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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寻求外部敌人的代价

2007年3月5日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陆军中士理查德·福特葬礼,其因参与伊拉克巴格达附近战斗负伤而死亡
2007年3月5日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陆军中士理查德·福特葬礼,其因参与伊拉克巴格达附近战斗负伤而死亡

我看见刀的那一刻,我听到她在哭泣。当她哭着坐在她的汽车驾驶员座位上时,这把刀有节奏地在她的手中上下摆动。我无法像没有看到任何事情一样走开,我探入她打开的乘客窗口,然后愚蠢地问她,“你还好吗?”

她用刀指着街道上的警车。 “他们甚至都没有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没有像我开枪!我站在那儿挥舞着这把刀,警察甚至都没有注意到。他们只是走进了大楼。现在我不得不等他们回来。”她的话使人窒息。

波特兰警察局在便利店旁的一栋大楼里进行武术训练。警察越野车总是可以停在那条街上,警察们在外面聊天。

这名女性原本打算自杀,却未遂。我的本能反应是呼叫警察救她,然后我意识到那将是多么荒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我尴尬地站在那儿。她看着我,对我的存在感到恼火。 “你是谁?”

“你好,我叫摩根。我看见了那把刀,你看上去很沮丧,所以我想确定你还好吗。”

她直盯盯地看着我,眼里充满了痛苦。 “我来这里是为了死亡,就像我一生中死亡消失的一切那样;这甚至没有起作用。”

“你为什么要死?”我直率地问她。

她将头向后靠在头枕上,刀落在膝盖上。眼泪开始从她的脸上流淌下来。 “是因为我的女儿。她去世几乎有一年之久了,但我仍然不能接受生命中没有她的事实。他们说这会变得更容易,但事实并非如此。她是一名士兵。”

战争的代价

我了解军队。我母亲在空军服役20年。我试图追随她的脚步,但在基础训练阶段就被退役了,医学检查结果认为我不适合服兵役。我在军事文化中长大,对服役人员深有敬意。

她的哭声变得更加柔和。 “但是她并没有死在伊拉克。她在战争中活了下来。后来她因一次酒后驾车的事故而死亡……”

我想到了我认识的一个人,他们也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但后来死了。有很多人:一个朋友喝醉了,然后将他的汽车开到了水泥路障中,立即死亡。另一个过量服用海洛因死亡;还有一个人开枪自杀了。

“绝望之死”与现代兵役息息相关。他们是战争代价的一部分,我见过那些从战争中幸存回家的人员是如果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作斗争,他们在无法忍受的军事葬礼上向21支炮致敬,在弗吉尼亚州心理学家的候诊室里等待治疗的人们,以及那些戒毒所里的人们。

我看着这个女人的脸,想到了我失去的所有朋友的母亲们,孩子遭受苦难的结束标志着她们遭遇苦难的开始。因为对于那些与之作战的人来说,战争不会在战区中结束。

我告诉她我是如何加入空军,但因臀部脓肿而从基础训练中退役,这让这个女人笑了。她告诉我她唯一剩下的孩子,一个儿子,今年将高中毕业。她告诉了我她一生中面临的所有其他问题,并告诉我她感到如此孤独。

我与她善意交谈,最终,我让她把刀收起,藏在她的座位下面。经过一番催促,她给她的一个朋友打了电话,她的朋友来接她。我们说了再见。我甚至都不知道她的名字。

我在那天的余日里都在思考美国战争的深远影响。

退伍军人和恶棍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打开电视,看到了个重大新闻:美国军方暗杀了伊朗高级将军苏莱曼尼。我预想着美国再次爆发战争的可能性,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困扰的另一代退伍军人,又一波自杀、醉酒驾驶事故、成瘾和过量服药的浪潮。

美国人独特地善于抵制在美国以外发生的悲剧,即使这些悲剧是我们行动的直接或间接结果。美国确定哪个地区是当时的反派力量,并因此发起进攻。从大规模宝贵生命的消失,我无法想象这所带来的巨大恐惧,对于那些被攻击地区的人们来说,他们所遭遇的痛苦没有尽头。数百万人——每个人都是一个有故事的人——已成为战争的难民。

在随后的日子里,随着可能爆发的战争演变为党派之争,我经常听到援引“军事”和“退伍军人”作为与伊朗爆发战争的原因。

我尊重军队,因为我尊重军队中的服役人员,他们加入军队为了服务自己的国家,或为他们的家庭而服役,或者是为了美国唯一获得免费大学教育的机会。他们的胜利将是保护他们免受不必要的战争和随之而来的一切战争。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站在参议院的地板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支持特朗普总统杀害外国军方将军的决定。这听起来像是对战争的呐喊,其中包括美国单方面入侵外国之前的所有典型召唤。麦康奈尔表示,“没有一个活着的人比卡瑟姆索莱马尼更直接地对更多美国服务人员的死亡负有直接责任。”

似乎当时的敌人苏莱曼尼构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并且在未经国会批准的情况下采取了军事行动,以保护美国人的生命。发起军事攻势被吹捧为保护我们的一种方式。

当时我们还不知道,美国人的生命实际上正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但敌人并不是反对者,而是无细胞病毒。

