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强大的军队会在战争中失败？

发动战争很容易，结束战争却非常困难，而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更是难上加难，即便是像美国、俄罗斯、以色列这样的强大军队，无论其面对的对手是谁，情况都是如此。

这一残酷的现实在美国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争以及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毁灭性种族灭绝战争中暴露无遗。这是一个直面军事规划者长期回避的现实的机会：决定性的军事胜利变得更加难以实现，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永恒战争”的时代。

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教授劳伦斯·弗里德曼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探讨了为何战争持续时间比策划者预想的要长的问题。在陷入“想当然的评估陷阱”、误读对手以及缺乏明确、灵活的军事和政治目标以适应冲突进程之间，弗里德曼研究了长期战争的原因，并得出结论称：短暂的闪电战仅仅是一种例外，其发生的可能性正在不断降低。

认识到这一事实，为重新思考正在进行的战争及其实现国家政治目标的有效性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

1991年，美国发起了“沙漠风暴”行动，目标是“将科威特​​从伊拉克的占领中解放出来”，美国及其领导的联军出动了庞大的陆、海、空力量，并在数周内完成了任务。

当时，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迅速胜利与美国在越南进行的艰苦且失败的战争，以及苏联在阿富汗进行的漫长且代价高昂的战争之间的对比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引发了人们对战争新时代或“军事革命”的讨论。

从那一刻起，人们普遍认为，敌人可以通过速度和机动性被击败，可以使用智能武器基于先进传感器提供的实时情报来发动即时攻击。

但这些希望并没有持续多久，西方在本世纪头几十年内的反叛乱运动（后来被称为“永恒战争”）期间并没有表现出任何速度。例如，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是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军事行动，但最终却以失败告终，塔利班虽然在战争开始时失败，但又重新掌权并控制了局势。

这个问题并不仅限于美国及其盟友。这也适用于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这场入侵本应在几天内席卷乌克兰，但却持续了三年之久，并且仍在继续。在此期间，占主导地位的一直是消耗战和肉搏战，而不是大胆果断的行动。

同样，当以色列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之后对加沙地带发动战争时，时任美国总统的乔·拜登敦促以色列开展“迅速、果断、压倒性”的行动。

事实恰恰相反，这场战争已经持续了15个月，并蔓延至黎巴嫩、叙利亚和也门的其他战线，直到2025年1月才达成脆弱的停火协议。到今年3月中旬，战争再次爆发。我们甚至还没有提到非洲（包括苏丹和萨赫勒地区在内）的许多冲突——这些冲突似乎还根本没有结束的迹象。

突袭能够带来决定性胜利的理念在19世纪的军事思想中开始扎根，但实践一次又一次地表明：迅速顺利结束战争有多么困难。欧洲军事领导人相信，那场在1914年夏天开始的战争能够“在圣诞节之前结束”——每当将军们过于乐观时，人们仍然会提到这句话。然而，这场战争一直持续到1918年11月，并以快速攻势结束，但此前在几乎静止的前线上进行了数年毁灭性的堑壕战。

1940年，德国还通过结合装甲和空中力量的闪电战成功入侵了西欧大部分地区，但未能完成任务。1941年，德国对苏联发动了快速进攻，随后陷入了一场残酷的战争，双方都伤亡惨重，直到纳粹德国在4年后彻底崩溃才算结束。

同样，日本军事领导层于1941年12月决定对美国发动突然袭击，结果却导致日本在1945年8月遭遇灾难性的失败。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胜利的关键并不在于军事实力，而在于纯粹的耐力。

尽管存在着旷日持久的痛苦冲突历史，军事战略家们仍然围绕短期战争来思考问题，并认为一切结果都将在战斗开始的几天甚至几小时内决定。

根据这种模式，仍然可以制定出让敌人因初次攻击的速度、方向和残酷性而震惊的策略。鉴于美国随时可能因台海问题而卷入与中国的战争，判断此类战略的可行性已成为一个紧迫问题：中方能否利用其强大的军事优势迅速收复台湾岛？这会是一场闪电战吗？还是说这种攻击会在美国的干预下被阻止在初期阶段？

显然，在美国与各种对手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中，其国防规划过程存在严重不平衡。一些战略家认识到大多数战争的持续时间往往比计划的要长，并开始警告陷入“短期战争”谬论的危险。由于专注于短期战争，战略家们严重依赖最初的作战计划，而这些计划在实践中可能行不通，从而可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前将军、军事和国防政策分析师安德鲁·克雷皮内维奇认为，中美两国之间的长期战争“将涉及缺乏经验的战斗类型”，并且可能构成“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军事考验”。此外，未能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本身就会造成一定的脆弱性。

