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2050：国家与革命
尽管在充满极端变化和不确定性的环境中对未来30年进行思考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但是从2019年开始，对该地区感兴趣的智库已开始推出一系列旨在探索未来趋势的报告和研究项目，旨在了解我们的地区在很短的时间内可能会呈现的趋势。除此之外，还有部分研究未来的全球趋势的报告，例如美国情报部门在今年3月发布的报告《2040年全球战略趋势》。
我希望这篇文章将是关于该地区条件的未来思维的一系列趋势的开端，而在这篇文章中，我们讨论了今年6月被称为“SEPAD”计划的一个项目中的思维方式，其成果至今仍在持续，并采用重点短文的形式（其中10篇已经发表），提出问题并探讨了可能会在2050年重新塑造该地区的新趋势。
为确保过去十年内的遗产，国家仍将是地区互动的中心单位，也将是整个地区的政治组织的基本形式。与此同时，恢复国家或者将之建立在新基础上的梦想，仍然是该地区人民最重要的愿望。对于当地的统治精英和反对派人士而言，这也可以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政治项目。
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的“宗派主义、代理人及消灭宗派主义”计划（SEPAD）是一个合作项目，旨在追踪全球政治中宗派敌意的出现与演变，该项目由西蒙·马邦教授、爱德华·威斯汀格博士主导，试图对导致宗派暴力和跨国关系沿宗教路线发展的条件发出批判性的思考，目的是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去宗派化”创造空间。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该项目汇集了来自20个国家的50名世界知名专家及研究人员，就宗派主义和地区政治问题进行批判性的讨论和富有影响力的活动，同时还邀请了外联和媒体部门的参与。
该项目的优势在于它为包括地缘政治、国家和社会三个层次的主题与问题提供了一块更为宽广的“画布”，而没有探讨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交叉点及影响，而这些影响又不可能谈及未来的发展方向。至于主题和问题，则包括有关国家、革命、身份发展（叙利亚）、社会、政治和发展不公平等广泛的问题，或者是巴林所谓的“牺牲区域”，以及在地缘政治维度和多元参与等方面的作用，无论是像伊朗等地区参与者，还是像ISIS这样的非国家性的地方政治集团。此外，它还指出，包括毒品在内的新型威胁，正在我们的地区迅速蔓延，从而体现了该地区国家和社会所面临的社会经济失衡。
国家与不确定状态
为确保过去十年（阿拉伯革命的十年）内的遗产，国家仍将是地区互动的中心单位，也将是整个地区的政治组织的基本形式。与此同时，恢复国家或者将之建立在新基础上的梦想，仍然是该地区人民最重要的愿望。对于当地的统治精英和反对派人士而言，这也可以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政治项目。
尽管如此，我们仍很难确定未来的阿拉伯国家性质，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但这将根据该项目，这将由三大要素决定：
- 统治者应对人口、社会、经济和技术变化、气候变化和新知识范式带来的重叠挑战的成功程度，尤其是在年轻一代内。
- 统治者用来组织国家内部生活的策略，按照我的说法，这种策略可以借鉴社会契约的特征以及权力、财富的分配结构。
- 地缘政治决定因素和区域动态平衡的达成程度，我还将国际动态纳入了国内政治的考虑范围，反之亦然。
也许在未来几十年内，各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对各种变化采取富有弹性的反应，该项目认为，这种不确定性来自“将在未来几年内塑造政治生活性质的三大主要领域”：
- 人口结构。
- 经济。
- 地缘政治。
但这却忽略了将在未来变得非常重要的另外三大领域，即：
- 在项目中已经提到的气候变化。
- 技术发展，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领域内的技术发展。
- 最后还有年轻人的世界观。
根据该项目，在未来几十年内，经济的不确定性可能是这些挑战中最为重要的，那么，这种人口变化意味着到2050年之际将有近3亿人进入劳动力市场，这就需要区域劳动力市场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此外，冲突的影响可能会继续出现，其中一些还将影响各国内外的政治关系，特别是在有关暴力集团出现的问题上——无论是宗教还是其他方面，这些都挑战着国家本身的性质。
这些人口结构的变化导致了国家内部现有的社会分歧，尤其是在身份和归属问题（包括种姓、种族、性别或国籍等方面），以及宗教角色、年龄和地理位置等问题。人口变化的复杂性也增加了相互重叠的挑战，加剧了现有的歧视和仇外心理。而经济、人口和地缘政治之间存在的这种交织，又忽略了价值知识因素的影响，尤其是在城市地区的中上层和中产阶级青年群体内，他们正在寻求新的全球化价值观与认知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发展和互动发生在高度城市化的环境内——地区6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内，而且这一数字在未来几年内还会进一步增加，而城市通常是相互交叉的挑战所存在的地区。
