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与中东
Published On 2018年11月12日
在中东，一战的迹象无处不在，无处可去。
在随后的冲突和数十年的激烈争论中，在欧洲冲突进入历史很久之后，战争遗产仍在继续引起反响。中东陷入新政治动荡，经历数十年的地区和国际危机，其中许多植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决定，战争的复杂遗产可能不会立即显现，但仍高度相关。
直到1989年，与分裂的欧洲划清界限，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在多代人中仍高度可见，难以确定其事件的历史距离，因其遗产在几十年后继续产生共鸣。
战争的中东战区—埃及，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现代伊拉克和土耳其—的战斗结束了，英国和奥斯曼官员于1918年10月30日在爱琴海的一艘军舰上签署停战协定。
在战后回忆录中，英国在巴格达的代理民事专员阿诺德·威尔逊回忆说，迫在眉睫的敌对行动促使他“竭尽全力……在哨声吹响前，尽可能在底格里斯河上取得进展”。
因此，摩苏尔市—被广泛（并且正确地）认为是在美索不达米亚最富油田的中心地带，于1918年11月10日被占领。这可能是欧洲战争结束的前一天，但它在停战协议后的11天，它标志着战时收益迈向和平时期的愿景开始破裂。
美索不达米亚，摩苏尔繁忙的广场。该地区曾是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于1918年10月受英国军方控制 [盖帝图像]
1919年6月28日，与被征服的德国签署的《凡尔赛条约》（1961年，在弗拉茨费迪南德大公的萨拉热窝遇刺事件引发了战争滑坡）是迄今为止最著名的结果。战争和平会议还制定了其他四项条约，以解决不同区域的冲突问题。
1919年9月10日，《圣日耳曼条约》；1919年11月27日与保加利亚签订的《讷伊条约》；1920年6月4日，与匈牙利签订的《特里亚农条约》；以及1920年8月份与奥斯曼帝国签订的《塞夫勒条约》，随后被1923年6月24日与新土耳其共和国签订的《洛桑条约》取代。
《塞夫勒条约》涵盖了奥斯曼帝国的分裂，并确定了取代其位置的战后政治实体的性质。除了提高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希望的有条件独立之外，该条约还强加了对伊斯坦布尔的政治和财政条款。
法国，意大利和希腊都在安纳托利亚的南部，西部和中部获得了影响区，而希腊也在色雷斯获得了巨大的领土收益。这些有效地将奥斯曼帝国从欧洲大陆上移除，而伊斯坦布尔本身仍在1918年11月12日开始被英国，法国和意大利直接占领。
《塞夫勒条约》经过了16个多月的曲折谈判才得以实现。在1919年春季和夏季，在巴黎举行首次会议之后，谈判一直持续到1920年，包括伦敦会议（2月12日至24日）和圣雷莫会议（4月19日至26日）的实质性会议。除了制定关于奥斯曼帝国的残余惩罚性条约之外，胜利方还面临着协调其不同战时目标和协议的任务。
其中包括1915年至1917年间模糊的战时承诺，1915—16年的侯赛因—麦克马洪通信，1916年的赛克斯—皮科特协议和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埋下了怨恨和冲突的种子， 1918年，其帝国主义和自相矛盾的性质昭然若揭。
整个中东地区民族主义运动不断上升，土耳其军事和民族主义联盟肆无忌惮地摧毁奥斯曼统治的最后痕迹，这个背景下，战时盟友试图通过设计和分配管理该地区的任务制度来维持其政治控制。
土耳其将军和政治家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在反对希腊独立战争期间审查他的部队[盖帝图像]
现代中东的边界就此形成，尽管遭到当地民众的公众和政治反对。然而，《塞维尔条约》的墨水还没有变干时，它已因当地局势发生根本变化而变得过时。
1919年，英国在中东的地位出现动摇，埃及起义反对英国战争权力的延续、1920年在伊拉克的全国反英叛乱。与此同时，叙利亚和黎巴嫩在地方和国际计划之间展开了激烈对抗。战后解决方案导致英法盟友发生冲突，与派遣占领叙利亚的法国军队发生激烈冲突，最终将阿拉伯主义融入叙利亚民族认同的核心，建立伊拉克和约旦的哈希姆王国，而不在叙利亚本身。
在奥斯曼帝国的剩余部分中，由加利波利的胜利者精心策划的 土耳其民族运动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不断壮大，它充斥愤怒和羞辱，组织了针对占领的政治和军事抵抗。最初是全国各地民族主义团体的松散伞，迅速膨胀成一场针对占领国的统一民族运动。
1919年下半年召开了一系列代表大会，来自土耳其各地的代表们起草了一份政治宣言。 1920年3月，在《塞夫勒条约》的最后审议之前，土耳其民族运动正式与奥斯曼帝国分裂，并在安卡拉建立了自己的议会大国民议会。它在4月23日首次举行会议，正如盟军在圣雷莫召开会议，以制定中东任务制度一样。
