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和福山如何错误理解21世纪

2017年6月26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美国白宫玫瑰园发表联合声明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拥抱 (路透)
2017年6月26日,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在美国白宫玫瑰园发表联合声明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拥抱 (路透)

21世纪的国际政治世界正在发生什么?除极少数例外,全国大选揭示了选民之间前所未有的党派和意识形态分化程度。如今,输家要么声称自己实际上是赢家,要么声称竞争对手操纵选举结果,因此可以忽略不计,这似乎很少见。

这是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正在进行的可笑游戏,尽管拥有很少或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当选总统拜登和民主党存在广泛的选举舞弊,但特朗普疯狂指责他们。正如马里兰州州长、共和党人拉里霍根(Larry Hogan)公开感叹的那样,如今的美国有被视为“香蕉共和国”的风险,而不再是民主世界的领导人。

尽管如此,成千上万的共和党支持者仍然集结在总统特朗普不断发表推文攻击民主党的言论之下,正如媒体报道所声称的一样,“美国”已成为“分裂的”美利坚合众国。

如果白俄罗斯和缅甸最近发生的事情也可以作为例子的话,那么反对派似乎对民主选举调和分歧或使公民更加团结的机制几乎没有信心。即使在成熟的民主国家中,制造分裂似乎已经成为日常工作。

例如,在印度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中,总理纳伦德拉·莫迪发起了一场运动,将穆斯林少数民族视为敌人,以确保他的印度人民党赢得第二任期,《时代》杂志将总理莫迪放上封面,冠名“印度首席分裂者”。

随处可见,舆论的动荡使民意测验者感到困惑,政治学家们不断为此寻找答案。

两位最杰出的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或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他们在各自关于21世纪将如何发展的宏大理论中,都没有预见到这些进展。

冷战结束后,福山发表了一篇名为《历史的终结》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自信地预测了21世纪的发展,后来又在书中自信地预言,自由民主将席卷全球,成为人类统治的最终形式。在福山看来,苏联解体意味着共产主义失败了,这显然是另类选择,而政治伊斯兰作为一种政治体系,不可能获得比少数派更多的支持。

因此,在美国监管指导下,二十一世纪将经历建立在单一全球民主、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体系基础上的新世界秩序。

尽管对同一事件进行设想,但亨廷顿在1993年构想的冷战后世界却大不相同。他在题为《文明的冲突》的外交事务文章中指出,国际关系的特征不是关于自由民主的共识,而是整个文明之间,尤其是伊斯兰与西方之间的冲突。亨廷顿认为,文化和宗教的巨大差异将推动21世纪朝着文明间战争方向发展,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专门成为“未来的战斗线”。

然而,随着2020年的临近,这些宏伟的理论似乎都没有发挥出其作者预期的效果。

早在2006年,当美军开始陷入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深渊时,福山承认,没有人民的同意就不能强加“自由民主”。到2020年,他甚至不确定美国是否仍然存在“自由民主”。福山坚持认为,在特朗普领导下,美国已成为“反政府”缩影,成为一个“最糟糕的”的政府,而不是最好的政府。

乍一看,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可能看起来更加成功。 9·11恐怖主义袭击悲剧,对非穆斯林目标的反复致命“独狼式”袭击,ISIS组织宣布新的哈里发以及西方国家穆斯林妇女头巾和地位的“断层线”紧张局势,可能导致一些人认为伊斯兰世界与西方之间确实存在重大冲突。实际上,即使亨廷顿于2008年去世,他的论文仍然是思考国际关系未来方向的标准参考点,并且在过去两年中,他的著作在学术搜索被引用了超过3.5万次。

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更准确地说是“绝大多数学者”。论文首次发表时就遭到了广泛的嘲笑,尽管仍然没有那么激烈)根本不相信这些事件预示着亨廷顿预见到的一场基于文化的宗教冲突,就是一场大灾难,他们共同提出的问题是亨廷顿整篇论文的还原论基础。这些学者们与亨廷顿分道扬镳,因为亨廷顿的主要假设是伊斯兰和西方构成了整体文明,宗教文化差异将使他们直接处于战争立足点,并认为所有穆斯林都拥护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推动的世界秩序。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似乎是唯一一个愿意表示亨廷顿的预言可以成为“真正赢家”的人。

文明内部裂痕不仅破坏了福山的世界自由民主体系,而且破坏了亨廷顿文明集团的凝聚力。诸如公开辩论,法治和负责任的政府之类美国世界秩序标志的侵蚀,逐渐使西方民主货币贬值,而激烈的宗派冲突使穆斯林反西方联盟形成的任何直接前景遭遇挫折。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化及其伴随民粹主义反应的副产物,可以说已经超过了设想的“自由民主”优势以及整个文明在战争中的立足之地。

自1980年代以来,几乎所有资本主义社会都接受了新自由主义,这确实证明了国民财富分配给了少数拥有效行使权力并从其促进的政策中受益最大的少数人。大多数人默认表面上不利于他们的情况是由于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普遍性,以及有效质疑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维持的全球体系困难。

进入民粹主义,这种现象正在以不同的方式改变着全世界的政治格局。在西方,民粹主义表现为右翼对自由民主政府和腐败统治机构的不满。这种民粹主义是由叙事驱动的,而这些叙事将大都市精英和跨国外来者确定为国家的虚拟敌人。

在南亚,民粹主义已经渗透到自上而下的讨论中,这些讨论将宗教少数群体确定为反对民族团结与发展的障碍。在莫迪领导下的印度和马欣达·拉贾帕克萨领导下的斯里兰卡,穆斯林都已成为争取民粹主义支持的政策目标,而这些政策直截了当地反对他们的政权,并削弱对他们使用权力的宪法检查。

在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邻国印度的无处不在一直在民粹主义故事中被描述,而这些故事涉及印度教徒以及他们各自的军队作为伊斯兰教象征性堡垒作用。

尽管亨廷顿被认为将民粹主义维度纳入了他的“文明冲突”论题中,他没有预见到,民粹主义可能采取的轨迹与加剧国家间的对抗一样,可能会激起国家内部的紧张局势。

可以肯定地转向专制主义以抵消民众异议,可以说正成为亚洲、中东和南美乃至民主西方国家政治的决定性特征。今天,一位政治科学家正在研究水晶球,这很可能不是在研究迫在眉睫的文明战争,而是在不断增加的内乱中预测21世纪的剩余时间。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半岛电视台编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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