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儿童：“我从未与家人分离”

萨米尔（化名）在他17岁时逃离了阿富汗。

塔利班运动推翻了阿什拉夫·加尼总统的政府——萨米尔的父亲曾为该政府效力，从而使他的家人处于危险之中。

“我的生活一直很好，正常地练习和锻炼”，渴望成为综合格斗(MMA)选手的萨米尔这样告诉半岛电视台，“但当塔利班掌权后……情况变得非常艰难，就像给我们施加了压力。”

萨米尔成为了一名儿童难民，他的经历与许多其他流离失所、逃亡的儿童并无二致。

如今，在全球的4100万难民中，有1330万都是儿童。换句话说，儿童难民的数量甚至比瑞典、比利时、葡萄牙或希腊的总人口还要多。

这也意味着每100名难民中，就有33名是儿童，他们都需要得到国际保护。

为了更好地了解难民儿童的生活和他们面临的挑战、脆弱性和韧性，我们设想了一下，如果这个世界只有100位儿童难民，那么这将会是什么样子的。

其中会有51名男孩、49名女孩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最新数据，有680万名儿童难民（占难民儿童总数51%）是男孩，有650万名（占难民儿童总数49%）是女孩。

虽然这种分布较为平等，但难民儿童往往因性别不同而面临不同的挑战。例如，女孩可能更容易遭受性别暴力和性侵犯，而男孩则可能面临不同的困境，包括其他形式的身体暴力。这些虐待和暴力在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中更为明显。

对萨米尔来说，这主要是在边境地区遭到警察的殴打。

“旅途中最糟糕的经历，或者说最糟糕的部分，就是我们过去跨越边境的时候。不同国家的警察常常会拦住或抓捕我们，还会当着其他人的面殴打我们”，萨米尔这样说道。

“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孩子、任何一个成年人，他们不会放过任何人。”

其中四分之一的儿童未满5岁

2024年，44%（590万）的儿童难民年龄介于5-11岁之间，其次是介于12-17岁的儿童难民——共占32%（420万），以及介于0-4岁的儿童难民——共占24%（320万）。

在儿童的每个阶段，都有独特且相互叠加的风险威胁着他们的健康发展。例如，幼儿尤其依赖照顾者，他们出现营养不良、疾病和疾病的风险更高。此外，任何学龄儿童难民都会因入学困难而面临教育中断的风险。

然而，对于青少年来说，创伤的影响可能会随着青春期的到来而加剧：精神疾病往往会在这个年龄段出现。

此外，儿童表达痛苦或寻求帮助的能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安娜·弗洛伊德基金会下属项目英国创伤委员会(UKTC)的顾问心理学家兼联合主任戴维·特里基告诉半岛电视台记者，“年幼的孩子更难向照顾者和周围的人倾诉其内心的想法。”

在这100位难民中，有21人自阿富汗、20人来自叙利亚、14人来自委内瑞拉

如果萨米尔也身在这100名儿童难民当中，那么他将是来自阿富汗的21位难民的一部分。

2024年，三分之二的儿童难民仅来自4个国家——21%（280万）来自阿富汗，其次是20%（270万）来自叙利亚，14%（180万）来自委内瑞拉，10%（130万）来自南苏丹。

在1951年《联合国难民公约》通过时，全球范围内的难民人数为210万。如今，难民人数已经是当时的20倍。1951年，每1190人中就有1人是难民，而现在，每185人中就有1人是难民。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以及叙利亚和南苏丹的内战是造成这场危机的主要因素。

大多数难民儿童的旅程超过500公里

萨米尔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才抵达英国，他成为了12%为了安全而旅程超过2000公里的儿童难民中的一员。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分析，每10名难民儿童中就有9名的旅程距离超过500公里。

有一半（50%）的难民儿童不得不从家乡出发，并跋涉500至1000公里的距离。

这段距离通常需要10到12个小时的车程或两小时的飞机航程才能到达。但大多数逃离祖国的难民选择步行、乘船或其他较慢的交通方式。

萨米尔告诉半岛电视台记者，他的旅程在寒冷潮湿的环境中度过。“我们途经不同的国家，但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森林和山区。”

除了旅途中的身心俱疲之外，萨米尔在进入土耳其和保加利亚时还遭遇了边防警察的残酷对待。

“他们对我们百般殴打。他们常常扒我们的衣服，然后把我们送回之前的国家。”

萨米尔的经历是难民生活中暴力、陌生感和悲伤的缩影——不仅仅是失去家人的痛苦，还有失去家园的痛苦。

“他们逃离的事物本身就很危险，而且可能会造成创伤，他们被带离了所有熟悉的事物——可能是他们的朋友，甚至可能是家人，而去到一个他们不熟悉的地方，一个陌生的地方，所有这些都有可能阻碍他们的康复”，特里基这样告诉半岛电视台记者。

当他们最终到达目的地时：14 人最终来到伊朗、11 人来到土耳其

萨米尔是极少数最终抵达英国的儿童难民之一。2024 年，接收难民最多的国家是伊朗（180 万）、土耳其（140 万）和乌干达（96.5 万）。

萨米尔向半岛电视台记者讲述了他最终是如何来到英国的。“首先，当我试图穿越英吉利海峡时，船沉了，我们被法国警方救了出来。”

