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与以色列战争突然结束的幕后故事

2020年1月8日，伊拉克安巴尔省的气温本未超过15摄氏度，但随着伊朗导弹击中驻扎美军的艾因阿萨德空军基地后发生的剧烈爆炸，当地气温骤然上升。伊朗发射了至少10枚弹道导弹，而就在几天前，伊朗革命卫队圣城军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少将在美军对伊拉克发动的无人机袭击中遇刺身亡。

全世界屏息观望，分析人士预测，在伊朗失去自45年前伊斯兰革命以来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后，一场全面战争即将爆发。然而，美国的叙事却大大淡化了此事，并宣称其军队没有记录任何人员伤亡，而是只有数量有限的人员受伤。

随后，时任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向美国人民和全世界发表了一场不同于以往的平静讲话：

“他们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必须打击你们，因为我们珍视自己’。我理解这一点！是我们首先开始攻击他们，所以他们必须采取一些行动！”在袭击发生的几分钟之前，避难场所和目标区域已被疏散，仿佛所有人都在高度纪律严明的现场扮演着约定的角色。伊朗展现了其应对能力，深入美军基地，并展现了其对美国军事设施主权的实际挑战，但其方式并未迫使美国对它实施难以忍受的回击。

次日，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将此次袭击称为“给美国的一记耳光”，而特朗普则表示，这是“伊朗选择冷静的证据”。事实上，双方都有各自的叙事来支撑其观点。

伊朗方面在媒体声明中表示，他们对阿萨德基地的导弹袭击造成80名美国军人死亡，他们正在为苏莱曼尼遇刺事件复仇。对此，美方没有进一步置评，似乎这一轮的紧张局势已经结束，而没有进一步加剧。

从很多方面来看，此次事件就像一场戏剧表演！这里所指的并非虚假或欺骗，而是“戏剧性”一词的传统含义。我们目睹的是一个有始有终的故事。伊朗事先告知了伊拉克当局其发动袭击的意图，美方也立即知晓。事后，美军修建了掩体，其士兵撤离危险地带，导弹落下后造成了有限的损失。双方都对结果表示满意，局势逐渐平静。

在这场事件以及许多类似事件的背后，一种如今已被军事战略、政治学和博弈论领域理解的逻辑浮现出来：战争的爆发不仅仅是为了毁灭；政客们也会用战争来进行沟通！

指挥部和控制室内的政客们不会去看满屏的新闻频道，因为事件的制造者不会被一个除了政客最初泄露的信息之外一无所知的分析师分散注意力。政治分析师努力呈现其客观或者带有偏见的观点，其声音在新闻演播室内响起，并列举了与战争及其结果相关的所有可能性。但分析师却忘记了，在舞台上呈现在他面前的，不过是经过幕后精心策划的剧本。

在战争舞台的背后，政客们为这场表演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在舞台上，交战双方的军队部署到位。在看台上，记者、分析师和媒体专业人士严阵以待，并密切关注着事态发展。而亲爱的读者，如果你正在思考自己在这个剧场里会坐在哪里，那么答案是：你是那个买不起票的年轻人，你正等待观众散场以向他们打探剧情。

20世纪上半叶给所有人留下了苦涩的回忆——两次世界大战和诸多殖民战争造成了数千万平民和军人的伤亡。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沉闷而致命的对抗，到广岛长崎的核爆炸，人们意识到了不受约束的暴力所可能造成的灾难。

战争最显著的遗留问题是军事工业的恐怖扩张，这意味着这种不受约束的暴力行为可能发展到在方向和强度上都无法控制的地步。不仅是暴力的受害者，就连暴力的实施者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因此，有必要将战争视为一种谈判和沟通的机制，而不仅仅是一种毁灭和破坏的手段。托马斯·谢林在其1960年出版的《冲突战略》一书中写道：“伤害的能力就是谈判的能力，利用这种能力是一种外交……这是一种粗暴的外交，但它仍然是外交。”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谢林引入了一个新的词汇来理解冲突，它不是非理性的混乱，而是一场融合鼓励、恐吓、限制或门槛的精心策划的游戏。其核心论点是，粗暴外交往往并不依赖武力，而是依赖可信的武力威胁，或者威胁使用武力。战争在本质上是一种暴力对话，而不是破坏对话的暴力。

这始于二战结束后不久。1958年第二次台海危机期间，大陆对金门群岛发动了猛烈轰炸，以向台湾地区当局和美国方面施压。这种攻击很快演变成一种例行的模式。在奇数日，大陆炮兵会发射炮弹，而在偶数日，对方也以牙还牙！没有突袭或闪电行动，只有发射炮弹的规律节奏，仿佛双方签署了一项未公开的协议，以不逾越红线的方式开展协议战争。

