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政治”与全球冲突的未来

(半岛电视台)

快速的科技进步正推动着全球地缘战略地图的迅速改变,而这种改变的性质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科技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以及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将是这个新世界最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

这个新世界以其不断加速的地缘战略平衡而预示着重大的社会和政治变革,这些变革将以非传统甚至难以理解的新方式,来改变世界的面貌以及其中的竞争关系,并伴随着发生不可逆转的后果的可能性,以国际组织的形式,以及民族主义国家统治的性质与合法性。

“技术政治”(Techno Politics)这项术语,在不久之前已经演变为指代某类科学、方法或主题,虽形式不同,但却同时涉及政治与技术两个层面,一方面是通过主要大国之间的斗争,一方面则是通过治理与技术应用之间的冲突,以及它与人类生活和金融市场之间的关系。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蒂姆·库克曾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举行了多次会晤。

科技巨头承担着强大而独立的地缘政治角色。与此同时,国家安全背景则深深根植于硅谷的某些技术平台,尽管如此,大多数科技巨头仍倾向于保持政治上的中立性和独立性。

这些公司已经成为跨境的政治行为参与者,并与世界各国秘密进行了直接而有力的谈判,我们并不确切掌握这种合作的程度,或者这些科技巨头与军队或当地政府(通常是美国政府),还有其他竞争方进行协调的情况。

与此同时,这些公司正在生产和开发一些极易向致命方向发展的技术。全球各国的军队都在寻求从这些公司的最新成果中受益,包括在大数据处理、网络安全、机器人技术、误导信息、电子监视方式、人工智能等领域,以服务其战略利益。另外,许多技术领域已经转变为全球情报系统所利用的工具。

英国脱欧与特朗普在2016年赢得美国总统之位,这两大事实,向我们揭示了如何通过操纵数据的方式来影响民主体制。通过这些手段,外国得以在其他国家的选举中发挥作用。

从历史上看,政治、商业和技术这三大领域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割裂,而其中每个领域都有其合法性的来源。政治合法性来自被统治者的接纳,以及他们对法律和宪法的遵守;商业合法性源于实现财务收益和利润最大化;技术合法性则源于创新、创造力和对新事物的追求。

但是最新出现的情况却是,政治与技术之间的距离正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在过去的20年中,科技公司以任何人都无法想象的方式迅速发展和膨胀,甚至其创始人也想象不到。

截止今年年底,苹果公司的市值达到了2万亿美元,亚马逊公司的市值达到了1.6万亿美元,微软公司的市值和谷歌公司的市值均达到了1.1万亿美元,Facebook的市值也达到了8000亿美元。此外,谷歌公司的年收入超过了全球超过半数国家的收入。截止今年年底,Facebook在全球共拥有27亿用户,这个数字超过了任何国家的总人口。

这给科技公司的领导人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并且超过了技术、创新和盈利的层面。这些公司的所有者并非民选领导人,他们可能会无视政治或是痛恨政治。但是,他们却根本无从避免。

此后,美国及非美国的科技公司逐渐成为了政治领域的主要参与者,根据美国司法部提供的数据,Facebook今年为游说公司花费了1500万美元,亚马逊公司则花费了1400万美元,这种规模的支持甚至超过了许多国家在游说公司上的开支。此外,大型科技公司还在华盛顿特区设立了办事处,并雇用了许多前任官员来帮助公司经营政府关系。

在这个地球上,科技已经以一种或另一种方式入侵了每一个人的生活,从本质上来讲,科技已经超越了国界,并要求全球作出响应。由于当今世界以高度全球化和动力化为特征,在每一分钟,都会有大量的金钱、数据、商品、人员和思想完成跨界流动。而这样的趋势不仅会破坏稳定,而且还会为统治创造新的形式。

亨利·基辛格或塞缪尔·亨廷顿关于世界秩序的旧观点,已经不再适用于这个新世界。而像诺姆·乔姆斯基那样的愤怒的左翼观点,或是像史蒂夫·班农那样的右翼思想,都已经无法顺应时代的挑战。旧世界的秩序,在新世界的秩序面前彻底失调,而新世界秩序却只受技术创新和交流速度的支配,甚至是控制和奴役。但是,这却受到了全球数十亿人的欢迎。

上述情况引出了大量的问题,包括政府与科技公司打交道的结果,以及其对人类在新冠疫情后的世界内的生活所造成的影响,此外,还有关于科技发展的限制与局限,民族主义国家的未来,自由和统治制度的未来,以及如何通过组织规则与国际法来规范大型科技公司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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