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财富不均为何来势凶猛又愈演愈烈？

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 at Davos）前夕，乐施会（Oxfam）在一份报告中强调，印度近年来财富不均状况急剧恶化。仅在2017年，1％的巨富人口掌握已有财富增加的73％。而一年前， 1％的人口拥有58％的财富储备。不仅如此，这个已经非常惊人的份额还在持续增加。

当然，该信息来源对财富及其分布的估算难保没有问题，但使用其他数据源的作者也确认印度经济不平等现象正急剧恶化。比如，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和卢卡斯·谢尔（Lucas Chancel）从税收数据得出以下结论，眼下印度收入不均的程度可以说是自1922年以来的最高。因此，乐施会的数据值得重视。

即使有人质疑财富不均的确切程度，但其发展方向和恶化速度却是无可争议的。

评论家们大多容易从乐施会报告中推断出，富人过度损害了”自由化的好处”。这是对该报告的错误解读。

“自由化”本身是不均现象增长的原因。这不仅适用于印度，也适用于整个世界。不断扩大的财富不均是全球问题。

2017年之前，全球1％巨富人口所占有的财富比例为50％（对比印度为58％）。而在2017年，其掌握的世界财富增加份额为82％（对比印度则为73％）。

简而言之，印度特有因素在所有国家都普遍存在，这种趋势与追求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脱不开干系。日益增长的财富不均是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固有特征。

新自由主义政策在以下几个方面加剧了财富不均。

首先，它们扩大了收入的不平等。由于高收入群体”储蓄”的比率较高，这提高了经济中的整体储蓄率，以及富人财富的集中程度。

反过来，收入不平等也是出于结构原因。新自由主义政策意味着国家从农业和小商品生产业中撤回支持。这会对这些部门的发展构成破坏，农民被迫迁入城市寻找工作。同时，这些政策取消了对技术结构变化速度的一切限制，因此劳动生产率快速上升，增加的就业机会尚不足以吸纳自然增长的劳动力，更不用说苦恼的农民工了。

这导致劳动力市场松动，即使劳动生产率有所提高，但工资率仍然很低。工资率和劳动生产率之间的比重就是工资份额，这个份额的下降会让生活在盈余（即非工资收入）的人数比例增加，通常是富裕阶层和专业阶层。财富不均就这样嵌入在新自由资本主义之中。

其次，除了来自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农民和小生产者的流动通常也与他们承受的资产损失有关。比如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劳工移民会放弃自己的房屋或土地，或被迫以低价出售它们。更有甚者，他们的资产有时只能被用来促进工业发展或”基础设施”建设（道路，水坝，工厂等）。这直接促进了财富的进一步集中。

第三，教育和医疗等基本服务的私有化，使低收入群体在享受这些服务时，需要支付更昂贵的代价。因此，他们不得不从他们原本就很微薄的收入中花费更多的钱来购买这些服务，而且也无法再像以前一样储存和增加财富。这加剧了财富不均。

第四，新自由主义制度通常需要向大公司递交税收优惠和退税以迎接”更快的增长”。这正好是对上文提到的对教育和健康的公共支出和对农民农业的国家支持的限制。对公司的这种税收优惠，更不用说向公共部门银行提供逃税和不偿还贷款，促成了财富不平等。

最后，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政权的资产市场泡沫增加了顶端财富的价值，提升了财富的集中程度。股票市场的激增可以在一夜之间造就亿万富豪。

各国政府不仅要设法防止这种泡沫激增，而且还要采取措施来确保这种泡沫所带来的资本收益不是虚拟的，而是可以转化为实际资产的。

乐施会报告中提到的财富不均不仅绝非虚构，而且相当真实。

这些机制中的每一个都能在印度运转，它们目睹了基本服务私有化的日益加剧、股市的长期繁荣、以及企业财富税收减免等状况的持续猖獗。在这种情况下，财富不均的加剧不可避免。硬币的另一面是大规模的农民自杀、挨饿和失业。追求新自由主义的政府甚至无法用税收来应对不断加剧的财富不均。

然而，这样的不均衡与不平等不仅对印度民主，也对印度现代化的根基–印度宪法中隐含的社会契约，构成了巨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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