在这种行动中，火力是在谅解框架内进行的，其目的并非摧毁对方或其能力，而是为了传递政治信息，以实现谈判目标，并避免局势的全面爆发。这是通过可预见且可预测的行动来实现的，从而可以降低其破坏性影响，并避免激怒对手。这看起来像是冲突双方的精心“策划”，但实际上，这是对现代战争工具进行智能管理的一部分。

或许最能利用这种机制的政治家正是经济学家或者拥有金融和商业背景的人士。那么，我们要如何理解这种军事行动的逻辑？

战争理性化：从艰难岁月中汲取的教训

暴力是疯狂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动物界，只有人类能够将暴力合理化并为之设定界限，因为他们强烈地渴望延续。以拳击为例。在崇尚力量和英雄主义的社会中，这项致命的运动是战士们通往个人荣耀的途径，并满足了他们对半组织化的暴力场景的渴望。

拳击与自由搏击非常相似，而过度的暴力正是导致其长期衰落的一个因素。然而，1867年颁布的《昆斯伯里规则》奠定了现代拳击的基础，规范了追求荣耀和金钱的人们之间的交战规则，并确保了合法暴力的延续。

20世纪上半叶，在大规模工业现代化和战争工具发展的背景下，两次世界大战的交战国都倾尽了火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使欧洲陷入战壕、炸弹和毒气的泥潭，超过1600万人丧生，却没有一个问题得到最终的解决。随后，战争再次爆发，即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此期间，各国都使用了当时最为极端的暴力手段——从轰炸城市到实施种族灭绝，甚至是使用原子弹。

此后，无论是传统大国还是新兴国家都开始认识到，全面战争不再是一个安全的选项，也不再是一个能够实现利益的可靠手段。保持军事理性在此并非意味着彻底摒弃全面战争的逻辑，而是使其成为一种例外，并在更冷静、更平衡的基础上进行重新设计。各国不再动员军队发动歼灭战，而是开始积聚力量，炫耀这种力量而不去真正动用这种力量；他们诉诸模拟暴力并展示使用暴力的能力，却并不充分释放其潜力。

战争并非毫无意义的血腥斗争，而是一种将政治意愿强加于对手的手段，或者，正如德国军事哲学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那样，战争是“政治通过其他方式的延续”。在此背景下，象征性的军事行动——即使涉及袭击军事基地或者发射无人机，并非旨在削弱对手的能力或是开启全面战争的地狱之门，而是为了以火力的语言来传递精确、精心策划且经过加密的信息。有时候，它们旨在释放升级的可能性以结束冲突，并为双方提供一个保全面子的战争结局。

让我们以一次这样的“示威性”行动为例：2017年4月6日拂晓，两艘美国驱逐舰在地中海向叙利亚政权的沙伊拉特空军基地发射了59枚战斧导弹，这是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政府首次直接动用军事力量。

此次袭击是对叙利亚汗谢洪镇发生可怕的沙林毒气化学袭击事件作出的公开回应——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数十人死亡。在当时看来，这场袭击似乎是突然升级的，但很快便清楚，这是一次由特定政治框架控制的、经过精心策划的行动。美国事先通过两国军队之间的“冲突化解”渠道通知了俄罗斯，从而使俄方得以从该基地撤离其人员，也使叙利亚政权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员伤亡。

该基地在短短48小时内就恢复了运作。这当然并非技术故障，而是刻意为之，以将袭击控制在象征意义的范围内。这是美国火力的精准展示，并非为了在当地强加改变，而是为了在公众舆论中树立威慑形象。此次行动旨在传递以下信息：“我们有能力，我们也有意愿，但我们保持克制。”

在距此几十年前的1962年10月14日，一架美国U-2侦察机拍摄到的图像揭示了冷战中最为危险的一场升级：苏联的中程核导弹发射器被部署在古巴，距离美国佛罗里达海岸仅不到150公里。

在威胁和警告、美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将核警戒级别提升至最高战备级别等紧张的公开场面背后，一个幕后方案正在逐步酝酿，旨在缓和局势，同时也为双方挽回面子。

同年10月28日，赫鲁晓夫宣布，俄罗斯将从古巴撤回核导弹，以换取美国公开承诺不会入侵古巴，此外还有一项后来才被披露的秘密承诺，其中包括美国从与苏联接壤的土耳其撤出其“朱庇特”导弹。

因此，赫鲁晓夫和肯尼迪表面上的升级行动，其本质都是一场以相互威慑原则为指导的炫耀性表演。双方都展示了升级的能力，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升级。后来，双方都宣称自己取得了胜利：肯尼迪迫使苏联撤退，而赫鲁晓夫则为国家安全争取到了战略保障。

