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控制我们世界的网络是什么？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助理教授伊恩·布雷默探讨了当今世界民族国家与大型企业之间严重的权力失衡。在发表于美国杂志《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中，布雷默指出，持续近400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各国对其领土和内政的主权，而根据各国权力的分配方式，可以将全球秩序的结构划分为“单极”、“两极”或者“多极”。

但如今，世界已经进入了“技术两极”时代。作者使用这一术语来指代一种新兴的秩序：少数几家大型科技公司竞相争夺地缘政治影响力，并逐渐成为强大的地缘政治参与者——不仅在数字空间内行使主权，也在现实世界中行使主权，而其方式与国家主权原则截然相反。

2022年2月，在俄乌战争爆发初期，随着俄罗斯军队继续向基辅推进，乌克兰政府面临一个关键的安全漏洞：互联网和通信网络遭受攻击，其军队和领导人濒临黑暗。

当时，特斯拉、SpaceX、X社交平台（前身为“推特”）、“xAI”和“星链”的实际领导人埃隆·马斯克介入了此事。几天之内，SpaceX在乌克兰部署了数千个“星链”基站，并在该国开通了免费卫星互联网服务。凭借成功维护乌克兰网络连接，马斯克成为了乌克兰及其西方盟友眼中的英雄。

但是这位美国亿万富翁的个人倡议以及基辅对“星链”卫星的严重依赖，最终被证明风险重重。就在几个月后，乌克兰要求SpaceX将“星链”的覆盖范围扩大到“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半岛，以便对俄罗斯海军设施开展无人机袭击。

但马斯克拒绝了乌克兰方面的请求，并称他担心这会导致战争大幅升级。即使是五角大楼代表乌克兰发出“恳求”，也未能说服他同意此事。一位未经选举的非官方公民单方面阻止了一场发生在战区的军事行动，从而揭示了政府几乎无法掌控事关其公民和国家安全的关键决策的现实。

这实际展现了所谓的“科技极化”：科技巨头不仅推动股市回报，还控制着公民社会、政治和国际事务等传统上属于民族国家的事务领域。过去十年内，这些巨头及其控制的公司的崛起重塑了全球秩序。自近400年前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将这些实体（国家）确立为地缘政治的基石以来，全球秩序一直由民族国家主导。

在这个阶段的大部分时间里，根据国家间的权力分配方式，该体系的结构可以被分为“单极”、“两极”或者“多极”。但在最近，世界又进入了“技术两极”时代。作者在2021年发表于《外交事务》上的文章曾用这个术语来描述一个新兴的世界秩序——在这样一个秩序内，少数几家大型科技公司相互争夺地缘政治影响力。

实际上，大型科技公司已经成为了强大的地缘政治参与者，并对数字空间——甚至现实世界——行使某种形式的主权，而这与国家主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2021年，这些公司的实力似乎进一步增强，而在过去3年内，情况的确如此。当时作者曾指出，各国政府不会轻易放弃这场对抗，自那以后，它们就一直在为控制数字空间而展开激烈的斗争。但科技公司和国家之间的力量平衡仍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变化，充满讽刺意味的是，这场竞争的结果与作者最初设想的任何一种情况都格格不入。

它既没有催生出一个由科技公司从国家手中夺取数字空间控制权的数字秩序，也没有引发中美两国之间的一场科技冷战以使各国政府重新确立对数字领域的权威，同样，它也没有催生出一个纯粹的“技术两极”世界，以使威斯特伐利亚国家完全屈服于由科技公司主导的新秩序。

未来并非见证企业战胜国家或国家战胜企业，而是走向了一个更加分裂的混合秩序：倾向于“技术两极”的美国，其私营科技公司在制定国家政策方面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而中国则是一个成功掌控数字空间的国家主导型力量。

在这两种模式之间，世界其他国家面临着不得不选择其一的压力。但是由于这两种模式在民主问责和个人自由方面都缺乏实质性的保障，因此，选择仍不那样明确。随着科技力量与国家力量在各个领域内的融合，问题不再是科技公司是否会与国家争夺地缘政治影响力，而是开放社会能否经受住这场前所未有的挑战。