土耳其民族运动与奥斯曼政府之间的关系在1920年10月以无可挽回德方式破裂。在那个阶段，法国，希腊和亚美尼亚部队都与大国民议会在土耳其各地指挥的部队进行了接触。
1920年11月，凯末尔派部队击败亚美尼亚部队，1921年3月，土耳其与苏联签署了《莫斯科条约》，将亚美尼亚的残余部分纳入苏维埃共和国，并将两个“失去的”省份—奥斯曼省卡尔斯和阿尔达汗省—归还给土耳其。面对土耳其的收益，盟军逐渐放弃对库尔德独立的支持。
1921年，法国军队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发生激烈冲突后，从土耳其南部的西里西亚地区撤出，这些冲突使法国在生命和金钱上损失惨重。希腊军队正在努力实现 “Megali Idea”（大愿景）—最初于1921年通过安纳托利亚向安卡拉内陆推进。然而，凯末尔在1922年8月的反击打击了希腊军队，并将他们推回沿海城市士麦那（今天的伊兹密尔） 。
士麦那于9月被夺取，其希腊和亚美尼亚社区被迫逃亡，大国代表无力干预。
数万名希腊人从土耳其士麦那通过海路逃离，被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的军队驱逐[盖帝图像]
除了解决土耳其和希腊的现代边界（并且在数万名希腊人和土耳其人被强行交换的过程中爆发人道主义灾难），希腊—土耳其战争的解决方案还有另一个后果。它导致了英国战时领导人大卫·劳埃德·乔治的政治垮台，其自由党仍在1915年后与保守党结盟。
这发生在1922年10月的“恰纳卡危机”之后。希腊军队在安纳托利亚的失败为凯末尔向北向伊斯坦布尔进军开辟了道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劳埃德·乔治在伦敦政府呼吁大英帝国及其盟友在达达尼尔海峡亚洲海岸的恰纳卡举行会议。
然而，只有新西兰支持了好战的呼吁，而法国和意大利都拒绝支持劳埃德乔治。随着对劳埃德乔治的批评越来越多，他的保守党联盟伙伴投票决定退出政府，撤销劳埃德乔治的总理职位，并永久罢免他的自由党。
劳埃德·乔治突然离职，这是战争时代最后一次决定性突破。各方认识到《塞夫勒条约》无法执行，1923年7月该协议被《洛桑条约》取代。
该条约扩大了国际社会对土耳其主权的承认。盟军还结束了对伊斯坦布尔的军事占领（1923年9月），安卡拉于10月29日被宣布为土耳其共和国的新首都，这一天今天仍被称为土耳其国庆日。
1924年3月，以阿塔图尔克为首的新土耳其政府正式废除了阿塔图尔克，这是奥斯曼最后一个象征，并开始将土耳其重塑为一个现代化，世俗化的欧洲民族国家。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于创建现代中东至关重要。它加速了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并为今天仍然存在的国家体系（尽管最初是强制性规则）的出现铺平了道路。
该地区的整个政治格局被重新塑造，战争遗产削弱了帝国“局外人”支配和影响事件的能力，民族主义团体围绕民族身份，动员群众运动。诸如《贝尔福宣言》之类的问题仍然在被谈论，好像它们涉及当代争议一样，ISIS武装分子在2014年推翻叙利亚和伊拉克之间的边境哨所并不是偶然，他们声称正在拆除西方在战争期间和之后强加的边界。
1923年10月，铁师的土耳其军队穿越加拉塔大桥，进入土耳其的君士坦丁堡，标志着外国占领的终结 [美联社]
一个世纪以来，战争的结束，更广泛地说，在土耳其的标志不同于欧洲。加里波利将阿塔图尔克推向国家地位的方式巩固了他后来作为现代土耳其民族建设者的角色。
然而，在过去的15年里，他所建立的土耳其国家，其性质已被总统埃尔多安的统治所取代，后者在今年超过了阿塔图尔克的执政期。战争结束后的动荡，宿敌的联系迅速得到修复，其中阿塔图尔克在加利波利的战争纪念碑上所表达的动人话语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当阿塔图尔克监督社会现代化计划时，他果断地将土耳其推向了欧洲，远离中东，这一转变近年来在埃尔多安的统治下开始逆转。
对于欧洲人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将继续由西部阵线的战斗—法国的凡尔登，英国的索姆河，德国的凯撒的伟大进攻 —烙在历史记忆和民族神话中。
然而，战争在塑造现代中东国家体系中的作用远不止于在纪念战争结束时举行的仪式。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与土耳其关系的基石得到巩固，当时数万名土耳其人迁移到战后的德国，土耳其的战略方向被载入北约，这是早期战争的解决方案的轨迹，赋予它今天保留的混合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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