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直到解密文件公开后观察人士才得知这一切。然而，随着美国商人特朗普入主白宫，这些事件将会更具戏剧性，并将以更快的速度揭露。

我不保守秘密，而是会泄露秘密……我不会让它们在我的心中翻腾。

意志薄弱的人才会被秘密左右。

这是伊历二世纪一位厌倦了保守秘密的阿拉伯诗人所说的话。在13个世纪之后，特朗普将以充满戏剧性的做法而将这些诗句变成政治规范，而这可能会破坏美国情报机构的工作。

2017年5月，在白宫会见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和俄罗斯大使期间，特朗普未经授权便泄露了绝密情报，从而导致一名情报人员因担心暴露而被俄罗斯撤回。在2019年发生的另一起事件中，特朗普在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由美国间谍卫星拍摄到的伊朗导弹发射场的高分辨率图像，从而向世界揭露了美国卫星的威力。

战争是一门艺术而非盲目对抗

早在公元前几世纪，中国战略家孙子就撰写了历史上最著名的军事战略著作之一——《孙子兵法》。自此之后，军事规划被认为是一门艺术，需要展示和使用武力，并以最短的时间和最低的成本实现政治目标，这也符合军事战略最重要的原则之一——“武力经济”原则。

在与艺术相关的现代军事语言中，“战场”一词经常被使用。该术语指的是进行战争的地理区域，包括直接战场、补给线和后方支援基地。然而，引人注目的并非这种战略概念，而是该术语本身：为什么是“战场”？为什么描述军事行动的语言似乎来自艺术界？

答案始于欧洲——尤其是在17世纪的法国军事文学当中开始使用“Le Théâtre De La Guerre”（战争剧场）一词。其他欧洲语言也采用了这一概念，后来在现代军事科学翻译作品中被引入阿拉伯语。这一选择似乎并非即兴之举，而是基于艺术剧场与广阔战争场景之间深刻的相似性。

在艺术剧场中，故事会在一个平台上被呈现给观众，导演负责指导，演员则根据特定的剧本扮演各自的角色。战争的差距似乎也不大——战区也是一个巨大的平台，炮火和冲突的场景在此呈现，政治和军事领导人赋予其活力，就像导演指导剧情一样；士兵和车辆参与执行预先设定的角色；甚至同样有“观众”在场——尽管有所不同，包括舆论、国际社会，或许还有历史本身。在这两种情况下，幕后发生的事情并不会完全向观众揭示——看似英勇的场面或许是暗藏的算计，而看似撤退的行动或许是为了换取崇高的政治利益。

在这样的艺术框架下，军事行动似乎不仅仅是一场暴力冲突，而是向敌人、盟友和世界发出的信息，这不仅是为了争取战场上的胜利，或许还是为了传达一种理念、营造一种场景或者展示力量。战争就像一场面向观众的演讲——有开场、有高潮，或许还有戏剧性的结局。

戏剧人物成为冲突中的裁判

2025年2月28日，白宫见证了前所未有的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会晤演变成了一场媒体面前的激烈公开对抗。在讨论结束时，特朗普用一句话来总结，而这句话展现了他从媒体生涯中培养出来的戏剧感：“这会是一出很棒的电视秀。”

特朗普从真人秀节目开始进入政坛，并通过2004年开播的《学徒》节目磨练了他的媒体技巧。这档节目帮助特朗普转变了他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从一位备受争议的商人转变为权力、财富和果断决策能力的象征。他的标志性台词“你被解雇了”，不仅仅是节目的结束语，更是一场戏剧性的表演，从而塑造了他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强硬领导者形象、毫不犹豫地与失败者断绝关系的形象。

这种表演天赋在他说服美国选民支持其竞选活动，以及后来的政治实践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并最终在后来的战争场景中达到顶峰。

今年6月13日，以色列的行动不仅仅是针对伊朗核设施的军事打击；在本质上，这是华盛顿和特拉维夫共同制定的宏大战略计划的延伸，旨在动摇伊朗政权本身，并使其走向崩溃。该计划基于这样的假设：一轮高精度的空袭和导弹袭击，辅以具有针对性的网络攻击和内部心理战，这足以点燃伊朗内部的紧张局势，引发民众抗议，并迅速演变成一场全面起义，进而最终从内部推翻伊朗政权。

在袭击发生后的最初几个小时内，显而易见的是此次行动对伊朗政权凝聚力的实际影响低于预期。伊朗民众的不满情绪并未演变成一场政治爆炸，安全机构也经受住了威胁的浪潮。务实的现实主义在此介入，并积聚了必要的势头。美国和伊朗双方开始管控战争，以防止其演变为一场后果不明的零和对抗。