“技术两极”格局的崛起

在2021年末，科技行业达到顶峰，掌控各大科技平台的公司也正处于权力的巅峰。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承诺要创建一个虚拟世界——“元宇宙”，它完全独立于现实世界，不受政府控制。比特币和以太坊等加密货币开始普及，并承诺为政府控制金融和支付系统提供去中心化的替代方案。

与此同时，新冠疫情迫使人们花费更多时间上网，从而进一步增强了科技的影响力——数字平台已经成为工作、教育、娱乐和人际交流的必需品。

这一时期加速了数字工具的普及，科技公司在私人、社会、经济和公民生活中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随着世界日益依赖数字通信，大型公司董事会做出的决策——关于推出哪些产品、算法如何运作以及执行哪些规则和法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数十亿人的所见所闻，并塑造了他们所拥有的机会的本质。这并非只是象征意义上的重塑，而是真正地重塑了他们的思维模式。

世界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大型科技公司不再仅仅在其虚拟的围墙花园中行使主权，而是将其影响力扩展到了实质领域内，其产品和服务已成为全球性的基础设施。数据中心、云计算系统、卫星网络、半导体和网络安全工具日益成为国家经济、军队和政府运作的基础。

这种转变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初期得到了充分展现。如果SpaceX、微软和帕兰泰尔等美国公司没有挺身而出，并通过提供通信、抵御网络攻击、分析情报以及向无人机提供信息来保卫乌克兰，那么俄罗斯可能就已经彻底瘫痪乌克兰、摧毁其指挥系统并占领首都。简而言之，这意味着乌克兰将在几天之内输掉战争。

不久之后，各国政府开始意识到，科技专家可以轻易阻止这一切。“星链”在克里米亚的行动以及此前在疫情时期出现的供应短缺，暴露了依赖少数几家主导公司提供关键服务和物资的脆弱性。任何一位首席执行官的失误或决定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面对这些威胁，各国纷纷作出了回应。2022年，各国采取了一系列针对大型科技公司的立法和监管行动，涉及市场力量（垄断）、内容控制、用户保护和数据隐私等问题。而欧盟方面也通过了《数字服务法案》和《数字市场法案》——这两项旨在限制科技公司权力的雄心勃勃的举措堪称典范。美国也推进了反垄断诉讼，加强了国会的监督力度，并在州一级通过了隐私法规。

印度、南非等国纷纷效仿，而一些欧盟国家、英国、巴西等国则对主要平台采取了更为严厉的措施。

然而，这些行动并未动摇大型科技公司在该领域内的主导地位。在数字化领域内，这些公司——而非政府——继续发挥着设计者、参与者和绝对统治者的作用。此外，随着大型语言模型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工智能的爆炸式增长，大型科技公司的权力在2022年末进一步得到增强。人工智能是一项开创性技术，它确立了科技公司对民族国家的领先地位。

开发和部署先进的人工智能系统需要强大的计算能力、海量数据源和专业的工程人才——而这些资源都集中在少数几家公司手中。只有这些实体才能定义并理解其大部分模型的功能、使用方式、使用地点以及使用者。

即使监管机构能够设计适当的治理体系来控制当前形式的技术，人工智能的爆炸式发展速度也很快就会超出这些系统的控制能力范围。随着人工智能变得越来越强大，并在经济、军事和地缘政治竞争中占据核心地位，掌控人工智能的科技公司将会获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民族国家的回击

然而，随着科技公司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传统的地缘政治再次抬头。民粹主义对全球化的回应加剧了保护主义的抬头，疫情后人们对经济安全的渴望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造成的冲击，再加上中美之间日益加剧的战略竞争，这些因素共同粉碎了建立全球科技生态系统的幻想。

在华盛顿，遏制中国技术发展的努力始于对少数战略敏感的先进技术的出口和投资管制，拜登政府将这种做法称为“小院子、高篱笆”。但这项行动迅速扩大，并日益广泛地涵盖了可被视为军民两用的商品与服务。

即使是普通数据也已经成为国家安全隐患，而生成这些数据的应用程序和设备也是如此。随着美国政策制定者纷纷限制中国获取信息——从社交媒体到电动汽车再到健身追踪器，一切都被卷入了“去风险化”的漩涡。任何能让中方在技术竞争中占据优势的因素都不容忽视。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已变得难以区分，而与中国彻底的技术脱钩已成为美国决策层的主流观点。

