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调与措辞在新闻行业发挥的大作用
“中国：慷慨的支付者还是在放高利贷?”——这是英国广播公司(BBC)记者西莉亚·哈顿对一项针对中国贷款习惯发布的最新评估所采用的标题。
“新的证据显示，中国提供的发展资金至少是美国和其他主要国家的两倍，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国有银行的高风险高息贷款”，它接着补充称，“批评人士担心，为许多中国项目提供的高利率贷款，会让民众背负极高的债务。”
让我们在这里稍稍暂停，并思考一下用来描述这项活动的术语。来自中国的赠款和贷款被归类为“发展资金”，这些资金被借给其他国家。然而，很有用的是，英国广播公司还告诉我们，“就在不久之前，中国接受了外国援助”。在西莉亚·哈顿的报道中，中国的“发展资金”从未被描述为“援助”。那么，两者之间有何区别?
该媒体在4年前发布的另一篇报道可能会对此有所帮助。在这篇报道中，哈顿女士报道了“中国的秘密援助帝国”，报道中写道，中国的资金并不符合“由所有西方工业化国家约定俗成的援助的传统定义”，因为西方贷款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受援国的经济增长与社会福利”。她说，显然，美国高达93%的“经济援助”符合这项标准，而中国提供的援助只有五分之一符合这项标准。
这是一项令人震惊的说法。如果美国的绝大多数捐赠确实令受赠者受益，那么应当有大量的证据可以证明这一点。然而，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在1997年发布的一项研究发现，外国援助最多只能在促进经济发展和改善人类福利方面发挥边缘作用，甚至可能会“因为援助使用的环境和提供援助的条件而阻碍当地发展”。
事实上，真相是西方国家提供的“发展援助”本身，就相当于放高利贷。根据《纽约时报》在2005年发表的一篇报道，“在1970年至2002年间，撒哈拉以南的国家总共获得了2940亿美元的贷款。而在同一时期，他们偿还了2680亿美元，在扣除利息后，他们累积的债务高达2100亿美元”。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并不是要说明中国贷款与西方贷款之间存在的差别，而是为了指出，西方媒体曾多少次使用旨在将西方社会形容得优于其他社会的语言，使之听起来较其他社会更好、更慈善、更道德、更负责任的语言。
还有多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根据英国广播公司记者劳拉·比克的报道，“分析人士”对朝鲜高超音速导弹的发展和试射感到“担忧”，但他们对美国的同类做法却并不担心，尽管美国存在大量攻击和破坏世界其他国家稳定的历史记录。英国广播公司的主持人们对金正恩在经济制裁下仍能制造导弹感到震惊，并认为这是金正恩不关心其挨饿人民的证据。
然而，尽管仍有1100多万美国儿童生活在缺乏足够食物的家庭内，仍有许多美国人缺乏足够的医疗保健，美国的基础设施也处于摇摇欲坠的地步，但他们对乔·拜登维持并继续发展世界上最强大的军火库却避而不谈。
同样，关于公职人员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报道，如果发生在西方国家，其论调也会有所不同。《华尔街日报》曾在一项调查中指出，“有130名联邦法官因监管涉及他们或他们的家族持股的公司的法庭案件，而违反了美国法律和司法道德”，在这里，“普遍腐败”并不是一种受欢迎的说法。将选票出售给游说者的美国参议员，也是“受惠于捐赠者”，而非屈服于贿赂。
当然，美国选举也可能存在不公正地划分选区，以及选民受到压制的问题，但它们却从未“被操纵或窃取”。任何有关选举制度可能无法真正反映选民意愿的说法，都会被立即与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犯下的“大谎言”混为一谈，并被视为其中的一部分——后者谎称自己赢得了最近举行的总统选举。
然而事实是，美国的选举制度受到了系统性的蓄意操纵，最终谁会掌权，很多时候并不是由选民决定的，而是由那些设法颠覆选举的地图制作者决定的。这就是一种窃取。
语言很重要。论调也很重要。而且它们表明，不仅仅是像特朗普这样的人在传播白人至上的福音。许多自由主义的西方媒体都在这个项目上付出了大量的投入，他们对于新闻事件的报道与描述，将根据这些事件发生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发生在什么人的身上来加以区别。无论是否是无意识的，这一点都必须被大声地指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