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是解决方案还是更大的问题？
为了避免误会或草率的解释，请允许我——尽最大努力——强调一下，言论自由和表达自由权是不可讨价还价的，无论在使用该权利过程中犯下了多大的错误和过激行为，我对全世界受到政治不公的所有职业记者进行全力声援，特别是以马哈茂德·侯赛因为首的埃及记者受到的政治不公待遇。
新闻是第四大权利，记者也应该对行使权利负责，因为没有责任就没有权利，继而没有行使权利责任。
这一原则基于《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
突尼斯共和国宪法第31条规定，“人人享有言论、思想、表达、新闻媒体和出版的自由，不允许对上述自由进行事先控制。”突尼斯共和国宪法第32条规定强调了相同的原则，“国家应保障新闻自由权利及获取信息的权利，国家应力求确保获取网络的权利。”
将全球立法者及地方立法者置于边缘的是新闻及思想的传达者可能对他们的职业道德不够满意，他们可以伪造虚假新闻，或者是使用他们所获取的信息来为某个反革命集团来服务，或为权力当局及社会内部舆论服务。
此外，信息接收者可能无法区别好的和坏的，他们的想法和思想所受的毒害远比所获取的利益要大，而且，他们为那些实现自己利益而对他们想法和思想的进行毒害的人服务。
这意味全球立法者和地方立法者热衷于将立法重点放在保护人权免受攻击的人权上，正如《世界人权宣言》和“宪法”中明确规定，“人人享有身体不受侵犯的权利。”
原则的普遍性和崇高性在于——无论如何——它是力量的源泉，因为原则将普遍性和崇高性置于自然法则和神圣法则顺序之中，但它也是软弱的源泉，因为原则隐藏在善恶人性冲突中的所有消极方面之中，在社会的最上层到最底层，强大的力量利用一切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合法或非法的利益。
理论与苦涩的现实是不同的，是的，很多记者被杀害或监禁，我们应该不停地对他们进行支持，但是我们在暴虐的招募者、腐败的放债人和理论家之间看到了所宣称的理论失去了应该的功效，甚至变成了对立功效。
今天，任何公平的分析家都可以说，阿拉伯媒体——即使获得真主的怜悯，但真主并未怜悯很多人——将启发公众舆论作为当务之急，阿拉伯媒体向民众提供他们无法通过个人努力获取的信息，并且为民众提供所提供的信息进行公平的分析，并为民众提供公正的不同看法，旨在他们能够作出对自己和社会有益的最佳决策，而不是对民众试图进行误导或施加影响。
阿拉伯革命历史研究人员将会发现，言论和表达自由——革命的产物——是如何进行反转的，反革命者有效地利用言论和表达自由来打击革命，谴责革命的存在，同时，研究人员也将发现媒体在革命爆发和扩张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半岛电视台就是一个典范，社交网络平台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媒体的替代品。
然而，突尼斯在革命之后仍然经历着所谓的媒体羞辱，这是一场闹剧，同时也是一场悲剧，你会发现，那些对本·阿里谄媚数十年的记者——以言论和表达自由为由——变成了抹杀本·阿里高贵品格及其价值观和政策的一把利剑。
革命之后，各电视频道、当地的报纸、记者通过谎言和谣言来对突尼斯革命进行诽谤，这些媒体为腐败的金钱所服务，大多数腐败金钱来自国外，可以确定的是，对阿拉伯之春进行的破坏的就是阿联酋政权。
其中的原因是什么？有一天，一名突尼斯记者（他极其粗鲁、毫无礼貌）毫无惭愧地说出了下面这句话：你对每月收入600第纳尔的记者有什么期望？
当我走进迦太基宫殿时，我发现了所谓的黑匣子，里面每年有一百万第纳尔，突尼斯前总统行为不受控制，一百万就是本·阿里曾用于收买黑皮书（在互联网上）曝光记者的金额。
第二个原因是欺骗、伪装、谎言、煽动——随着社交网络的出现，这种现象更加严重——的传播，我们所有人都发现了社会的脆弱免疫力，这个社会不习惯区分真相和谣言，我们并发现了弱势的国家无法保护公民免受虚假信息的侵害。