与此同时，产业政策重回风口浪尖，西方国家政府（尤其是美国）投入数十亿美元用于支持其国内战略能力建设的项目。但是这些“胡萝卜”也伴随着许多的“大棒”：要在美国国内生产，还要退出中国，否则就有可能失去美国政府的慷慨支持。随着美国对半导体和人工智能工具实施限制，以及中方加强对其重要矿产的控制，全球供应链变得碎片化，跨境数据流动也开始放缓。

数字和实体全球化的瓦解，破坏了苹果和特斯拉等公司所采用的全球商业模式——这些公司依赖开放市场和一体化供应链来实现全球利润最大化。甚至早在特朗普重返政坛之前，许多这类公司就已经开始将业务从中国迁往印度、墨西哥和越南等所谓的“友好国家”内，以对冲日益增长的地缘政治风险。

然而，特朗普决定征收巨额关税，其影响范围将无差别地涵盖美国的盟友与对手（后来他宣布暂停征收这些关税90天）。此举标志着美国退出全球化，并对全球化经济模式造成沉重打击。相比之下，微软和帕兰泰尔等巨头企业则处于一个黄金时代，它们能够利用与美国政府的长期联盟，而在支离破碎的后全球化环境中取得成功。

虽然美国这种夺回国家权力的方式非常令人感叹，但仍远远不及中国经历的转型彻底。自2020年以来，中方已重申对国内科技行业的全面控制。

如今，即使是最大的科技公司（无论其正式的所有权结构如何）都将服务于国家意志。在这样的情况下，由谁掌控中国数字未来的问题终于得到了明确的答案：国家。

新利维坦

在西方，这个问题的答案仍然存在争议，而使问题更加复杂的是，这不仅仅是控制数字空间的问题；它还不断扩展到控制国家本身。一直以来，硅谷都有一群像马斯克、扎克伯格、彼得·蒂尔和马克·安德森这样的先驱者，他们不仅将技术视为商业机会，更将其视为一种革命力量，能够将社会从政府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最终超越国家。

正如作者在2021年所定义的那样，这些“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对政治持怀疑态度，并且“设想了这样一个未来：自17世纪以来主导地缘政治的民族国家模式将被一种截然不同的模式所取代”。

但近年来，其中一些人开始转向“技术威权主义”，他们不再满足于简单地绕过国家，而是试图夺取国家权力，并重新利用公共权力来推进自己的野心。这种转变最初的动力源于对获得有利监管、税收减免和公共合同的渴望，但在地缘政治冲突时代，这种转变开始揭示出技术力量平衡变化中日益加剧的危险。

与以往在政府干预极少的情况下蓬勃发展的数字平台不同，当今大多数领先技术（例如太空、人工智能、生物技术、能源和量子计算），都需要政府的隐性或显性支持才能扩大规模。

随着这些领域在中美竞争中的重要性日益提升，以及国家安全与网络空间日益交织的现实，控制这一领域已经成为一项战略必需。这就使得传统的“乌托邦式”科技愿景变得愈发不可行，而国家科技的主角模式反而变得更具吸引力。鉴于此，夺取国家的动机将随着在夺取过程中所获战利品的价值上升而增大。

但对一些人来说，夺取国家不仅是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也成为了一种意识形态取向。许多杰出的科技人士——尤其是埃隆·马斯克和彼得·蒂尔——都持有反民主的世界观，并认为美国治理（以及整个共和体制）已无可挽回地崩溃，其多元化、权力制衡并非优势，而是其缺陷和局限性所在。这些人员希望美国政府能像一家初创公司一样运作——由一位未经选举产生的“国家首席执行官”以“技术进步”的名义来行使广泛权力。

在他们看来，国家及其未来的控制权应该被移交给那些自封的科技精英，因为只有他们才能够带领国家度过一个“巨变”的时代。早在2009年，蒂尔就宣称他不再相信“自由与民主可以兼容”。而在2023年，马斯克呼吁引入“现代苏拉”，所指的是罗马独裁官卢修斯·科尼利厄斯·苏拉——后者的统治被认为是罗马共和国垮台的根源。