要想从短期战争转向长期战争，就必须对军队和整个社会提出不同的要求，包括重新评估目标以及实现目标所需付出的代价。

一旦军事规划人员认识到，任何一场重大当代战争都可能不会很快结束，他们就必须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思考。一方面，短期战争是利用特定时间内可用的所有资源进行的；而长期战争需要不断发展能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作战要求，例如乌克兰无人机战争的持续转变就证明了这一点。

同样重要的是，短期战争只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造成暂时性的破坏，并且不需要广泛的补给线；而长期战争则需要策略来维持民众的支持、高效的经济以及安全的重新武装、补充弹药库存甚至替换部队的方式。

长期战争也需要不断的适应和发展：冲突时间越长，战术和技术创新所面临的压力就越大，以取得重大进展。即使对于大国来说，如果不能做好准备迎接这些挑战并努力应对，也可能面临灾难性的后果。

但质疑那些没有明确终点的战争计划的现实性也是合理的。维持长期的反叛乱运动是一回事，而为长期冲突做准备则是另一回事，因为长期冲突会导致人员、设备和弹药的持续和重大损失。

对于国防战略家来说，这种规划也面临重大障碍：军队往往缺乏为长期战争做准备的资源，而解决这一困境的办法不在于为无限期的战争做准备，而在于发展新的胜利理论，这种理论在政治目标上更加现实，在实现目标的方式上也更加灵活。

短期战争的谬误

短期战争的优势是如此明显，其中最重要的是能够以合理的成本取得立竿见影的胜利，因此没有任何理由故意进行长期战争。相反，仅仅承认战争可能延长，就会让人怀疑军队是否有能力战胜对手。

因此，如果战略家们没有足够的信心认为一场潜在的战争能够被控制在很短的时间内，那么此时唯一明智的政策可能就是根本不要去打这场战争。

然而，对于美国这样的国家而言，即使不能保证速胜，它与另一个实力相当的超级大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并不能被排除。尽管西方领导人对介入战争抱有可以理解的厌恶情绪，但非国家行为者的行动也可能造成极大的破坏，以至于无论需要多长时间都必须处理其构成的威胁。

这就是为什么军事战略家们继续围绕短期战争制定计划，即使他们不能排除陷入长期冲突的可能性。在冷战期间，双方没有投入大量资源为长期战争做准备的主要原因是认为核武器迟早会被使用。

而在当代，这种威胁依然存在，但大国冲突升级为类似上个世纪灾难性世界大战的前景是如此令人恐惧，以至于增加了寻求利用常规力量以快速取胜的计划的压力。

发动这种“理想”战争的策略主要围绕“快速行动”的理念，利用一些出其不意的手段和足够的力量在敌人做出适当反应之前将其压倒。因此，对新战争技术的评估是基于其在战场上帮助迅速取得胜利的能力，而不是其对确保持久和平的贡献。

以人工智能为例，人们通常认为军队将能够使用这项技术来评估战场、识别场景，然后选择合适的场景并在几秒钟内执行任务。这意味着重要决策的制定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官员（更不用说敌人本身）都无法评估实际发生的情况。

对速度的痴迷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几代美国军事领导人一提到“消耗战”就心生畏惧，转而接受“决定性机动”的理念，并将其作为快速取胜的途径。

因此，像现在乌克兰发生的这种长期战斗——双方都试图削弱对方的能力，并以死亡人数、被摧毁的设备和弹药库存数量来衡量战争进程，这不仅让交战国感到沮丧，而且成本极其高昂，还耗费了大量的时间。

乌克兰战争给当今世界军事规划者们带来了惨痛教训，因为交战双方都已耗费了巨大的资源，但都还远未取得胜利。虽然很多战争的战斗强度往往不如俄乌战争这样激烈，但即使是旷日持久的非常规战争，也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随着损失的增加，人们的徒劳感也会越来越强烈。

事实上，人们已经认识到，大胆的突然袭击往往只能取得比最初承诺要少得多的效果，而且战争开始起来比结束起来容易得多。但困境在于，战略家们仍然担心潜在的敌人可能会对自己的速胜计划更有信心，并且会采取相应行动。这意味着他们被迫违背自己的意愿而将注意力集中在战争可能开始的阶段。

例如，有些人可能认为中方制定了迅速收复台湾岛的战略，旨在让美国措手不及，并使其只能做出有限且无效的应对选择。为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美国战略家们投入了大量时间来评估美国及其盟友将如何挫败中方的初步行动，并使其任务更加困难。

