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始于现实, 而非经文

暴力的原因是什么：宗教文本抑或是恶劣现实？谁决定谁？

 
这里有两个理论：第一是文本产生暴力，或是变出小鸡和麻雀的魔术帽；第二是伴随令人愤怒的文字的令人愤怒的现实滋生了暴力的动机。

 
英国作家凯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在著作《流血之地》中指出，暴力与宗教的联系始源追溯到始于17世纪的启蒙时代，当时西方开始实行政教分离，人们普遍认为，宗教对中世纪欧洲普遍存在的暴力冲突和血腥冲突负有首要责任，世俗主义和民族观念的胜利是和平、容忍和救赎这些冲突的胜利。

 
在这里，作者提到有两位理论家对这种宗教印象起了重要作用，他们是托马斯·霍布斯和约翰·洛克方面。以某种方式，两者将暴力和宗教文本联系了起来，此后该理论得到了扩展，由谴责宗教思想扩展为谴责宗教本身，认为宗教是一种“非理性的暴力力量”。有些人认为“统一”本身是不宽容的，很难与一神论者达成任何共识，因为他们只接受一个真理。简而言之，除了认为偶像崇拜比一神论更宽容的着作外，这种观点的基础是“暴力是吉卜利勒外衣中的种子，而不是来自地球的植物” 。

 
和平的承诺

 
在18世纪的法国，群众烧毁了教堂，大约4,000座教堂被摧毁，宗教和国家甚至是社会之间断绝了关系。正如伏尔泰提议的那样，“用最后一条牧师的肠子，来纹杀最后一个国王”。以民族和种族为基础的民族国家取代了帝国，但是，和平降临在这片土地上了吗？人们欢乐吗？

 
事实上，世俗主义和西方民族国家的承诺并成功地传播其承诺的和平，因为战争、争夺国家资源和殖民化的速度加快了，一整个大陆的人力资源在一场史上最大规模的奴隶动员中被剥夺，甚至是“宽容的领袖”约翰·洛克——正如阿姆斯特朗所说——也参与了奴隶贸易和怂恿占领某些地区。

 
16世纪至20世纪，在远离宗教和宗教观点的旗帜下，数百万人被杀害和俘虏，人性被摧毁。不再有为了战士而祈祷的“彼得隐士”， 取而代之的是赞美生而统治的雅利安人种的教令的出现，以及墨索里尼承诺插在星星上的法西斯旗帜。

 
据阿姆斯特朗称，在1914年至1945年间，欧洲和苏联有7000万人死亡。由于种族、民族和人种的原因，德国人犯下了史上最恶劣的暴行。与立即摧毁14万人的广岛原子弹不同，二战结束了24,000人的生命。

 
德国哲学家埃里克·弗洛姆就生活在一战的氛围中，他目睹了世俗民族（雅利安人、盎格鲁萨克森、维京、犹太和罗斯人）如何在一个几乎所有人都歇斯底里的情况下，竞相表达民族沙文主义和种族优越精神，这种歇斯底里在当时的文明国家普遍存在。

 
这里，我们可以听一下神学家乔纳森·萨克斯提出的一项重要研究，他认为，探索战争的历史、阅读涵盖1800次历史战争的“艾伦・阿克塞尔罗德”军事战争百科全书，可以轻易驳斥“宗教是暴力和战争的主要引擎”的这一观点。其中表明，只有10%的战争主要是由宗教引起的。

 
即使在自杀式袭击的层面上，作者说，这些袭击起源于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等民族主义运动，而这个运动是一个与宗教毫无关系的，声称对二十年来260次行动负责的世俗主义民族分裂运动。

 
芝加哥大学发表的一篇文章所援引的其中一项研究，追踪了1980年至2004年间全世界的自杀性爆炸事件，得出的结论是，自杀性恐怖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或任何宗教之间的联系很少。例如，二十世纪80年代，在黎巴嫩发生的38起自杀式爆炸事件中，8起是穆斯林自杀者干的，3起是基督徒，27起是社会世俗主义者。

 
暴力脱胎于现实

 
第二个理论逻辑上是第一个的反面。它认为，宗教、达尔文主义、民族主义等等都不是暴力的来源，而是暴力发生时所需要的理论。它认为，暴力在成为一种观念前是一种立场，或正如历史学家汉娜·阿伦特所说的是一种工具，源于社会和政治失衡，这些不平衡会自然引导阅读任何宗教或学术文本，并认为，人类冲突是由于缺乏良好的资源，并不是由于好文本的稀缺。

 
当穆斯林生气时，并不是某个书上的句子引起他们的愤怒，而是因为令人愤怒的现实需要寻找文本的支持。如果没有文本，文本就会被创造，就像在伊斯兰历史上宗派冲突中所发生的那样，每个宗派都叙述着支持其立场的故事，而当时的民众是为生活而思考，而不为思考而生活。

 
在成为一种社会学之前，这是个原教旨主义问题，法学家认为，不断改变的现实是理解和解释文本的最重要入口，其中一位原教旨主义者认为，中世纪伊斯兰法学对非穆斯林的极其严格，是因为十字军东征，这些战争导致了这些法学家更加保守。

 
有时，由于观念的政治背景发生了变化，同样的宗教观念起着两种不同的作用。第十二位伊玛目的隐遁产生了沉寂了一千年的什叶派，而其隐遁的故事也引起了1979年德黑兰爆发大革命。

 
宗教改革者马丁·路德积极采取和平抵抗的态度，他说，“我不同意通过暴力和流血事件来赢得福音的胜利。”当农名革命几乎威胁到其利益及支持其改革主义思想的政治力量的利益时，他大声喊道：“他们必须秘密和公开地被撕裂、勒死、宰杀。”正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写道，政权借助福音和圣经的支持判处这些农民为异端，即事实是，不是圣经，而是人们宣布这些判处。

 
事实是，一些思想家，其中的是贾希兹·阿米尔·本·巴赫尔（Al-Jahiz Amr Ibn Bahr），发现了宗教作用性质的这一事实——无论是被用来增加坚韧性、还是降低自身的抵抗性。艾哈迈德·瓦尔·奥卢杜丁提到了这个作家的文章非常重要，贾希兹将伊斯兰教之前的古莱什的倾向归因于贸易和放弃战争。

 
他认为，罗马人的失败及他们输给波斯人，是因为他们信仰基督教，土耳其人士气弱、失去战斗欲望是因为他们信仰佛教。贾希兹举例说明了宗教在人群中的作用，称哈瓦利吉派的勇敢归因于“宗教”。

 
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也引出了同样的观点，他将法国大革命的暴力和恐怖主义的特性归因于宗教情感的脆弱，“唯物主义成为革命的信念，而在英国革命中，英国人对上帝的恐惧破坏了革命暴力的力量”。

 
结论

 
更新宗教话语与改变政治和社会现实有关。而更新的过程始于生活条件而不是文本，国家而不是宗教。从更清晰的意义上说：现实照亮文本，从现实中投射出的光，与文本中反射的光一样多。政治家们断言暴力始于一种思想或文本，分散了人们对暴力的真正缘由的注意力。野性是一种结果，而不是人类的深刻本能，而不是宗教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