虽然他当时可能只是在开玩笑，但事实上，在过去几个月内，马斯克一直试图利用他的财务杠杆来掌控美国政府。马斯克曾花费近3亿美元来帮助特朗普在2024年当选，并让共和党控制了美国国会，这还没有算上他将“X”重塑为支持特朗普的社交媒体平台所付出的成本。作为回报，这位美国历史上最精于交易的总统将自己在这个地表最强国家内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回馈给了这位世界首富。

特朗普此前曾表现出明显的“裙带资本主义”倾向，但在他的第二任期内，科技巨头们不仅被赋予了制定政策的权力，实际上还被赋予了任命（或者解雇）监管他们的监管机构以及制定（或者废除）管理其运营规则的权力。

自从被任命为所谓的政府效率部负责人并获得联邦政府系统的“访问权限”以来，马斯克解雇了数万名公务人员，并在数十个机构内安插了效忠者，削减了国会对许多机构的拨款，并窃取了数百万美国人的海量机密数据。

与此同时，尽管存在所谓的利益冲突，马斯克和他在政府中的许多强大的科技盟友仍然保留了他们在私营部门的职位。

这些技术人员现在控制着联邦雇员、制定联邦政策、控制规则的制定和执行，操纵采购、税收和补贴，从而不仅影响着他们自己的公司，还影响着竞争对手的公司。美国参议院最近出台的一份报告评估认为，马斯克从这项安排中获得的潜在财务收益高达23.7亿美元，此外，他新获得的影响力还能为他带来公共合同的潜在价值与竞争优势。

已经有报道称，美国政府效率部正在努力整合敏感的政府数据来源，例如纳税申报表、移民数据库、社保记录和健康信息，其借口是揭露联邦支出中存在的“浪费、欺诈和滥用”，并通过将这些数据与人工智能工具相结合来提高政府工作效率。然而，如果马斯克的公共角色与其私人利益之间不树起明确的法律防火墙，人们就无法知道这些数据是否得到了妥善使用。

例如，埃隆·马斯克可以开始将这些数据输入其公司“xAI”的人工智能模型，而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些模型的输出究竟是服务于公众利益还是服务于他自身的利益。

这些数据可能会显著提高美国经济的生产力，从而促使其他国家效仿。它可以有效地让马斯克在打造任何竞争对手都无法匹敌的超级人工智能系统的竞赛中获得决定性的优势，从而实现新形式的消费者分析和行为定位，并增强他对市场和平台的控制力。

其影响远不止于财富积累和自我充实。一旦就位，提供经济优势的算法基础设施甚至可以被武器化，以实现政治控制。目前已经有人抱怨政府效率部在利用人工智能监控公务人员中反马斯克和反特朗普的情绪，而美国税务局的一些官员也因为特朗普政府计划使用税务数据追踪移民而提出辞职。

与我们看到的情况相反，这些做法所带来的危险不仅仅是制造一个由政府控制的技术体系——政府控制的首要目标是巩固其对权力的掌控。而马斯克可能正在创造一种更具扩张性的东西：一个去中心化的、由算法驱动的监控网络，它利用国家权力，却又注入了市场激励，旨在推进特定科技巨头的商业和政治利益。

需要明确的是，大型科技公司对美国的控制并非永久性的。马斯克曾表示，政府效率部是一项设有时限的举措，并且已经暗示，鉴于公众支持率下降以及消费者对其公司的抵制日益加剧，他计划辞去该政府职务。特朗普阵营中民粹主义派知名人士，例如史蒂夫·班农，已经谴责马斯克及其同僚是全球“技术封建主”，且意图将美国人变为“数字奴隶”。

值得注意的是，技术右翼与特朗普的联盟始终是出于权宜之计，而非意识形态。对此的证据是，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在贸易、移民和科学资助方面的政策经常与这些技术专家所倡导的“加速主义”原则相悖。这就意味着双方之间的合作关系随时可能破裂。

