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停止将柬埔寨的司法系统用作武器

2020年1月16日,金边市法院为反对党柬埔寨救国党主席根索哈举行听证会期间,守卫在法院门口的柬埔寨警察 (美联社)

1月17日,我第二次尝试回到我的国家——柬埔寨,国家要求我回国接受叛国罪的审判。但是,就像我在2019年进行的第一次尝试那样,柬埔寨当局这一次仍然拒绝向我签发签证。

我是柬埔寨救国党(CNRP)的一百多名成员之一,这些成员被指控煽动并阴谋实施叛国罪行。柬埔寨政府对我们提起诉讼,却又拒绝为我们其中9人签发签证,这使我们无法回国,无法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

当我们的领导人根索哈(Kem Sokha)在2017年被捕之后,我也得到了我即将被捕的消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离开了我的国家,而其他人也纷纷效仿。在去年,我们的身份文件被撤销了,而且我们也无法在我们持有的外国护照上获得回国的签证。

一名政府发言人向媒体表示,我们在柬埔寨不受欢迎,我们将“自己寻找进入柬埔寨的途径”。

在我们流亡期间,我们面对着我们无法亲自出席的审判,我们的成员也继续遭受着人身攻击、任意逮捕和审前拘留等形式的迫害。

这些行为旨在向我们的成员和我们的支持者发出严厉的警告,以阻止他们与反对派结盟。逮捕行动几乎都是在没有逮捕令的情况下进行的。受害者的子女们对父母遭遇的残酷对待感到恐惧。部分儿童被迫辍学以帮助照顾兄弟姐妹,或者是因为他们的家庭已将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用于支付探监的费用与贿赂,以确保被监禁的家庭成员在狱中的安全,而无力再承担孩子在学校学习的费用。

总理洪森利用法院作为对付我们的政治工具,这是其政权不容任何异见的典型表现。在柬埔寨,这种做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目前,最高法院院长是执政党内最有影响力的成员之一,其他许多被指派来审判政治案件的法官亦是如此。

显然,执政党担心柬埔寨救国党会发扬光大。我们党在2013年和2017年的议会选举中离执政权力越来越近,而且选民再次在地方选举中对我们的候选人给予了大力的支持。柬埔寨救国党在大多数的城市地区都拥有强力的支持,并且还深入到了自1979年红色高棉政权垮台以来一直处于执政党控制下的农村地区。

我们越来越受欢迎的原因是,我们在为国家更美好的未来而奋斗——这是一种充满繁荣与独立的未来。

柬埔寨现任领导人已经出卖了这种未来。所有村民被迫离开他们的土地,好为大型发展项目扫清道路,而这些项目却是那些与执政党关系密切的大亨,或是与高级官员存在密切联系的私人公司及外国公司通过特许权而获得的。

金边市周围靠近城市贫民家园的湖泊,也被从洞里萨湖(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中挖出的沙子迅速填平,并被切割成一片片待开发的土地。专家们已经发出警告称,这种做法是造成环境灾难的良方,并可能使成千上万人无家可归。

当穷人终于攒足勇气向法院提起申诉时,他们的案件要么被驳回,要么被判败诉。合法的土地所有者却被判入狱的情况并不罕见。

在过去的数年中,我们为遭受剥削和剥夺的柬埔寨人提供支持。我们争取正义的斗争首先为工厂的工人们展开,在上世纪90年代,他们每天的收入不足1美元,而当时的柬埔寨却被授予欧盟配额及免税市场的地位。

我们与工会领导人一起抗争,他们勇敢地组织并呼吁大罢工,举行大规模的街头和平抗议活动,要求获得更高的工资并改善工作条件。每当工人遭到政府或武装部队的镇压时,议会内的反对党成员都会要求展开独立调查,并对肇事者提起诉讼。即使工人及工会领袖遭到杀害,法院也很少采取独立行动。直到今天,我们仍不知道是谁在2004年1月22日的光天化日之下暗杀了柬埔寨自由工会领导人谢·维奇亚。

即使身在国外,我们仍然继续捍卫柬埔寨国内的人权、自由与民主,我们的声音不会被掩盖。

我们有权返回家园,参加针对我们的审判并为自己辩护。只要作为民主支柱的司法机构及其他国家机构仍然处于某一个人的控制之下,并只为精英阶层的利益服务,柬埔寨就永远无法获得进步。

我呼吁为柬埔寨的发展投入数十亿美元的国际社会,向该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其严格遵守人权保护与法治。而且,国际社会应当特别要求在司法部门的改革倡议中看到明显的效果。

如果没有取得任何进展,那么就必须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制裁措施,例如针对包括参与侵犯人权行为的法官在内的高级官员实施旅行禁令。涉嫌腐败的统治精英成员必须接受调查,而且他们在国外的资产也应当被冻结。

作为民主斗士,我们必须团结一致,以捍卫我们人民以及所有错误遭受审判的人们的尊严。坚持非暴力原则,并不意味着要被动地接受不公正的对待。

作为受压迫者,我们不能按照压迫者的想法发声,也不能接受司法上的双重标准。我们决不能默默等待,也绝不能等待法院的传唤,或是忍受虚假指控或错误指控。让我们团结起来、统一发声并继续抗争,将人民被剥夺的正义还给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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