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习近平不是’新版普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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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新版普京”一词听起来朗朗上口,但它并不能反映实际情况,玛丽亚写道 [路透社]

中国最近宣布的宪法修正案,终止了对领导人的任期限制,引发了西方媒体的大量争论和猜测。

一些评论家甚至将习近平比作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声称中国正在变成一个俄罗斯式的专制国家。虽然”新版普京”一词听起来朗朗上口,但它并不能反映实际情况。

习近平政权的确在发生变化,但中国的治理实践与俄罗斯截然不同。将这两个国家混谈为”单独专政”这个模糊的类别,就歪曲了现实,这对于西方观众的理解和接受并没有帮助。

迄今为止,中国的政治体制仍保持更加制度化,更加适应舆论,更加全球化。

政党和中国舆论

与俄罗斯不同,中国拥有强大政党,该政党深深融入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从媒体到娱乐,到西方企业,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8千多万成员的庞大组织,它直接或间接地将中国公民纳入了政治体系。它的影响力从媒体和娱乐行业一直蔓延到外国公司,并在那里发展自己的新部分。

中共可能存在不透明的问题,但它也从内部推动了透明度。例如,去年12月,”开放党章”– 最初在胡锦涛主席任期内提出–获得通过,此举标志着该党在增加信息开放度方面的努力。这些规定允许党员和公众要求和查收某些类型的记录。

与此同时,尽管该政权针对激进分子的压制日益加剧,但其对中国普通民众的制度化政治参与持支持态度。在习近平领导下,申诉报告的制度化渠道得到了加强,允许更加有序地收集舆论信息。

俄罗斯国家-社会关系被学者和观察家描述为”零参与协议”,公民需要以沉默来换取稳定。与此相反,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中共迫切地研究并回应公民舆论。

除了日益制度化的公众反馈渠道,我们也目睹了数字审议渠道的扩张。中国官员在微博(相当于Twitter)上开放更多页面与公众进行交流。虽然这些网点经常赞扬习主席,但也时常报道腐败并揭露各种机构治理失败的问题。

该党愈发觉察到,公众支持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在习近平最近关于互联网政策的演讲中,他将舆论管理比作”战场”,也就是说,政权必须”争取”到积极的公众舆论,利用各种渠道来掌握公众关注的问题并使用更复杂的工具来说服人们。

在对中国和俄罗斯新闻业的研究中,我发现,即使在传统媒体领域,中国当局对新闻调查的反应也比俄罗斯要积极许多。我对两国媒体专业批判人士进行的采访显示,中国记者往往能凭借其报道得到回应,尽管通常只是适度的政策变化,但俄罗斯记者表示他们”根本无法接触到另一方(国家) “。

中国记者体会到一种能够共同治理的参与感–尽管这种合作关系仍然不稳定。然而在俄罗斯方面,媒体专业人士和国家之间更多的是一种令人恼怒和紧张的共存感。

因此,在中国,政党通过多种途径收集和研究社会反馈以寻求合法性。在俄罗斯,俄罗斯政权严重依赖普京的知名度,以及通过”权力纵向”进行内部问责制检查,而不是通过公众舆论调查。

个人形象和国际愿望

十多年来,俄罗斯总统一直倾向于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具有男子气概的男人,毫不畏惧地处理任何阻碍,从拯救老虎到抗击西方侵略。

另一方面,习近平则沿用了父亲的亲切形象。因此,他在公共场合常被称作”习大大”。

习近平也比普京更懂技术。中国创建了多个应用程序,专门用于跟踪习近平的访问旅行,研究他的演讲,阐释他的最新政策。相比之下,普京的领导却充满公关失误,最近一次是在他的国家演讲中使用了2007年的某段视频来讲解一种所谓全新的核导弹。

这两国在国际舞台上也有不同的运作方式。俄罗斯主要通过侵略和政治干涉来展现实力,而中国则追求有意识的治理模式。

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倡议(Belt and Road Initiative)以及他对全球化的明确支持,与普京发动军事行动以及在国外进行颠覆行为的战略(如据称对美国选举的干涉)截然不同。

习近平的口号是”中国之梦”和”讲述中国故事”,将中国特有方式视作西方民主模式的另一种选择。他是否能够实现重建世界秩序的雄心壮志,仍有待观察,但这种尝试本身的意义不容小觑。

俄罗斯政权也拒绝西方主导的自由主义,但它拿不出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只能重申希望保持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军事地位。

到目前为止,中国国内和国际的治理模式仍然包含更多的参与式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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