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与痴迷领导力

伊布蒂萨姆·特雷西

每一场革命都需要一个象征，这个象征以其个人领导力团结革命民族，通常具有特殊的感召力，从而使这个角色有能力克服一场运动所需的政治反应中的患难与果断利索，以及有能力选择具有一定利益的革命团队。他领导着一个年轻的、拒绝强加于他们的现实的、渴望自由的年轻人联盟，他们是神奇歌声的拥有者，即使是奥德修斯也不能将他们与那些掩好耳朵的人分开。

 
格瓦拉曾是这样的人，历史上没有一位革命者能得到这位出生于阿根廷的古巴革命者埃內斯托·切·格瓦拉所得到的。几十年来，他以独特的特征和富有表现力的形象鼓舞着年轻人，他已成为每一个反对不公正的革命者的象征和最高榜样。这位革命者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几乎得到了全世界的包容；虽然一些偶像也曾崛起于革命国家，但他们未能超越国界，除了在苏联期间宣传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列宁，但其思想只是得到追随者的拥护而已。

 
同样，墨西哥的萨巴达也是其人民的象征，还有美国的乔治·华盛顿，还有因为文学作品而跨越国界的圣女贞德。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所有的例子几乎出现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民族解放时代。

 
至于现代社会，在西方情报的支持下，我们培养了一批在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阿拉伯世界里掌权的“畸形”革命者。受到上一个政权的受害者的第一次拥护后，他们就相信自己是领导者，即使他们无不缺乏心理学上的缺陷，其中最重要的是对领导力的狂热痴迷，并转变为对偶像力的狂热，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例如，哈菲兹·阿萨德一上台执政，就出现了一些情报谣言，称他是第一位在高中时期向法国占领士兵扔石头的革命者，这一谣言导致未来的巴勒斯坦儿童对以色列发起了石头革命，谣言并未止于此，还有传言说他是埃及航空学院里成绩最好的飞行员。还有说他是引起领导人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焦虑和失眠的人，据说后者去世前，他的耳朵贴在收音机边，等待着从大马士革发来有关哈菲兹上台执政的消息。为了让事情发展不止于谣言，他赶紧发起后来所谓的“纠正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他逮捕了所有右翼复兴党人并送至监狱，宣告着他的永恒话语——“没有发展和社会主义，这个国家是没有生命可言的”。的确，他将十月战争的失败描绘成“胜利”，此后他带领国家陷入了“虚无的深渊”，并得到马屁精和受惠者的支持，然后他对其所谓的“伊斯兰落后分子”发动了他的战争，摧毁了哈马市和阿勒颇的穆沙拉卡（Masharqa）的一些区域，战争造成近五万人死亡，其中一半是妇女和儿童，并由此步入了俄罗斯的斯大林和朝鲜的金日成的“后尘”。哈菲兹·阿萨德将叙利亚——一个本可以前进的共和国——转变成一个恐惧及恐怖主义的王国。只有恐怖主义才能满足这个病人对偶像力的渴望，此后，其雕像布满了村庄和城镇的广场；在破坏“恐惧之墙”的那天，革命人民摧毁了这些雕像。

 
至于阿拉伯之春革命，则无法出现任何引领该时期的革命性偶像，因为不仅是阿拉伯之春的国家政权支持者进行了“反革命”，而且大多数地区和国际力量将这些革命扼杀于摇篮中，甚至通过金钱和媒体的手段，阻止人民形成统一的领导。

 
电影里的格瓦拉和萨巴达

 
作家、剧作家、动漫电影制片人、电影作家往往在纪录片中呈现一些有影响力的人的生活，或者将他们拍成电影，改编他们的事件，以适应该国政策或编剧的愿景。

 
著名的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在伊利亚·卡赞导演的、由美国巨星马龙·白兰度主演的一部电影的剧本中描绘了萨巴达的生活。尽管电影偏离了真相的严肃性，但在“1952年”时期，这部电影获得了观众足够的接受，不过却遭到了墨西哥人的不满和抗议，迫使导演要求暂停放映，但北方政府的政治压力出手阻止，让电影继续放映。

 
这部电影名为《萨巴达万岁》，引起了重重愤怒，指责制片人是共产主义者，迫使导演对电影进行了部分调整，以否认对自己和工作人员的指控。

 
萨巴达是一位有着原住民血统的墨西哥农民，他捍卫农民的土地（被西班牙富人接管）所有权，当他无法用和平手段来捍卫贫困农民的权利时，他转向了武装斗争。

 
而有关格瓦拉的电影则有好几部，其中最著名的是《摩托车日记》，电影取自切·格瓦拉的《一名年轻人在摩托车上的日记》一书以及由两部分组成的电影《切》。

 
与格瓦拉有关的纪录片电影中，格瓦拉被描述为古巴革命中的忠诚者，在关于他的电影中，编剧和导演也不会强加个人观点。 切·格瓦拉于1967年在玻利维亚的游击战期间被处决。

 
至于领导人哈菲兹·阿萨德，尽管他竭尽全力进行自我营销，但至今尚未有一部他的自传电影，相比之下，埃及领导人阿卜杜勒·纳萨尔和萨达特总统的自传已被拍成多部埃及和国际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