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战争中阿拉伯人的初期战略

البدايات العربية في إستراتيجية الحروب المعاصرة
当代战争中阿拉伯人的初步战略
阿拉伯人与当代战争战略的早期关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和巴勒斯坦战争(1948年)中,埃及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或至少是不同的)中体现得非常明显。
 
虽然两次战争中埃及的态度完全不同,但事实上影响政治决定的战略动机来自一个单一学说,一方面确保国家安全,另一方面避免冒险。
 
可以公平地说,除非我们理解一个重要事实,即我们在7月23日革命时期(法鲁克国王时期后)的历史和新闻文献甚至高级官员的声明都是对以色列人及其力量、军队和战备的远离事实的看法,否则我们对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和阿以冲突(自那场战争起埃及开始发挥作用)的理解是无法修正的。
 
这些声明和文献之所以热衷于远离事实,似乎是为了自我批评,以实现贬低政权和叛国的双重性,在当时,对于阿拉伯政治生活中的军事政变来说,这种双重性很大程度上是绝对必要的。我们不断地重复以色列在1948年战争中战胜五支阿拉伯军队,这已足以实现反叛。
 
事实是,参与1948年战争的以色列军队(或所谓的犹太复国主义团伙)当时在数量上超过五支阿拉伯军队的总数,其训练能力、武装能力方面也远远高于阿拉伯军队,而且在犹太国建立前就已经存在,甚至以成熟阵型(称为犹太军团)参加过二战,具有所有的实验经验、机动性、对抗和沟通经验。
 
少将阿卜杜勒·莫内姆·哈利勒(10月战争中的第二军团指挥官,在转到中央司令部之前,他是法瓦兹统治时期的指挥官)就阐明了这一事实,并在他的《在战役中心》一书中合理地阐明了这一点。
 
当我的书出版时,这个事实在我们的沙龙和会议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后来(太晚了)我们才开始关注欺骗历史这一事实,阿拉伯军政府用这种谎言来为他们的存在和生存辩护,我们也开始发现,关于阿拉伯人意图反叛国王的谣言并没有涉及埃及。
 
埃及军队的叛国并没有在理论和谣言上发芽,除了那些正在为政变做准备的人,而且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 只是在那些谈到叛国的时代,以及他们在开罗而不是在巴勒斯坦的战争时代才发生。
 
这种话——缺少在早期的分析中——它真实地准确地描绘了那些军事政变官员早期放弃与犹太复国主义和在巴勒斯坦的殖民列强的真正对抗,以便接管开罗政府的缰绳。
 
即使是在政府官员——不只是军队——投入与以色列的冲突来为他们的上台洗白,然后为他们的继续掌权继续辩护,然后在犯下国家罪的时候继续捍卫自身权力的时候,也是如此。
 
可以合乎逻辑或公平地说,法鲁克国王 – 他在巴勒斯坦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立场(即他的两个战略方针) -没有完全能够看清或吸收隐藏在背后的世界政治,也没有理解这里或那里的战斗的秘密,因此他也无法做到我们今天所做到的——对这里或那里发生的所有事情的许多事实的广泛而深刻的了解。
 
法鲁克国王对爱国主义的真诚热情支配了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争事态的立场和期望,随后也决定了他对巴勒斯坦问题的立场。
 
我们回忆一下我们看到的事实:法鲁克国王被描述为匆忙参与巴勒斯坦战争,尽管他的冲动很有用,也符合他对伊斯兰教、阿拉伯主义和至高无上的价值观信仰。 
 
对法鲁克国王的这种判断,如今变成了法鲁克国王反对者的公开的宣传,我们也注意到,法鲁克国王的被动或谨慎决定——不与盟军一起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同样成为了他们反叛的筹码。
 
尽管由艾哈迈德·马赫·帕夏领导的萨阿迪党(Saadian Party)主动以所有力量和潜力宣战,但法鲁克国王没有发现这种宣战有任何宗教、国家、公民义务,也没有迫切或不迫切的利益,他当时也咨询了包括当时的爱资哈尔谢赫——谢赫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马拉吉——在内的许多人,他们也向他肯定了他的怀疑。
 
伟大的谢赫马拉吉以雄辩的口才表达了这个想法,他说:这是一场与我们毫无关系的战争。法鲁克是阻止埃及全部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因素。决定性因素不是我们的一位政治家或我们党派的决定。
 
读者也许会谈论法鲁克国王的决定是否智慧。让我来拉近镜头,国王此时正在阅读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奥斯曼人急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将其视为刺杀和结束敌人存在的黄金机会。法鲁克没有冒险,因为他看到了奥斯曼冒险的影响以及不久几年前发生的事。
 
从第一个角度来看,我们有理由承认,法鲁克国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拯救了埃及,对于一位伟大的国王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立场,在20年前一战宣战的时候,没有一个奥斯曼帝国的人这样做。
 
德国和奥地利开始要求奥斯曼人与之一起抵抗英国、法国和俄罗斯的“暴政”,这种暴政也是德国人、奥斯曼人和奥地利人所经历的暴政 、残忍。
 
这一观点——我所说的法鲁克国王使埃及脱离二战的观点——并没有否定我的其它著名观点,也没有互相矛盾。我的其它观点是,当时埃及政策的最大错误是埃及使埃及军队远离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这种远离使埃及军队缺乏对抗军队实体的经验。
 
因此,除了1973年无可避免的十月战争外,这支军队尽可能地远离了对抗和主动行动,正如苏联人所说的那样,这支军队最接近“资产阶级军队”,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当时政治家的过错。
 
我在这一部分的结论可以总结为两种观点,但这些观点并不相互矛盾:
 
– 法鲁克国王以及其它伟大的政治家,保护了埃及,使其远离了奥斯曼帝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命运。
 
– 埃及政治家和法鲁克国王使埃及军队缺乏了一个学习、建立、培训、参与、领导的机会,如果参加了二战,他们可以得到这些机会。
 
幸运的是,巴勒斯坦战争很快就来到了,让埃及武装部队朝着正确的战略方向迈进了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