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家庭,三个女人,七十年流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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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姆兹(左),扎西亚(中)和莱拉(右),与其他家庭成员一起创造了自己的传统,包括每周的家庭聚会 [半岛电视台]

黎巴嫩,贝鲁特–1982年6月的一个早晨,莱拉•巴勒奇(Leila Balqees)和她被截肢的父亲一样,在电视上看新闻。

对于当时17岁的莱拉来说,她经历的这一天和黎巴嫩贝鲁特南郊的布尔吉巴拉吉纳(Burj Barajneh)难民营的其他人一样。

很快变成了噩梦。

“空袭开始了,在整个营地,四面八方,”如今56岁的莱拉说。

当天,以色列发动了猛烈的空袭和地面袭击,声称这是为了驱逐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武装人员远离其北部边界。

在黎巴嫩已卷入终将持续15年的内战之际,这场三个月的攻势造成数千名巴勒斯坦难民死亡,并严重破坏贝鲁特难民营中的房屋–包括莱拉的家。

“我看到墙壁飞了出来,”她说,坐在起居室里,这个屋子在以色列行动的第一天就就被摧毁了。

像许多布尔吉巴拉吉纳难民营居民一样,莱拉,她的母亲和三个姐妹在附近地区寻求庇护。但她的父亲在空袭后第一个月拒绝离开他们的家。

“他曾经说过,’如果我不能在巴勒斯坦死去,我就选择死在这里’,”莱拉说。

最终,他们的邻居担心他的安全,强制性地把他拽走了。

袭击结束后,他们回到”半个家”–起居室,一间卧室和厨房的部分已被摧毁。他们花了好几年才重建这个家。

作为被迫离开祖居的数百万巴勒斯坦人中的一个,莱拉一生都是难民。

拥有这种经历的不止莱拉一个,但她的勇敢和坚强勾勒出黎巴嫩巴勒斯坦妇女的形象–从她克服的障碍就可以看出,这位从以色列的进攻中幸存下来,艰辛抚育四个女儿的单身母亲的艰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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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拉父亲的照片挂在客厅 [半岛电视塔]

‘我们没有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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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尔吉巴拉吉纳难民营是5万多人的家园 [路透]

布尔吉巴拉吉纳难民营被称作城中城,沿着连接贝鲁特南部和首都市中心的繁忙公路延伸。

该营地成立于1948年,接纳在犹太复国主义民兵袭击后逃离乡镇的巴勒斯坦人。如今,营地约有5万人。它是由联合国机构近东救济工程处经
营的12个难民营之一,黎巴嫩近50万巴勒斯坦人中的大部分都住在这里。

在布尔吉巴拉吉纳难民营的主入口,挂着破烂的巴勒斯坦旗帜与褪色的巴勒斯坦政党标志。

从口入,一条狭窄的小路通向营地,两旁摆放着兜售咖啡和鲜榨果汁的摊贩,而抽着水烟的各个年龄层的男士,在塑料椅子上闲坐着。

在几米远的地方,小巷变宽了–社区的派系标志变得更清晰。

充当营地安保机构的武装人员站在指定的木制展位。有些人穿着休闲服装;其他人穿着绿色军队连衫裤 –但他们都终于控制阵营的主要政党,包括法塔赫,哈马斯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

绕着狭窄的小巷蜿蜒而下,出现了一排排建筑物,上面满是子弹和涂鸦。破旧的建筑物紧紧相依,以至于很难看出这是一天中的什么时候。

随着路径变得越来越窄,与水管交织在一起的电线低垂在小巷上。到处都是旗帜,穿插着营地居民的海报,海报上是在以色列袭击期间或因营地偶然情况而丧生的居民。

这个营地极其缺乏包括卫生设施在内的基础设施,这给居民带来了严重的健康风险,尤其是在暴雨的时候,泥泞的海水会淹没通道。

据近东救济工程处,黎巴嫩是巴勒斯坦难民生活赤贫比例最高的地方,这些难民往往缺乏食物,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等最基本的人类需求。

处理这些情况,莱拉几乎需要花费所有时间。

“我在这里出生并长大,我在这里上学,”莱拉说,她指的是为注册难民儿童提供的近东救济工程处学校系统。

我的全部生活都在这里,”她补充道。

“我通过我的父母了解巴勒斯坦,我爱我的国家……但我让我的女儿们知道这个营地是他们的家园,因为我们没有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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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岁的扎西亚被迫离开村庄 [半岛电视台]

‘地球上最美的地方’

超过75万巴勒斯坦人被犹太复国主义武装分子驱逐出境,以为以色列1948年建国开道。巴勒斯坦人将其称为”纳克巴”或”灾难日”。

1947年至1949年间,民兵占领了78%以上的历史巴勒斯坦,种族清洗并摧毁了大约530个村庄和城市,造成大约1.5万名巴勒斯坦人死亡。超过10万名巴勒斯坦人在邻近的黎巴嫩寻求庇护,其中一些巴勒斯坦人徒步到达,另一些巴勒斯坦人挤入拥挤的汽车。

在黎巴嫩,难民最初受到欢迎,因为他们普遍认为很快就会回国。但是随着时间延至几十年,事情发生了变化。作为一种负担,难民是无助的,近东救济工程处是唯一支持他们的实体。