但即便是这种情况也很容易延长冲突：如果美国及其西方盟友的初步反击成功，但中方却坚持不撤军，那么该地区和美国仍然将面临如何应对大陆军队驻扎在该岛的局面的问题。正如乌克兰的教训所示，一旦不警惕或错误估计风险，那么就很可能会陷入一场持久战。

但这并不意味着现代武装冲突永远不会以速胜告终。1967年6月，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仅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彻底击败了阿拉伯联军。在3年后，印度介入孟加拉国独立战争，并且仅用13天就击败了巴基斯坦；1982年，英国也在较短的时间内战胜了阿根廷。但自冷战结束以来，在我们看到的越来越多的战争中，早期的成功逐渐消退、失去动力或没有实现足够的目标，最终都使冲突变得更加复杂。

这里的矛盾之处在于，对于某些类型的交战方来说，长期战争给正规军造成的问题，却给它们带来了重要的优势。在某些情况下，叛乱分子、分裂分子和“恐怖分子”在开展活动时知道破坏现有权力结构需要时间，并且认为他们能够比更强大的敌人坚持更长时间。这些团体在快速对抗中没有获胜的机会，但它们意识到，通过长期的艰苦斗争，消耗敌人的体力并削弱其士气，它们获得成功的机会将更大。

因此，上个世纪的反殖民运动以及近代的“圣战组织”发动了长达数十年的战争，并不是因为战略错误，而是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当这些组织面临强大的外国军队的军事干预时，最好的选择往往是让敌人因为没有结果的战斗而精疲力竭，然后在适当的时候卷土重来，就像塔利班在阿富汗所做的那样。

相比之下，大国往往认为其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将保证它们能够迅速战胜对手。这种过度自信常常导致其军队无法认识到自身力量的局限性，从而设定一些只能通过长期冲突才能实现的目标，或者根本无法实现的目标。

这里最主要问题仍然是，只关注眼前的战场结果而忽视了更广泛的成功因素，例如创造持久和平的条件，或在敌对政权被推翻之后、新的“合法”政府成立之前，如何有效地管理被占领的国家。

因此，实践中面临的挑战不在于以规划长期战争来取代短期战争，而在于根据现实的胜利理论和可实现的目标来规划战争，而无论实现这些目标需要多长的时间。

胜利的概念

换言之，有效的战争战略不仅关乎其军事目标，还关乎战争的政治目标。在这方面，很明显，当军事行动与有限的政治野心相结合时，会取得更大的成功，例如在海湾战争（1991年）期间，美国的老布什政府只是想将伊拉克人驱逐出科威特，而不是要推翻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

因此，如果俄罗斯在2022年针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重点是占领顿巴斯地区，而不是试图夺取其整个国家的政治控制权，就可能会更加有效。

由于“政治”野心有限，做出让步就会变得容易。可行的胜利理论需要一种能够灵活地协调军事和政治目标的战略。有时解决冲突的唯一方法是彻底击败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为这项任务分配足够的资源。但在其他时候，军事举措的目的是迫使对手尽早进入谈判。

1982年4月，当阿根廷占领福克兰群岛时就抱着这种观点；1973年10月，当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命令其军队穿越苏伊士运河时，他也是为了创造与以色列进行直接谈判的条件，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成功实现了这一政治目标。

但低估敌人的政治野心和军事资源，则必然会导致短期战争战略的失败。当阿根廷夺取福克兰群岛时，它以为英国会接受既成事实，而没有想到英国会派遣军队来“解放”该群岛。

战争往往建立在一种错误的信念之上，即敌国的人民将在攻击的重压之下迅速崩溃，而侵略者可能还会错误地认为其中一部分人会拥护他们，正如我们在1980年伊拉克入侵伊朗，以及伊朗针对伊拉克的反入侵行动中所看到的那样。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也是基于类似的误解：俄方认为当地陷入困境的少数民族（讲俄语的乌克兰人）会欢迎俄罗斯军队的到来，认为基辅政府由于缺乏合法性而很容易被推翻，认为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承诺只是空话。但在战争初期，这些假设都未成立。

当短期计划未能取得预期的胜利时，军事领导人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要在手段和目的之间实现新的平衡。就乌克兰问题而言，到2022年9月，俄罗斯总统普京意识到，除非俄罗斯能够派遣更多士兵赶赴前线，并让其经济处于全面战争的警戒状态，否则俄罗斯就将面临惨败的风险。作为“威权国家”的领导人，普京能够压制内部异议、控制媒体，而不必过多担心舆论的影响。