总而言之，我们必须遵循这一点，因为正是它塑造了未来的特征，它也是政权对经济、人口增长、气候变化、技术发展以及不断变化的知识结构和价值观模式等基本挑战的回应。鉴于地缘政治层面与地方政治相交叉的情况，如果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那么就将很难看到形势的变化，代替今天盛行方法的模式表明了改革社会契约的必要性，在走向民主、善政和尊重人权的举措的支持下，以带来更多的投资和国家参与。
研究员易卜拉欣·哈拉瓦得出结论称，“如果没有一个有组织的反对派能够动员并战略性地使用资源和技术能力，以抢先构建这种替代方案，那么，由此产生的紧张局势不太可能会引发任何政治转变。”换而言之，尽管各地存在不同形式的混乱，但它们都不太可能会导致革命政府的建立。因此，唯一可能出现的革命将来自国家机构、军队或官僚精英。
哈拉瓦预测称，“新冠疫情引发的经济危机，将推动专制政权更加紧迫地投资于监控，而不是在尽可能少的损失下，使其社会摆脱这场危机”，他还补充称，“随着当地经济变得越来越无力制造需要技术的工作岗位，具有技能的中产阶级将寻求移民，而那些未能做到或是缺乏技能从事长期工作的人，则很容易受到骚乱的意外鼓动，或是受到有组织犯罪的影响，而这些并不会对政治体系构成结构性风险或生存风险。”
根据哈拉瓦的说法，未来将出现三大趋势：
第一：黎巴嫩最容易受到革命的影响，因为其政治体系已经出现了结构性的瘫痪，其经济也在一年内萎缩了一半，外部赞助人不再投资于该国的传统精英，而反对派也已经拥有了动员和挑战现政权的资源，但却尚未提出具有根本性变化的替代方案。
第二，反对派在其他国家进行动员的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即使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也许是在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内，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的缺席也将大大降低这些抗议活动演变为追求权力的革命的可能性。
第三，在缺乏有组织、有计谋的反对派的情况下，抗议成为了传统政治精英用来决定结果或在体制本身之内为自己争取地位和优势的着力点。
在这样的情况下，根据哈拉瓦的说法，革命的前景将来自上层：雄心勃勃的军事或官僚精英往往会与地区或国际大国相勾结，以反对当权派。
易卜拉欣·哈拉瓦从阿拉伯之春的经验中发现了一个问题，即在这项愿景的背后存在这样一种假设——该地区的统治当局可以永久地、不断地开发并扩大其资源，而民众普遍无法拥有这样的资源或从中创造出新的形式，“据我所知，反革命得到了加强，这些势力在整个地区被视为积极、务实和长期的存在”，此外，这些政权经常会相互提供“教训和资源，因为他们已经从阿拉伯之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发现，他们的生存处于相互依赖的状态。”
尽管我们与哈拉瓦一致认为，由于缺乏有组织的反对派，并且这些反对派还缺乏召集资源的能力，而政权对这些资源的控制正在加大，并且从中积累了经验、提供了相互支持，因此，该地区的变化将会非常有限，这种谨慎的观点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是阿拉伯起义——作为政策网络互动的一种表现形式，这让每个人都感到震惊，无论是当局还是反对派、智囊团及情报部门，都未能预料到这样的情况。第二则是我们所谓的“阿拉伯革命模式”，其最大的特点就是一种有关“秘密人士”的概念，主要表现为三种互补的现象：
- 无法预测其行为和行动。
- 其动机和动因的复杂性不能仅仅用物质方式来解释，与此同时，其物质方面也不容忽视。
- 注重人类的隐私，将之看作一个具有独特、复杂维度之人，特别是他所处的环境的隐私。
此外，这种观点还反对这种对未来国家性质的看法，而这种看法是美国情报部门在其报告中提出的，它认为人民及其政府，将会发展其能力，而由于公众的期望与政府提供的服务之间日益加剧的不匹配状态，该政府与其社会之间的关系可能会面临持续的紧张局势。这种不断扩大的差距预示着会出现更多的政治动荡和抗议、而对民主的威胁以及政府和国家以外的其他力量正在努力填补这种治理差距。因此，治理的替代来源将会不断扩大，人们对调整型政府的渴望也将长期存在，地方治理可能会与国家层面的政策相矛盾，但它却有能力有效响应社会的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预计不会遇到新的意识形态挑战，而只是会遇到不同的治理手段，但前提是其出现的必要条件的存在。
这些就是全球战略趋势报告对未来20年内的国家和治理的最突出特征所进行的总结。正如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未来的总体特征是公共需求和政府能力之间的不匹配。那么，在接下来的20年内，由于各国之间日益严重的不匹配，每个地区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可能会面临持续的紧张局势，公众的需要或期望可能会与政府可以提供什么或愿意提供什么相冲突。在许多国家内，由于人类的发展和过去的经济繁荣，公众的预期可能会有所上升，从而会带来更大的压力和紊乱，因为现前的发展放缓、就业机会的减少与不确定性、而技术也将重塑这些场景，此外还有人口结构的变化。经过数十年的教育和通信技术的稳步改善，再加上志同道合的群体所具有的强大凝聚力，这些人也将更有能力捍卫自身的利益。 尽管公众对政府机构的信任度较低，但是他们可能仍会继续将国家视为应对挑战的最终责任人，并要求政府为此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