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巴斯外交攻势背后的原因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在开罗会见埃及总统塞西 (法国媒体)

在过去的两个月内,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一直在积极设法使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摆脱政治孤立。在去年11月进行的美国大选的结果变得清晰之后,巴勒斯坦又对特朗普政府实施的制裁运动即将结束而萌生了希望。

由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发出的严厉言论或采取的抗议行动,都没有能够改变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立场,阿巴斯因此被迫改变了策略。为了恢复与美国的接触,阿巴斯现在开始着手修复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并试图赢得拜登政府的一些支持。他还希望为现金短缺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重新争取到财政支持。但是,他的赌注能赢吗?

接受关系正常化

11月17日,就在拜登赢得美国大选中的几天之后,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突然宣布恢复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并恢复双边安全协调。此外,它还恢复接收由以色列政府代收的税收转账。这一切都是向美国作出的明确姿态,旨在赢得下届政府的良好意愿。

两天之后,据当地和国际媒体报道,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还恢复了驻阿联酋和巴林的大使——在去年夏季,为抗议上述两国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该机构召回了驻两国的大使。与此同时,对于在去年10月宣布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苏丹,该机构也没有采取惩罚性的措施。另外,摩洛哥在去年12月与以色列签订的关系正常化协议,也没有引起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任何回应。

部分人猜测,巴勒斯坦大使重返麦纳麦和阿布扎比,是由于担心海湾国家会报复性地驱逐其国内的巴勒斯坦劳工,而这会给原本已苦苦挣扎在生存边缘的巴勒斯坦人民又一记毁灭性的打击。

但是,此举背后的真正原因,可能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已经痛苦地认识到,它已经丧失了对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否决权”,而阿拉伯国家也已不再关心拉姆安拉方面的口头抗议。显然,无论巴勒斯坦人是否喜欢,这项进程都将持续下去。如果巴勒斯坦权力机构要将其大使从每个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阿拉伯国家中召回,那么它所受到的孤立只会进一步加深。

此外,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在拒绝特朗普政府于2020年初提出的“世纪交易”之后,便 陷入了财政困境。据巴勒斯坦官员表示,除阿尔及利亚之外,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已经在特朗普的女婿兼顾问贾里德·库什纳的压力之下,自去年3月起便停止向巴勒斯坦权力机构提供财政支持。再加上由以色列代收的税款暂停转账,巴勒斯坦权力机构陷入了非常困难的财务状况之中。

这场财政困境加剧了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内部的紧张局势,并加深了对外部势力可能利用这种脆弱性而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发动“政变”的担忧。让阿巴斯尤其担心的是法塔赫前任领导人、现任阿联酋驻巴勒斯坦特使穆罕默德·达兰,因为阿拉伯媒体和以色列媒体都曾反复报道称,他可能准备好了接手巴勒斯坦的总统权。

展开外交攻势

在默默恢复与以色列及海湾国家的正常关系之后,阿巴斯又在去年11月下旬开启了全面的外交攻势。

去年11月29日,阿巴斯前往约旦首都安曼,并会见了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11月30日,阿巴斯飞往埃及首都开罗,并会见了埃及总统塞西。阿巴斯此次行程的最后一站是卡塔尔首都多哈,他于12月14日在多哈会见了卡塔尔埃米尔谢赫塔米姆。

阿巴斯完成这趟地区之行的同时,其他的外交联络也在进行。在去年11月29日,约旦国王致电埃及总统。此后在12月3日,约旦外交大臣萨法迪与以色列外交部长阿什克纳齐,在艾伦比大桥过境点举行了一场会议。12月4日,埃及总统塞西与阿什克纳齐及巴勒斯坦外交部长马勒基进行了电话交谈,几天之后,塞西还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了访问开罗的邀请。

显然,塞西期望最终能够主办阿巴斯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联合峰会,以恢复埃及在巴以事务中的作用,因为埃及的作用近期已经被阿联酋和沙特大幅削弱。这两个强大的海湾国家由于与以色列关系亲密,而试图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排挤其他的阿拉伯国家,并抵抗土耳其和卡塔尔在巴勒斯坦日益增长的影响力。

与此同时,阿巴斯之行看起来是为了弥合巴勒斯坦与那些违背巴勒斯坦问题阿拉伯共识的国家之间的分歧,以便就巴勒斯坦问题达成统一的阿拉伯新立场。阿巴斯希望争取更多的力量以支持他的领导权,并支持向拜登政府提出一项新的和平倡议,以取代特朗普提出的“世纪交易”。

阿巴斯呼吁联合国召集所有利益攸关方以召开一场关于巴以冲突的新的和平会议,似乎这项举动已经获得了约旦和埃及的支持。

阿巴斯的赌注

尽管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似乎打算继续执行与以色列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的计划,但是并没有太多理由能对其成功持乐观态度。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仍然只能控制西岸地区,并且在与哈马斯继续存在分裂的情况下,它无法声称代表所有的巴勒斯坦人。目前,实现和解的前景并不乐观。

另外一个可能使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工作受挫的问题,则是以色列混乱的政治局势,在未来的几个月内,以色列将举行两年内的第四场选举。这就意味着,至少在今年下半年之前,新的以色列政府都无法准备进行谈判——即使它真的愿意进行谈判。

近期的民意调查显示,有可能在本届议会选举中获胜的政党,将比当前的执政联盟更为极端。这就意味着,内塔尼亚胡的继任者可能根本不愿意就在被占巴勒斯坦领土上进行的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建设问题向巴勒斯坦人作出让步,而让以色列从被占西岸撤军和承认巴勒斯坦国也将是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目标。

此外,还有拜登领导的新一届美国政府。诚然,与特朗普相比,拜登对巴勒斯坦的诉求似乎更为了解,也不会像特朗普那样明显地偏向以色列,但是,这位美国新总统的议程上充满了各类国内外的政策问题,例如严重的新冠疫情、加深的经济危机、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巴以冲突在其优先事项上的排位非常靠后,这就意味着,拜登不太可能在巴以问题上投入大量精力并寻求新的和平进程。

从这个层面而言,在特朗普政府的敌对政策和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签署正常化协议之后,受到巨大损失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其倡议似乎只能在政治上保留其相关性。但是,试图恢复原有的、仅仅给巴勒斯坦人带来了灾难的那种状况,可能也不是巴勒斯坦领导人最佳的生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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