午夜时分，萨米尔搭乘另一艘船，于次日清晨抵达英国海岸，从而结束了这段长达18个月的旅程。

抵达接收国后，难民们常常面临额外的风险，例如被关押在拘留中心内。

“对一些人来说，被关押在拘留中心是最糟糕的经历”，特里基告诉半岛电视台记者，“你知道，那是最大的创伤。”

萨米尔抵达后则受到了更为热情的接待。“英国警察很友善，非常温和。他们对我们非常温柔。他们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给我们提供衣服和食物。”

“我从未见过我的兄弟”：有多少孩子无人陪伴？

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约有15.33万名儿童无人陪伴，或与监护人、家人失散。

萨米尔在土耳其与他的兄弟失散。“我和他都被送走了，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我的兄弟，也不知道他的安危和下落”，萨米尔这样告诉半岛电视台。

有些孩子独自旅行是因为他们的父母为了保证他们的生存而把他们送走，而有些孩子则是因为他们成了孤儿。

联合国难民署高级心理健康和社会心理支持官员彼得·文特沃格尔告诉半岛电视台记者：“如果你生活在一个良好的社会体系中，你会感到安全，那么你就会觉得自己受到的影响较小。但对孩子来说，这种影响就会更加强烈。”

“我们有一些案例报告说明一些儿童的处境非常糟糕，但只要他们和母亲在一起，母亲就能够给年幼的孩子传递安全感，那么就能缓解很多后果。这也意味着，在家庭结构被打乱的流离失所环境中，儿童出现的问题会更多。”

根据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和阿尔斯特大学的科学家们进行的一项研究，在不同的安置点内，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难民的精神症状及疾病发生率都很高。

但专家们表示，他们在到达目的地后得到的待遇也至关重要。

特里基向半岛电视台讲述了他曾与两名来自阿富汗的儿童合作的经历。“他们两人都来自阿富汗，并在同一周抵达英国，而且都是无人陪伴的状态。其中一个由某个地方政府照顾，他们找到了一个说同一种语言、有同龄孩子的寄养家庭，他过得非常好。”

“而另一个尽管年龄相同，经历相同或相似，最终却被安置在一个半独立的宿舍里，在那里，没有人说他的语言。工作人员很少，他真的很难受。他真的非常挣扎于创伤后应激障碍和抑郁症。所以，你所获得的稳定和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可以真正地提升你处理过去发生的事情的能力。”

难民儿童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焦虑和抑郁发病率更高

萨米尔告诉半岛电视台：“我目睹的那些场景对我影响非常大，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很难受。”

针对难民儿童的研究发现，情绪障碍的患病率普遍高于非难民儿童。

一项研究表明，难民儿童中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总体患病率为23%（四分之一），焦虑症的患病率为16%（六分之一），抑郁症的患病率为14%（七分之一）。

“创伤的一个特点是它会让你保持高度警惕”，特里基表示，“我认为那些没有难民身份的人，他们一直生活在这种害怕被送回他们逃离的地方的情绪之中。”

但是特里基补充道，并非所有儿童经历创伤的方式都一样。

“一个更重要的风险因素，一个预测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指标，不是事件的规模，而是你如何看待它。你害怕吗？你认为有人会死吗？”

“不同的孩子会觉得不同的事情令人恐惧。有些人实际上经历了最可怕的事情，但似乎丝毫没有受到影响，他们表现得很好。有些人看起来还不错，然后他们就会有，我们有时称之为，潜在的脆弱性。在以后的生活中，就是他们出现问题的时候。”

文特沃格尔告诉半岛电视台记者，年纪较小的孩子更容易出现退缩问题，因为他们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感受。例如，“孩子退缩，不再和其他孩子玩耍，或者在玩耍中表现出一些不对劲。”

文特沃格尔解释称，“这虽然无法确诊，但这可能表明存在更深层次的问题”。

特里基解释道，在一次创伤聚焦治疗中，他治疗的一个男孩将自己的大脑比作一个塞满“揉成一团的纸片”的废纸篓，而这些纸片代表着他经历过的“所有不好的事情”。

“当我走路上学时，它们会落在我眼前。当我躺下睡觉时，它们会落入我的梦境”，男孩告诉他，“但当我来看你时，我们会把它们从垃圾桶里拿出来，重新揉成一团。然后我们仔细阅读，然后整齐地折叠起来，再放回垃圾桶。正因为折叠得整齐，它们才不会从顶部掉出来，我的脑子里也有更多的空间去思考其他事情。”

对于萨米尔来说，他的应对能力源于他的心态，“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适应了这种情况，现在我感觉自信满满，状态也很好。我希望，无论未来遇到什么问题或困难，我都能克服，一切恢复正常。”

感谢儿童协会、安娜·弗洛伊德中心/英国创伤委员会以及联合国难民署提供的见解和专业知识对这篇关于儿童难民困境和心理健康的报道所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