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外交政策与新奥斯曼帝国神话

在过去几年中，所有邻国都感受到了土耳其日益坚定的外交政策。 7月，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之间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爆发冲突之后，安卡拉与阿塞拜疆两国军队进行了军事演习，明确表明土耳其作为阿塞拜疆盟友的立场。

5月，土耳其对国际社会公认的利比亚的黎波里民族团结政府进行了军事支持，以击退退役将军哈夫塔尔的攻击，后者得到了俄罗斯、埃及和阿联酋的支持。

2月，土耳其的军事干预暂停了叙利亚政权及其伊朗盟国企图控制叙利亚反对派位于伊德利卜最后一个据点的企图，并迫使莫斯科兑现了2018年签署的冲突降级区协定。

事实上，土耳其如今的外交政策已经从西巴尔干半岛和高加索地区转向海湾地区，一直到非洲之角。这导致一些分析家将土耳其政策视为 “新奥斯曼帝国”的地区霸权野心，在谈及官方言论时，分析家们得出结论称，安卡拉的战略是以“新奥斯曼帝国”意识形态为指导。

但是，除了言辞和象征性举动以外，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在本质上似乎具有很大的防御性，这是由三个主要因素决定：内部稳定和领土​​完整；填补美国在中东地区留下空白的区域竞争对手威胁；能源独立。

捍卫国内稳定

土耳其对权力的投射标志着与正义与发展党（AKP）政权成立初期的彻底突破，后者围绕着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提出的 “与邻国零问题”的学说，这一学说被“阿拉伯之春”及美国于2011年从伊拉克撤军留下的真空所掩盖。

各个地区大国争先恐后地认定2010-2011年阿拉伯起义的结果以及华盛顿对该地区重视程度的下降，迫使土耳其重新考虑其地区做法。2015年与库尔德工人党（PKK）——该政党领导了针对土耳其各州的武装冲突超过40年——爆发了冲突，而2016年7月的未遂政变企图只会加强这种思想，因为土耳其领导人越来越关注外部对国内稳定的威胁。

2017年，土耳其修订了该国宪法，赋予了总统在外交和安全政策领域的席卷权，这使埃尔多安总统能够采取更加果断的区域战略。

土耳其外交政策的第一个重大变化体现在利比亚问题上，到2016年，安卡拉意识到已经失去了塑造叙利亚冲突结果的机会。尽管与叙利亚拥有一个900公里（559英里）的边界，但很明显，土耳其在叙利亚内战中未能实现任何关键性政策目标，即推翻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并在大马士革建立一个友好政府。

相比之下，俄罗斯和伊朗这两个与叙利亚没有边界的国家，在这个保守战争之苦的国家中获得利益方面取得了更大的成功，这两个国家设法使阿萨德政权免于崩溃，并制止了土耳其支持的反对派的向前推进。

在2015年9月俄罗斯军事干预以支持阿萨德政权之后，土耳其影响冲突进程的能力已降至最低。美国对库尔德工人党叙利亚分支机构人民保护部队（YPG）——该武装力量致力于打击ISIS组织——的支持也震惊了土耳其政府，并迫使土耳其重新考虑其叙利亚政策。

结果，土耳其设定了一个较为适度的目标，即防止在南部边界沿线建立一个由库尔德工人党控制的库尔德人聚居区，这可能会使土耳其的库尔德地区不稳定。安卡拉软化了对阿萨德的立场，以争取俄罗斯批准其在叙利亚北部和西北部进行军事干预这一新目标。

因此，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利益仅限于与其边界相邻的地区，不再关心大马士革政权的前途。遏制叙利亚冲突对土耳其领土造成的破坏性影响，已经成为了安卡拉主要关注点。

区域威胁与能源独立

能源安全是土耳其外交政策的重要推动力，能源安全本身与区域竞争对手的各种威胁交织在一起。目前，俄罗斯和伊朗提供了土耳其约80％的能源需求，两者之间的竞争关系使安卡拉处于微妙位置。

因此，在过去几年中，土耳其不断致力于实现能源供应的多样化，并加大了在包括地中海在内的邻近水域进行能源勘探的努力，这直接影响了土耳其对利比亚所采取的政策。

当2014年利比亚爆发第二次内战时，由于哈夫塔尔试图在其统治下团结利比亚，土耳其似乎失去了在利比亚冲突中发挥作用的兴趣，安卡拉将注意力集中在邻国叙利亚和其他直接威胁上，土耳其对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的支持仅限于媒体和外交支持。

埃及、希腊、塞浦路斯、以色列、意大利、约旦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于2019年初成立了东地中海天然气论坛国际组织（EMGF），这增加了土耳其的不安全感，因为它被排除在将东地中海变成主要能源枢纽的地区安排之外。

在那时，利比亚成为土耳其抵抗孤立努力的最有希望机会。埃及和阿联酋日益增加的敌意也加速了这一政策变化。

2019年11月，土耳其政府与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签署了关于地中海海洋管辖权的协议，从根本上改变了地中海东部专属经济区的边界，这表明土耳其计划阻止未经其同意向欧洲出口能源的任何项目。因此，利比亚民族团结政府在的黎波里的存在变成了土耳其的核心利益，当哈夫塔尔今年初对的黎波里民族团结政府发动攻击之时，土耳其对民族团结政府进行了军事支持，改变了利比亚冲突态势。

与阿联酋——土耳其怀疑阿联酋涉嫌参与2016年政变企图并支持人民保护部队及库尔德工人党——的地区对抗关系，促使土耳其在卡塔尔2017年遭遇封锁期间试图采取行动，这是由于卡塔尔是土耳其的主要阿拉伯盟友和日益重要的天然气供应商。

土耳其政府将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巴林和埃及采取的封锁行为称之为，试图推动卡塔尔政变，这是针对土耳其发动未遂政变的后续行动。

自2011年以来，阿布扎比及其在利雅得的盟友一直试图破坏安卡拉在阿拉伯世界各地伊斯兰教义势力的崛起。 2013年，阿联酋协助组织了针对埃及首位民选总统穆尔西的军事政变。

在土耳其发动政变失败后，阿联酋敦促沙特阿拉伯和其他地区盟友针对卡塔尔发起攻击，通过支持卡塔尔，土耳其实际上是在捍卫自己并捍卫其应对竞争对手的有利地位，土耳其议会急于批准与多哈的军事协议，并派部队前往同盟国，以阻止沙特阿拉伯及阿联酋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

因此，在土耳其似乎采取侵略性外交政策的背后，是防御性的实用主义而不是恢复奥斯曼帝国荣耀的雄心。事实上，在大多数权力投射活动中，土耳其的举动都是受外部环境的驱动，而不是扩张主义的驱动，这是美国撤离中东地区所产生的诸多后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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