然而，俄罗斯总统需要一个新的叙事。他在战前坚称乌克兰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其“新纳粹主义”领导人是在2014年通过政变夺取政权的，因此，他必须解释为什么基辅在遭到俄罗斯优势兵力的攻击后没有迅速沦陷。俄罗斯方面的新说法是，乌克兰被北约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用来实现其反俄目标。

克里姆林宫最初将此次入侵称为有限的“特别军事行动”，后来又将其重塑为“存亡冲突”。这就意味着，俄罗斯不仅仅是在阻止乌克兰成为一个重大麻烦，还试图向北约表明，经济制裁或北约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都不会动摇俄罗斯的决心。

俄罗斯政府将这场战争称为“防御战争”，并告诉其民众形势有多么危险，同时也警告民众不要期望快速取得胜利。

因此，俄罗斯并没有因为认识到战场上面临的困难而缩小其目标，而是选择扩大战争范围，以证明付出额外努力的合理性。通过吞并乌克兰的4个地区和克里米亚半岛，并继续要求乌克兰建立“亲俄”政府，俄罗斯已使这场战争的结束变得更加困难。

这种模式表明，结束失败的战争是多么困难，因为军事失败还会增加一个新的政治目标：避免显得软弱和无能。对声誉的担忧正是美国政府在显然无法取得军事胜利之后仍长期留在越南的原因之一。

用更积极的理论取代失败的决定性胜利理论，需要的不仅仅是重新评估敌人的实际实力，还要认识到战争开始时所依据的政治假设中存在的缺陷。

假设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促成乌克兰停火所做的努力取得成果，并使战事被冻结在当前的战线，俄罗斯或许可以将其领土扩张描述为某种成功，但只要乌克兰存在一个独立的亲西方政府，它就不能宣称取得了完全的胜利。

即使乌克兰暂时接受其领土损失，但仍保留在其西方伙伴的帮助下增强军队并获得某种形式的安全保障的能力，其结果就仍然远远达不到俄罗斯所宣称的对乌克兰保持中立和非军事化的要求。

这就意味着俄罗斯将别无选择，而只能管理被其占领的、满目疮痍且居住着心怀不满的民众的乌克兰领土，同时继续保卫其漫长的停火线。

尽管俄罗斯未能赢得这场战争，但它至今尚未失败。虽然它被迫撤出在战争初期占领的一些领土，但自2023年底以来，它一直在缓慢地取得进展，并继续在乌克兰东部推进。

另一方面，乌克兰也没有输。它成功抵制了俄罗斯的征服企图，迫使俄罗斯为其占领的每一寸土地付出沉重的代价，最重要的是，它仍然是一个正常运转的国家，而没有像俄罗斯在战争开始之时所期望的那样迅速崩溃。

看不到尽头

在评价当代战争时，“胜利”与“不失败”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尽管很多人难以理解。这种混乱源于这样一种假设：任何战争都有胜利者。而事实上，一方可能看似胜利，但实际上却并未胜利。

但事实是，在任何战争中，如果双方都无法将胜利强加于对方，那么双方都可能“既不是胜利者，也不是失败者”，即使一方或双方有时能够改善自己的处境。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结束长期战争的提议通常以呼吁停火的形式出现，而冲突各方往往认为这仅仅是暂时的停火，因为它对于解决最初引发战争的根本冲突没有多大作用，而且它还为双方提供了恢复和重组、为下一轮战争做准备的机会。

1953年结束朝鲜战争的停火协议已经维持了70多年的时间，但冲突本身仍未得到解决，朝韩双方仍在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

与此同时，大多数战争模式仍然假设两支正规武装部队之间的互动。在这样的模式下，决定性的军事胜利主要取决于敌军失去行动能力。这一结果也必须被转化为政治胜利，因为失败方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胜利方提出的条件。例如，阿塞拜疆在2023年对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的进攻，可能结束了它与亚美尼亚之间长达30年的战争。

另一种情况是，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可能基本保持完整，但由于人员和经济损失不断增加，以及取得真正胜利的希望越来越渺茫，它的政府将面临寻找摆脱冲突的途径的压力，就像1999年塞尔维亚与北约在科索沃战争中的情况那样。同样，当冲突一方经历内部政权更迭时，也可能导致敌对行动的突然结束。但无论战争如何结束，事实是长期的战争往往会产生痛苦而持久的后果。

即使能够达成政治解决方案而非仅仅停火，冲突也可能无法得到解决。其中的原因在于，地区变化以及战败方可能做出的重大经济和政治让步，往往会导致战败国的怨恨和弥补损失的愿望，这就意味着战败国会越来越坚定地寻找方法来恢复其失去的一切。