而在幕后，相互交织的非官方沟通渠道旨在安排一种局面，以使各方都能获得均衡的利益，而无需为战争付出全部代价。伊朗似乎已为此次袭击做好了准备，并在轰炸前数小时疏散了其核设施当中的敏感材料和科研人员，这似乎暗示其将军事打击与核基础设施的彻底崩溃区分开来的意愿。

另一方面，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了集中空袭，这些空袭经过精心设计，其效果足以在政治上宣布胜利，但又不会达到导致全面崩溃或大规模屠杀的程度。

伊朗的回应也与这种节奏相符——伊朗用导弹袭击了美军驻卡塔尔和伊拉克的军事基地，并提前发出警告，允许目标地点内的人员撤离，从而传达了这样一个明确信息：伊朗有能力做出回应，但它并不寻求升级。美国方面也接收到了这一信息并加以理解，它认为伊朗的回应仍然符合既定的交战规则，尽管存在媒体的大肆宣传。

在这样的情况下，此次行动重塑了当前的局势——推翻伊朗政权不再是一个短期目标，而是一项长期计划，其基础是逐步耗尽德黑兰并削减其核能力，同时又不完全关闭谈判的大门。这场战争从一个激进的解决计划转变为一场复杂的武力展示、节奏调整和信息交换的舞台，在精心策划的场景中，各方都避免落入一场谁都不想陷入的战争陷阱。

伊​​朗是在模拟轰炸以色列吗？

2024年10月，超过150架无人机从伊朗腹地起飞，穿越伊拉克领空，途经约旦再飞向以色列领空。在特拉维夫的雷达面前，这是一场由全世界共同见证的公开奇观。这仿佛是一场呈现给全球观众的大型戏剧场景。然而，与某些人的想法相反，这出戏剧并非谎言、即兴表演或欺骗。相反，这是一种先进的战争艺术，其力量的运用是通过模拟而非消耗来实现的。

在此，无人机和弹道导弹通过硬手段而转化为软实力，通过炫耀武力而重塑威慑平衡——仿佛武力早已被动用过。更重要的是，在各方不愿承担后果之际，这种做法阻止了动乱的发生。

然而，如果最终目标是展现国家尊严和荣誉，或其优越性和力量，那么，也许光靠体育运动就能实现这一目标，而无需付出战争的高昂代价。或许，这正是我们希望未来国际关系能够更广泛地拥抱的关键转变。

这种转变与诺伯特·埃利亚斯、埃里克·邓宁在其体育社会学研究中提出的理论保持一致。在1986年出版的《追寻刺激：文明进程中的体育与娱乐》一书中，他们认为现代体育已经演变成一种“文明化”的暴力宣泄渠道，即一个制度化、受监管的空间，人们可以在限制实际伤害的规则框架内释放身体和情感能量。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体育成为了一种将人类的好斗本能转化为更可接受、更可控的形式。

此外，社会学家也在现代政治理论中将体育视为战争的替代方案。社会学家艾伦·古特曼观察到，现代体育类似于“世俗仪式”，在战争不再是一种从政治或道德上可接受的选择的背景之下，体育 发挥着展示民族身份认同和男性榜样的功能。国际赛事上举办的仪式、升起的国旗和播放的国歌都有如战场，但最终以比赛各方的握手告终。

奥运会尤其成为了这种象征性冲突的场所。现代奥运会创始人顾拜旦将奥运会设想为一种通过体育竞赛促进相互理解和尊重，从而促进和平的手段。他的座右铭“更快、更高、更强”颂扬了人类的优越性，而非诉诸暴力。

这也的确发生了。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美国断绝了与中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对其实施了经济封锁，这种裂痕持续了数十年的时间。

然而在1971年春天于日本名古屋举行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美国乒乓球运动员格伦·科恩与中国著名运动员庄则栋之间不期而遇。这次友好的互动促使中国方面意外地邀请美国队访华。

1971年4月10日，美国乒乓球队成为自1949年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官方代表团。该代表团在中国待了10天时间，与中国球员进行了友谊表演赛，参观了旅游景点，并与中国人民进行了交流。

“乒乓外交”为时任美国总统的理查德·尼克松1972年2月的历史性访华铺平了道路，这是美国总统首次访问共产主义下的中国。这次访问最终促成了《上海公报》的签署，并开启了两国全面外交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战争格局发生的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战争和失控暴力的威胁已经消失。恰恰相反：舞台永远是布好景的，演员永远是武装好的。但这种一致性表明，即使是在战争中，各国也寻求控制权、寻求一个可以讲述的故事和一个令人满意的结局。

然而，任何人都不能忘记，无论多么精心策划、多么纪律严明，这个舞台都可能走向失控。无论多么精心策划的戏剧表演，都很容易被演员们的即兴发挥所取代，届时，战争就可能会重现昔日的残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