但如今，科技巨头对国家的掌控已经成为现实，国家的主角模式已被颠覆：此前，国家指示科技公司服务于公共利益，而如今，政策则更加屈从于科技巨头的私人目标。不幸的是，即使这种情况不会长期持续下去，其所造成的损害也将继续存在。

在短短几个月内，政府效率部就掏空了政府机构的职能，而在这些职能消失后，私营科技公司就将在填补这一空白的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混合性的未来

作者曾在2021年概述了有关数字化未来的3条潜在路径：“要么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网日益碎片化并且受到控制的世界内，科技公司服务于其运营所在国的利益和目标；要么大型科技公司会从政府手中夺取数字空间的控制权，摆脱国界的束缚并成为真正的全球力量；而在最为极端的情况下，由国家主导的时代可能会终结，取而代之的将是技术精英——他们将接管曾经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及服务。”

然而，当今的数字世界似乎正在走向一个“混合性的”未来，并被划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数字影响力领域。其中一极就是美国——少数科技公司和领导者拥有数字主导地位，控制关键基础设施，并直接影响国家的内外政策。这些公司及其运营者可以操纵全球信息环境、颠覆外国政府，并重塑地缘政治格局。

目前，这些行为体享有美国政府的默许（有时还是公开的）支持，从而使这种影响力更加强大。外国政府越来越不愿打击美国科技公司，这不仅是因为它们在数字和经济领域内的影响力，还因为这样做可能会引发美国方面的强烈反对。

事实上，大型科技公司内部受政治支持的实体也享有地缘政治豁免权的优势：它们受到国家的保护，但无需向国家负责。这种公私力量的融合使美国公司能够推动其他国家采用其产品、平台和标准。

而另外一极则是中国及其“国家资本主义”模式，科技领军企业仍然完全受政府控制。尽管中方的做法可能会牺牲一些长期的创新潜力和经济活力，但它能确保战略技术与国家优先事项保持一致。从“深度探索”最新的人工智能思维模型到华为的“CloudMatrix 384”芯片组，中国在近期取得的突破表明，尽管面临美国的出口管制和政治限制，中国模式依然极具竞争力。

而介于这两极之间的则是欧洲——它曾被视为制衡大型科技公司的潜在力量。欧盟缺乏本土科技巨头，并且深陷结构性增长陷阱和生产力问题。因此，欧洲将其监管雄心转化为数字主权的能力仍然非常有限。布鲁塞尔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其放松对美国公司人工智能的相关监管，甚至可能不会为了报复特朗普的关税措施而对美国数字服务出口征税。

与此同时，仅存的几项由国家主导的技术治理努力正在受到围攻——受到马斯克等美国科技巨头的破坏，并因全球领导力真空而被扼杀。随着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地缘技术碎片化的加深，对技术极点的控制正在迅速减弱，进而导致“技术两极分化”的进一步加深。

然而，其结果并非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完全的“技术两极分化”，而是在美国出现更为明显的分化，并与中国受国家严格控制的数字集团形成平衡。大多数发达工业经济体将别无选择，只能遵循美国模式，而大多数南方国家则会认为中国模式更具吸引力。

尽管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但美国模式和中国模式在功能上却不断趋同。一个由市场逻辑驱动，另一个则由政治需求驱动，但两者都优先考虑效率而非问责、控制而非共识、扩张而非个人权利。在一个权力正在向控制数字空间的人员转移的世界内，权力是掌握在公共部门还是私人手中的问题，已经变得不如权力集中性和普遍性的程度重要。

这正是“技术极化”时代的巨大悖论。技术非但没有像早期互联网先驱们所希望的那样赋予个人权力、强化民主，反而助长了更有效的、过度且不负责任的中央集权。人工智能和其他先锋技术可能会使封闭的政治体系比开放的政治体系更加稳定，因为在一个巨变的时代内，透明度、多元化、制衡和其他基本的民主特征会成为不可接受的负担和制约。

无论是掌握在政府还是企业手中，技术力量的集中都对民主和个人自由构成了巨大的风险。作者曾在2021年写道：“民族国家在科技公司手中的衰落并非不可避免”，但在今天可以肯定的是，在科技巨头手中的“民主衰落”已经拉开了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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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译自《外交事务》，并不反映半岛电视台编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