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领导人如何使《禁止核武器条约》变成现实

1996年4月11日,时任埃及总统的穆巴拉克在开罗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佩林达巴条约》前向非洲代表们挥手致意 (通讯社)

10月24日,《禁止核武器条约》迎来第50个国家的批准,从而突破了制定国际协定所需的门槛。这项条约旨在“永久禁止一切核武器”。

作为一名关心核武器政治的非洲人,我认为,应值此机会提醒全世界看到,非洲在使这项条约成为现实的过程中所作出的贡献。

对于非洲国家而言,重要的是提醒他们记起非洲领导力在核裁军方面的遗产,以便这些国家能够更容易地认同这场最新的胜利,并积极支持其在今后的执行。对于拥核国家而言,重要的是讲出非洲的故事,因为它对拥有核武器的基本危险发出了明确的警告。

非洲在核裁军方面的领导地位从未被认真对待对,因为核辩论一向被视为西方国家的问题。在历史记录上,当我们谈到非洲时,往往将其作为核试验的受害者,例如,法国曾于上世纪60年代在撒哈拉以西地区进行核试验。而当代的情况也是如此,我们在谈到非洲时,只会将它作为国际社会支持核裁军的力量补充。实际上,这两种叙述都没有地反映出非洲参与核对话的真实范围。

由于继续将非洲人视为这个问题上的受害者和请求者,而不是将他们视为充满动力、考虑周全的行动者,我们压制了一个被关于权利、责任、道德和法律义务的言论所打断的叙事,而正是这些言论塑造了当代武器管制的现实。而非洲却提供了两种不同的有关核武器的思想流派,从而使核武器、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之间产生了明确的联系。

第一种思想流派可以在黑人国际主义采取的有力举措中看到,这对国际社会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赢得对核裁军的支持至关重要。

在非洲人和非裔美国人的主导下,1958年在加纳举行的非洲独立国家会议是国家代表与民间社会代表共同讨论核裁军问题的第一个实例,他们将支持反殖民主义、不结盟运动和核裁军的努力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后来的殖民主义国家无法在非洲土壤上进行核试验。

尼日利亚政府与加纳政府甚至对法国实施了制裁,因为它在西撒哈拉地区进行了核试验。

加纳的第一任总理夸梅·恩克鲁玛曾在1960年指出,“在非洲的我们也想要生存与发展……我们尚未摆脱数百年来控制我们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而却在遭受核武器的毁灭与摧毁。”

这是第一种思想流派,关注使用核武器所产生的人道主义后果,因此被称为“人道主义倡议”。这项倡议将关注重点从“足够负责任的国家可以拥有核武器”,转变到这样一个事实上——无论谁拥有核武器,这些武器本身都是不人道的、非法的。

正如南非已故领导人曼德拉在联合国大会上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提出这个问题,尽管对于那些提出论据以拒绝消除这些可怕的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人而言,这个问题显得非常幼稚——他们究竟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武器?!”

根据这项“人道主义倡议”,非洲领导人根据1996年签署的《佩林达巴条约》,宣布非洲为无核区。

此外,非洲还是核裁军问题的道义权威。非洲国家(南非)是历史上唯一自动放弃开发核武器的国家。自1994年以来,南非的外交官员继续倡导核裁军,而许多非洲国家都对《禁止核武器条约》给予了积极的支持。

随着这项条约将于2021年1月22日开始生效,包括英国、中国、法国、俄罗斯和美国在内的拥核国却不会签署这项条约。相反,这些国家继续坚持作为全球核秩序基石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

这项条约自1970年开始生效,它禁止在1968年之前尚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拥核,也禁止已经拥核的国家向其他国家提供核武器。

根据《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六条的规定,拥核国家有义务停止核军备竞赛并在核裁军方面采取有效措施,但是这些国家却继续逃避这些义务,部分人戏谑地将之称为核武器隔离。因此,有必要提醒这些拥核国家记起非洲另一个有关核武器的思想流派。

在肯尼亚著名学者阿里·马兹瑞的倡导下,第二种思想流派推出了一种被我称为“通过扩散实现核裁军”的方式。在阐明核帝国主义与种族主义之间的联系时,马兹瑞指出,在上世纪60年代关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紧急谈判之所以能够取得成功,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在于担心在获得独立之后寻求拥核的国家数量会出现激增。

马兹瑞随后主张非洲国家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并向拥核进发,目标是确保拥有适度的核能力。这是一种激进且极富争议的方法,但是,这并不能使这些国家在军事上更加安全。相反,马兹瑞想挑战的是将拥核权利仅限于强大国家的逻辑缺陷。

因此,当我们庆祝《禁止核武器条约》获得第50个国家的批准之际,我谨以马兹瑞的话提醒各个拥核国家:

“只有当西方发现他们无法使世界其他地区无核化,而他们自己也无法作出可靠的核裁军承诺时……世界才会最终根据人类生存的基本原理来应对自身……想象中非的博卡萨皇帝带着核弹扮演着拿破仑……也许这才最终会使北方的战争贩子们感到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