直到今天,他们的存在被黎巴嫩脆弱的宗派体系视为威胁。他们的基本权利遭到否认,黎巴嫩的巴勒斯坦人无权从事72个职业;他们不能拥有土地,无法获得免费教育,必须拥有难以获得的许可证才能将建筑材料带入难民营以改造家园。

莱拉的父母来自加利利的卡布里村,他们也逃到了黎巴嫩,他们以为只需要待上几天。

在难民营工作了七十年之后,莱拉的母亲–90岁的扎西亚–仍然可以激起她年轻时的故乡:一座三层砖房,在现在被毁的村庄里俯瞰着春天。

“卡布里是地球上最美丽的地方,”她慢慢地说道。

以色列1948年建国时,患有慢性肺炎的扎西亚已结婚四年。

“我的婚礼是最美的一天,”她说,想到成为难民之前的几年。”他们(用绣花长袍和黄金首饰装点我),并在婚礼上迎接我们,”她谈到自己和已故的丈夫。

“他们让我上了一匹白马,”她补充道。 “周围是我的朋友们,他们携带蜡烛,每个人都在为我们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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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5年以来,危险的电缆已夺去至少55人的生命 [路透社]

单身母亲

但对于莱拉来说,这些令人难忘的轶事让人感觉像是另一个世界。对她来说,唯一的现实是在黎巴嫩当巴勒斯坦难民–尤其是一个女人自己养家。

结婚后,莱拉和丈夫一起离开,当时他在利比亚工作,不过在这对夫妇分居后不到10年后,她又回到了四个女儿身边。

“我回来了,一切都变了,我没有认出营地的街道,”莱拉说。

带着她最小的孩子,还不到三个月大,莱拉意识到,她迫切需要找到一种方式来养活自己和她年幼的女儿,她回到父母的房子。

作为一名巴勒斯坦妇女,在营外寻找工作机会几乎不可能,因此莱拉的母亲帮她建了一个销售杂货的亭子。

“我曾经用一辆大木车上来回运送物品–我一直推着它,”她说着,流下了眼泪。

“无论天气如何,我都会从Dahiyeh (附近地区)走一走,头上顶着面包袋。”

三年后,莱拉关闭了售货亭,在当地蔬菜市场做收银员–这是她做了21年的工作–使她成为营地居民熟悉的面孔。

“女孩长大了,我确信他们去上学了……我感谢上帝,我再也不需要要求任何人帮忙做任何事情。”

第三代

莱拉的四个女儿,也在难民营度过了人生,他们是将这个营地称为家的第三代人。

过去几年来,逃离叙利亚战争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难民也来到这个难民营,这使原本就人满为患的难民营的居住条件更加艰难,共享着不足1平方公里的居住面积。

“我们受到停电的困扰,”莱拉说。”有时,我们每天只能有约一小时的电力。”

近东救济工程处首席地区官员穆罕默德•哈立德(Mohammed Khaled)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该阵营的危险电缆在过去三年中夺走了至少55人的生命。

虽然单身母亲莱拉努力为四个女儿提供最好的条件,但她意识到她们将被剥夺许多权利,就像她自己一样。

然而,她决心给他们灌输一种自豪感,她认为她有责任给孩子们力量,同时也要管理孩子们的期望。她不愿意将黎巴嫩作为她的第二故乡,但她不知道如果女儿们被赋予基本权利,她是否会感觉不同。

莱拉说,她从来没有想过再婚,即使是为了她的孩子。

她说:”我被抛弃了,但我抚养了我的女儿,努力度过了这些年。”当我在最黑暗的时候,我需要一个人时,却没有人帮我,那么,我现在还需要别人做什么呢?”

坐在旁边的是莱拉最小的女儿–拉姆兹。这位身材娇小的28岁女孩患有发育障碍,并伴有部分身体残疾。

拉姆兹说,她希望能够加入教育设施并与孩子一起工作。

“我希望我能加入教育机构,学习如何与孩子们一起工作,”拉姆兹说。

但这不是一个可行的职业选择,莱拉说,她解释说,黎巴嫩的残疾巴勒斯坦人被排除在政府服务之外,因此需要依靠专门的非政府组织的援助。

“我担心她的安全,”莱拉说,不熟悉拉姆兹病情的人往往缺乏与她有效沟通所需的技能。

‘我们想死在自己的土地上’

一个女性家庭,莱拉和她的女儿们与其他家庭成员一起创造了自己的传统,包括每周的家庭聚会。

有时候,充满好奇的孙子们会围着曾祖母扎西亚,渴望听到更多关于巴勒斯坦的消息。

“我告诉我的孙子,有一天,我希望你回去看看我们的家,”扎西亚说。
“每次我谈论我的家,我都会看到自己。”

巴勒斯坦难民营仍然坚持着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的”遗留下来的遗产”,后者已成为散居巴勒斯坦人争取返回权斗争的象征。
但是对于莱拉来说,回归权一年比一年渺茫。

她说:”几十年前,我们比现在更接近回归权。”

“但最终,我们希望带着尊严死在自己的土地上,了解我们的敌人是谁,”莱拉补充说。

“而不在这里,而不是像狗一样,而不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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