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交媒体威胁着社会与安全

社交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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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世界历史上一个痛苦的时刻:开放型社会正处于危机之中,同时,以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为代表的专制国家中,各种独裁手段也在明显升级。在美国,尽管特朗普也想建立类似的专制国家,但由于美国宪法及其他民间、社会组织与机构对其行为的监管和约束,这种想法并不可能实现。

这不仅关系到开放型社会的存在,还从整体上威胁着人类文明的存在。实际上,像朝鲜金正恩、美国特朗普这类领导人的崛起,都与此密切相关。为了保持统治地位,二者都不惜涉险核战争。

但是这种痛苦的原因还要追溯到更深层的根本之上。无论出于建设性或是破坏性的目的,人类利用自然力量的能力都是在持续发展的,同时,我们的自控能力也在一定范围内有所反复,而现在,我们的这种能力正处于最低水平。

美国互联网巨头的崛起及其垄断行为的升级,助长了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确实,这些大公司通常发挥着充满创造性的作用,但是,类似谷歌、Facebook等互联网平台的作用如果持续扩大,则将引发一系列的问题,并阻碍创造力的发展,而我们直到现在,才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的存在。

这些互联网公司利用其环境获取利润。正如矿产、石油公司利用地理环境获取利润一样,社交媒体公司则利用社会环境获取利润。这是一种可耻的行为,因为这些公司以人们意识不到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思考和行为,而这与民主事业和公平选举的原则背道而驰。

互联网平台拥有高额的边际回报,网络带来的变革性影响确实前所未见,但这种影响却是不可持续的。

Facebook公司用了8年半的时间使其用户增长至10亿,然后只用了一半的时间使用户增长到20亿,按照这个发展速度,Facebook将在未来3年内发展完所有的潜在客户,而无法再实现新的增长。

Facebook公司与谷歌公司占有半数以上的数字广告收入,为了维持其在互联网上的主导地位,二者需要扩展网络并增加用户的关注度,目前,互联网公司正通过为用户提供体验更佳的平台来实现这一目的,因为用户在平台上消耗的时间越长,公司所获得的利益就越多。

需要在平台发布内容的公司必须接受平台规定的所有条款,这也扩大了社交媒体公司的利润。而事实上,社交媒体公司得到的巨大利润,主要也是因为其规避了在其平台上发布内容所需承担的责任和费用。

社交媒体公司声称仅仅负责发布信息,但是,作为带有垄断性质的发布渠道,这些平台也被视为公共设施,因此应该受到更为严格的监管与约束,这样才能维护市场竞争与创造力,以及保证用户拥有公平、开放的信息发布能力。

事实上,广告商才是社交媒体公司真正的客户。但是,我们现在能看到一种新的商业模式正在逐渐形成,这种模式不仅仅是宣传与广告,还直接向用户出售产品及服务。

这些公司利用其掌握的信息,对网上提供的服务进行整合,并通过歧视性定价来获取更大的利润,而如果不这样做的话,这部分利润就必须分给消费者一杯羹。这种做法虽然可以提高其盈利水平,但是却破坏了市场经济的效率。

社交媒体公司抓住用户的兴趣点,欺骗性地引导用户以实现其商业目的,依托技术手段使用户对其提供的服务”上瘾”,而这可能给用户带来极大的危害,特别是对青少年而言。

互联网平台与赌博公司之间亦有相似之处:赌博俱乐部已经开发出了相关的技术,可以吸引客户为了参与赌博而倾尽所有。

我们可以看到,类似的情况在我们这个数字时代,不可逆转地落在了我们的兴趣点上,而这不仅仅是上瘾的问题,事实上,社交媒体公司在尽力煽动人们放弃独立思考的习惯,少数几家互联网巨头还拥有打造民众关注点的能力。

为了维护约翰·斯图亚特所说的”思想自由”,我们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对那些在数字时代成长起来的人来说,”思想自由”一旦丧失,再想要恢复就相当困难了。因此,其造成的政治后果也影响深远,被剥夺”思想自由”的人可能很容易受到操纵。而且,这种风险近在眼前,更在20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样,眼前更令人不安的情况还包括:专制国家政权与拥有庞大数据的信息技术垄断企业之间结成联盟,这将极大地加深政权对国家的监管程度。

这种结合很可能会首先出现在俄罗斯这样的国家,这些国家内部的信息技术公司从技术上来说,与美国的互联网平台并无不同,并且受到了当局在境内的大力保护与支持。

以美国为总部的信息技术垄断企业,为了得到进入这些体量庞大、发展迅速的市场,也甘愿冒险。而这些国家的专制统治者也愿意与这些垄断企业合作,一方面可以改善其统治方式,另一方面也可以将其影响力和权势扩展到美国及世界的其他地区。

人们也逐渐意识到了垄断平台的主导地位与差异性扩大之间的联系:股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确实发挥了切实的作用,但是,互联网巨头所拥有的特殊地位,则带来了更重要的问题。

这些互联网巨头拥有垄断能力,同时,它们之间也相互竞争。它们有足够的能力吞并初创企业,即其未来潜在的竞争对手,它们拥有必要的资源,以侵占彼此的空间。

互联网巨头的所有者认为他们就是宇宙的主宰,而事实上,他们却沦为了维持其主导地位的野心的奴隶。他们互相争斗,以便控制由人工智能开发出来的新的发展领域,如无人驾驶汽车。

这些创新影响了社会的失业率。事实上,欧盟,特别是北欧国家,在制定社会政策方面比美国看得更远,其政策重在保护工人而非保护工种。

这些国家承担了下岗职工退休或再培训所需的费用,这给北欧国家的工人带来了更强的安全感,与美国的工人相比,北欧的工人更加支持技术创新。

事实上,互联网垄断企业的所有者并不愿保护社会免受其网络行为的影响,这就可能形成风险,在这种情况下,监管机构应负起保护社会免受侵害的责任。

显然,美国的监管机构还不够强大,不足以应对这些互联网垄断企业所具有的政治势力,而欧盟则在这方面拥有很强的优势,因为欧盟没有任何互联网巨头。

欧盟对垄断的定义也与美国不同,美国法律首先考虑的是因收购而产生的垄断,而欧盟法律则禁止滥用垄断权力,而不考虑其产生的途径。欧盟法律在保护稳私和信息方面更为严格。

除此之外,美国法律规定,对垄断造成的损失是通过客户获取同一服务所支付的费用差价来衡量的,但这基本上是不可能被认定的,因为大部分互联网平台所提供的服务都是免费的。此外,这一原则还不包括互联网平台从客户处采集到的有价值的数据。

欧盟委员会竞争事务委员玛格丽特·维斯塔格是率先支持欧洲模式的人之一。欧盟用了7年的时间,才对谷歌提出反垄断诉讼,但这一结果却极大地加快了欧盟建立监管机制的进程。除此之外,由于玛格丽特·维斯塔格的努力,欧洲模式也开始对美国的形势产生了影响。

现在,粉碎美国互联网公司的全球霸权地位仅仅是时间问题,而由玛格丽特·维斯塔格主导的监管和税收制度,则会将这种霸权推向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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