善与恶

我在2001年9月11日才12岁。我的母亲从旗帜盒中拿出国旗,骄傲地将其悬挂在我们的前廊上,哭泣。在了解地缘政治之前,我学习了爱国主义。迅速而果断地确定了敌人:奥萨马·本·拉登、基地组织和支持拉登的塔利班组织。显然,这是一场善与恶的战斗,没有留下任何复杂性或细微差别的余地。美国正义地入侵了阿富汗。世界是黑白的,为了保护我们,战争是必要的。

在入侵伊拉克之前,我长大了一点。我已经接受了战争对于保护我们的国家是必要的,因此,我对美国国会的聆讯充满了好奇心。我记得“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美国再次面临迫在眉睫的威胁。我当时仍然很年轻,但是我知道这是善与恶的另一场正义之战。黑和白,没有微妙之处,没有复杂性,也没有细微差别。

这里也没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没有迫在眉睫的威胁。我从军事母亲那里学到的黑白世界观被灰色阴影所渗透。

我阅读了哈立德·侯赛尼(Khaled Hosseini)的《追风筝的人》和《灿烂千阳》,并第一次了解了美国如何资助和训练圣战者,然后放弃了该地区。这个历史细节似乎与我们与阿富汗爆发的战斗有关,但在温柔的陪伴中,尤其是在我公立学校的历史课中,从未提及过。毕竟,美国历史课被用来传播一种特殊的和预先批准的世界观。

抹除历史对于简化来说至关重要。历史介绍细微差别,其可以帮助解释看似邪恶的人类行为背后的复杂动机。但是,了解动机与“邪恶”标签是对立的,因此我们不会尝试。过度简化是以牺牲事实为代价的,消除复杂性掩盖了事实。

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东西是黑白的。作为人类,我们无穷无尽。

我发现一种模式——美国一直在寻求外部敌人,寻求可以将其视为纯粹邪恶的东西,借助好莱坞电影中的善恶对决来展现其合理性,在故事情节中省略了灰色地带,这在美国人心中得到了体现。有一个恶棍,这个恶棍非常邪恶,仅仅是因为他们生来就是如此。有一个无所不在的敌人,其敌意是自发的且毫无根据的,必须予以消灭。这就是世界的存在方式。

几个月前,敌人是伊朗。美国涉足伊朗的历史被抹去了,好像伊朗对美国的情绪是自发的,好像伊朗对我们的仇恨是天生的。但是,大多数举动实际上是做出的反应。尽管如此,美国仍将其视为一场善恶斗争,暗示这是迫在眉睫的威胁,并声称昂贵的军事干预将保护美国人的生命。

被病毒伏击

尽管如此,虽然有些政治家支持战争,而另一些政治家对战争进行了猛烈抨击,但世界已经爆发了一场大流行。由于我们继续就军事行动和外交与外国政府的适当性争论不休,当时对于即将到来的大流行早期预警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

我们在军事、国土安全、国防上花费了数万亿美元。我们一直在忙于寻找一个邪恶的外部敌人,与之对抗,以进行我们的善与恶之战,以至于我们无法自卫并被病毒所伏击。我们花费了很多时间和金钱为幻想中的敌人做准备,以至于我们忽略了真正的威胁。

这场新冠病毒大流行席卷美国,造成死亡并引发了更多党派之争。我们被警告,但还没有准备好具有广泛的检测能力或防护设备(PPE)库存。我们的高级军事是无用的,我们在追逐假想敌人方面比在实际保护美国生命方面更有经验。

当看不见的病毒潜入我们的社区并杀死成千上万民众时,我们无法感到安全。当任何疾病有可能导致我们经济崩溃时,我们都不会感到安全。安全感要求对健康和获得医疗卫生保健有基本的保证。实际上,仅在言辞上,公共卫生与公共安全之间就没有二分法。

现在,这种新冠病毒已被视为是真实的公共卫生威胁,总统的关注点已从“我们可以惩罚谁”转移至“我们如何治愈”。尽管我们知道这种病毒起源于自然,但该病毒的来源与我们当前的现实无关。在我们应该优先考虑公共卫生并与国际社会合作挽救生命之际,企图指责中国并“让他们负责”是我们对不断寻求假想敌人的另一种表达。美国人强调抗击新冠病毒大流行将付出非常昂贵的代价。

与防护设备库存相比,我们在没有战术目标的军事存在任务中投入了更多的资金,现在,在本应该被保护避免感染情况下,医护人员正死于新冠病毒感染。

敌人将是来自外部的说法是错误的。新冠病毒实际上生活在我们内部,我们完全没有准备做出回应,因为尽管我们的总统以这样熟悉的术语来形容它,但我们无法对其进行轰炸或发动战争。这些是数十年来政治选择和公众态度的结果。

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数以百万计的公民失去了基于就业的健康保险。失业率暴涨,食品银行正努力满足需求,国家现在需要的是健康防护。

我们的经济成功取决于我们公众的健康状况。现在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愿我们永远不会再把公共卫生视为理所当然,我们可以将其用作积极变革的催化剂。这不是自发不断寻找威胁的机会,而是自省的机会,治愈将来自内部。

国防曾经充满字面意义——保卫国家。这个意义已经失去了,在危机时期我们无所适从。让我们重新分析“国防”、“公共安全”和“国土安全”,并重新定义其真正含义。说辞无法挽救我们的生命,也无法挽救我们的经济,而采取公共卫生措施才能挽救我们。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半岛电视台编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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