占领运动具有很多的共同特征，它们都是基于共识的青年运动，都对等级制度和机构政治不满，并试图在城市的解放地区开展工作，以尝试一种替代性的社会秩序”。

他还补充称，“解放代表了政治空间（解放广场）和政治实践（非机构运动、集体运动和水平运动）的特殊结合，全球许多人都认为这种模式有助于解决他们所处的困境，这种模式刺激了街头数百万活跃分子与埃及的活跃分子交流想法，并创建自己的解放广场，以反对财富差距、充满风险的生活和仅服务于大型公司和精英利益的政府政策”。

这种形象（为“现在的未来”创造的新范式），在一个满是沮丧的虚妄世界中为其全球吸引力奠定了基础，因为旧革命的观念消失了，而被公司利益所奴役的自由民主制度也无法与之抗衡。人们对于失业和不平等的恐惧也受到了“阿拉伯之春”的启发，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欧洲和美国，心怀不满的公民从解放之刻就受到鼓舞以组织占领运动。

而起义运动全球化的第三个迹象是，数百万伊拉克人、叙利亚人和也门人正在逃避战争灾难。这些身处全球各地的人们试图通过他们的语言、网络、食物、音乐和记忆来重建“家园”，而世界各地的阿拉伯侨民也在重塑自身与周围世界的关系，这将对他们原本的居住国，以及他们现在生活其中的新家园产生重要的影响。

当前的任务是意识到“西方与其他国家”的殖民地地理强加在我们全球记忆中的多元世界，诸如殖民主义、石油市场或军售等全球化的力量及进程是否深刻地影响了中东国家与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因为来自该地区的思想和文化理念同样塑造了地区以外的社会和文化状态。

通过这样，正如达巴希的观点，跨国公共领域通过积极的团结，产生并支持新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不再局限于任何特定的民族国家、国家机构或非国家行为主体。在这个领域内，国家没有任何永久性的权威，而国家也将因此而让公民面临宪法威胁。我们的世界已经成为一个完整而相互联系之地，这使得知识的传播成为了跨国交流过程中一个不可或缺的现实。尽管存在文化差异，但在世界上不同的社会中——无论是美国、中东、非洲还是拉丁美洲，都存在一些普世的基本价值和制度，并且在不断的交流中，完成文化的借用和本地化，这样一来，尽管在全球力量关系和知识流派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但是好的思想仍然可以从中脱颖而出。

显然，阿拉伯之春和解放之刻至少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了阿拉伯社会在西方国家心中作为宗教狂热主义和恐怖主义堡垒的形象，并且将之转变为和平、民主和富有想象力的、象征正义与自由的起义。

在读完本书后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需要拆除并克服中心与外部的二重性，就像我们与西方、伊斯兰教与现代化、伊斯兰教与世俗主义等等二十世纪的二元论观点，然后，我们的视野才会被打开，才能了解跨境公共领域所带来的替代世界。

因此，当前的任务是意识到“西方与其他国家”的殖民地地理强加在我们全球记忆中的多元世界，诸如殖民主义、石油市场或军售等全球化的力量及进程是否深刻地影响了中东国家与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因为来自该地区的思想和文化理念同样塑造了地区以外的社会和文化状态。

根据作者在书中的详细介绍，起源于中东的信仰体系、技术、音乐和食物，通过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传播，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