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加索地区实现持久和平的关键在于社会和解
1月30日,由俄罗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组成的三方工作组在莫斯科举行首次会议。该工作组是在去年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简称“纳卡地区”)爆发长达44天的毁灭性冲突之后成立的,主要负责监督交战国之间交通联系的重建。
这场由各国副总理共同主持的会议,无疑是解决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持续数十年争端的重要一步。但是,像这样的外交努力和技术安排,无论多么重要,单靠它们本身是无法实现持久的和平解决方案的。可持续的和平不是通过在遥远的国家举行会议来实现的,而是通过双方社会之间的和解实现的。
作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我们深知我们两国之间的不信任仍然非常普遍。任何政治协议本身都无法说服已经被长达30年的冲突所分裂的两国人民,相互信任并实现和平。然而,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民间社会却可以将双方联结在一起,使他们能够相互了解,从而为真正的和平奠定基础。
战争,无论以胜利或是失败告终,都助长了民族主义,这是实现和解过程中的又一障碍。在亚美尼亚,抗议者们在首都街头呼吁发动一场新的战争来解决问题。与此同时,阿塞拜疆正在举行阅兵式以庆祝对亚美尼亚取得的胜利。目前,两个国家似乎都不愿把冲突抛诸脑后而建立睦邻关系。
虽然战后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终将平息,但我们也不能指望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忘记他们对彼此抱有的偏见。
自1994年纳卡地区的第一场战争结束以来,这两个社会就一直没有进行真正意义上的互动。由于20多年来没有产生任何共同的经历,每个国家在他们的集体意识中都构建了一个不切实际、几乎不人道的“敌人”形象。他们对近代历史的看法也出现了分歧,双方都将自己视为受害者,将对方视为侵略者。
如果我们争取的是持久的和平,那么我们就不能让这种情况继续下去。
将两个仅仅将对方当成敌人的社会团结在一起,这可能会非常困难,但却并非不可能。
虽然我们没有共享过去的几十年经验,但是在此之前,我们的确有着和平共处的悠久历史。数千年来,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一直在纳卡地区的同一条街道、同一个村庄以及同一个城镇内和平共处。
当然,我们的年轻人不记得那些日子,但是他们的父母还记得。不是双方的人民挑起了这场冲突,而是相互对立的军队和政治领导人。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的生活都被这场冲突摧毁了,而他们都需要从缔结和平中受益。
也许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事情太多了,人们根本无法忘记这一切而回到这场争端开始之前的状态。但是,他们可以尝试着原谅。他们当然也可以继续为此努力。
为此,民间社会应当采取措施,将曾经长期和平共处的老一辈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重新团聚在一起。如果老朋友和老邻居聚在一起追忆他们共同的过去并重建彼此之间破碎的关系,那么他们就能向下一代证明,双方之间的和平共处是可能的。
老朋友可以互相拨打视频电话,等新冠疫情结束后,还可以举行面对面的会议。他们还可以一起拜访老邻居。
不同年龄的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也可以聚在一起庆祝诺鲁孜节,这是琐罗亚斯德教的一个节日,在战争之前的日子里,这个节日常常将该地区的基督徒和穆斯林聚集在一起。民间社会也可以联合举办艺术节、音乐会或者其他的社会活动,为双方社会提供相互交流的机会。
但是,我们不应该试图说服双方社会对同一个历史版本达成一致,因为这是不可能的。相反,我们都应该认识到,历史根本没有所谓的“正确”版本。
阿塞拜疆人被赶出亚美尼亚、霍贾里大屠杀、苏姆盖特大屠杀和巴库大屠杀……两个民族将永远记得其中的一些悲剧,同时选择忽略或者忘记其他的事件。
我们不能,也不应该试图说服其中任何一个社会相信,他们对自己国家近代历史的看法是存在缺陷的。但是,我们可以为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创造机会,使他们充分认识到,对历史事件可以存在不同但却同样合法的解释。
正如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H Carr)所说的那样,“阐释者在构建历史事实的过程中发挥着必要的作用,因为并不存在任何完全客观的阐释,所以无法认为某一种阐释比另一种更好。”
如果每个社会都能接受自己对历史的看法和理解与其他社会不同,那么他们最终就不会再专注于如何证明自己是对的,而是开始致力于为彼此建设一个共同的未来。
我们可以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与格鲁吉亚交界处的格鲁吉亚村庄特卡利(Tekali)举行会议,并以此作为我们和解努力的开端。在我们的政治领导人继续努力确保达成让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协议的同时,我们必须优先考虑重建我们社会成员之间被战争破坏了的联系。这将是我们实现可持续和平的唯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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