现在和将来的问题——对我们阿拉伯人来说，摸索一个真主的民主国家仍然是一个遥远的目标——在于以迫使新闻尊重事实（通常是权力的事实）为借口，来制定限制言论自由的法律和立法。
另一方面，使用各种手段和金钱——特别是在竞选过程中——的腐败和专制力量将言论自由作为幌子，误导民众，推动民众朝着更加不确定、更加混乱的方向前行，最终只是绝望沮丧、无法寻找到救赎之路。
这只是初步阶段的危险，人工智能将使情况更加糟糕，即将推出的技术可以模拟声音，这意味着你看到和听到的演讲或发言可能是为了打败政治对手而进行的虚假演讲，那时对于媒体的权威性以及我们将谈论的任何民主还有什么意义？
很明显，媒体的腐败只是冰山一角，冰面下面是经济腐败和政治腐败，媒体腐败仅仅是经济腐败和政治腐败的工具，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不消除政治腐败和经济腐败，甚至文化腐败和宗教腐败的话，那么媒体腐败将无法消除。
最后，媒体是一面镜子，是国家和社会状况的标志，我们不要想象一个健康的社会和国家能够与一个腐败媒体共生共存，反之亦然，我们如今的媒体只是我们社会和国家形象的反映，也是精神和道德危机的反映，而精神和道德危机是政治和经济危机赖以生存的基础，政治和经济危机威胁着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存在。
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与特定媒体类型有关的最重要问题是它在描绘现实幻觉形象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大，并加剧了每个人的生活困难。
观看世界上任何一个电视频道节目或打开任何一份报纸，只会发现悲剧、灾难和竞争，无论是在民族层面、团体层面或个人层面的。
如果要求火星研究人员表述对人类的了解，他会毫不犹豫地说，人类是一个疯狂的野蛮种族。
但如果对媒体所报道的部分数据进行研究，就会发现70亿人中有99%生活在和平状态，自杀的人数多于战争致死的人数，同时，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更高的生活水平，更加健康，科学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发展。
有关于此，火星对此的报告完全不同，火星将认为人类是充满内部暴力的物种，人类是一种拥有创造性、惊人动力的物种。
这种媒体只描述了现实中黑暗的一部分，给灵魂中带来沮丧、怀疑和恐惧，这可能是生活在只有负面消息媒体环境中的最严重后果。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媒体应该完全不顾社会的所有消极方面和人类的灾难，否则这也将产生严重后果，就像所有的专制当局都试图美化自己的形象。
媒体需要负责任，需要与复杂的现实进行协调，需要给人们展现一个复杂的、动态的真实现实，媒体需要战胜破坏力，并时刻保持警惕，以反应真实现实。
我们需要投资，鼓励文化、科学和艺术媒体，我们需要这些领域的资深媒体人士，以减轻媒体半杯空的负面影响，这个问题是比记者经济脆弱性及由此导致的意识形态脆弱性更为脆弱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是媒体在社会中所发挥作用的问题，该问题引发每个新闻节目的兴奋难道是因为报道航空事故、政客间互不信任、国家的问题远比探索在每个时刻和每个地方创造希望的无声事件要容易得多吗？还是因为报道事实要更加复杂、更加需要动力？这需要改变控制媒体专业人士思想的视野和程序化，并对记者在社会中的作用进行彻底审查。
除此之外，民主国家还必须考虑两个相辅相成的责任：保护记者自由、尊严和生活水平的责任，其中包括所有必要的法律和物质措施，以及保护公民免遭谎言和误导的责任，其中包括对媒体异教徒的必要威慑惩罚。否则，这将导致思想和心灵的混乱，而思想和心灵的混乱只会导致社会的进一步混乱和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