这正是1871年普法战争后法国将阿尔萨斯-洛林割让给德国后的立场。在马岛战争中，阿根廷声称收复了它在一个半世纪前失去的领土。此外，被占领和吞并的领土仍然需要治理和控制，如果胜利者无法“征服”战败的民众，那么最初看似成功的土地掠夺最终仍将以动荡的抵抗和叛乱状态为结束。

与通常具有明确的战争起点和同样明确的结束日期的“标准”战争模式相比，当代冲突的界限往往更为模糊，往往会经历在战争时期和相对平静时期之间的波动阶段。以美国和伊拉克的冲突为例，伊拉克军队在1991年被美国领导的国际联军迅速击败，乍一看，这是一场短暂而具有决定性的战争。

但由于美国决定不占领伊拉克，萨达姆并未因此下台，这场战争也给人留下了“未竟之业”的感觉。2003年，在小布什的领导下，美国再次入侵伊拉克并再次迅速取得胜利，推翻了萨达姆领导的复兴党的独裁统治。然而，建立新政权的过程导致了该国持续多年的毁灭性的宗派暴力，有时甚至发展为全面内战，其部分影响一直持续至今天。

由于内战和反叛乱行动是在民众内部和民众之间进行的，平民承受着这些战争造成的伤害——他们不仅被卷入蓄意的宗派暴力交火当中，还被迫逃离家园，这也是这些战争往往导致长期冲突和混乱的原因之一。

即使干涉大国决定撤军——就像苏联以及后来的美国在阿富汗领导的联军那样，这也并不意味着冲突的结束，而只是意味着冲突以新的形式重来。

2001年，美国制定了旨在推翻塔利班政权的、明确的“短期战争”计划，并利用其常规部队和阿富汗北方联盟（反塔利班势力）相对成功和有效地执行了该计划。

但问题在于，缺乏明确的战略来安排下一阶段。因此，华盛顿面临的问题不是由顽固、系统性的对手造成的，而是由来自该国社会内部的非正常威胁造成的。任何令人满意的结果都取决于能否成功实现为民众带来体面治理和安全这项难以实现的目标。在缺乏外部力量支持的情况下，塔利班得以卷土重来，阿富汗内部的冲突也持续不断。

同样，以色列在1967年取得的胜利也是一场典型的速胜，并使其占领了大片土地。但是由于当地民众心怀不满，也为后来的许多战争铺平了道路，包括在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后爆发的战争。

自那时起，以色列开始在加沙地带（它原本已经于2005年撤出该地带）对哈马斯发起行动，并同时打击黎巴嫩的真主党——以色列曾于1982年在一场管理不善的行动中入侵黎巴嫩。

以色列的两场战争（在加沙和黎巴嫩的行动）采取了类似的形式，并将地面行动与摧毁敌方设施（包括隧道网络）、打击武器和导弹库、袭击敌方领导人（巴勒斯坦和黎巴嫩的抵抗力量）相结合。两场冲突都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平民区和重要基础设施都遭到了广泛破坏。

黎巴嫩可以被视为战争的成功典范，因为真主党同意停火，但加沙的情况并非如此——战争仍在继续，并且看不到尽头。

加沙的短暂停火并不是一场胜利，因为以色列政府设定的目标是彻底消灭哈马斯（并带回人质），但这一目标未能实现。

今年3月，以色列在谈判破裂后重启战争，但并未制定任何明确战略以一劳永逸地结束这场冲突。尽管哈马斯正处于严重的疲惫状态，但它仍继续有效地运作，并且在没有就加沙未来治理达成一致计划或可行的巴勒斯坦替代方案的情况下，该运动仍将在该地区保持有效性和影响力。

在非洲，长期冲突似乎是地方性的，过去的暴力事件最能预示未来的暴力程度。在整个非洲大陆，内战爆发又平息。这些冲突往往反映出深刻的种族和社会分歧，外部干预和权力斗争则加剧了这种分歧，而持续的战斗又为武器、人口和非法货物的贩运提供了诱因和掩护。

能够证明这种规则的是，该地区即使达成停火或和平条约，也往往只是暂时性的。例如，自苏丹于1956年独立以来，该国各方已签署了近46项和平条约。

战争通常是指直接的军事对抗，但战争前后发生的动乱也是同一过程中的一部分。与其将战争视为具有开始、中间和结束的独立事件，不如将其理解为难以通过非暴力手段管理的、糟糕且无效的政治关系所导致的结果。

另一种威慑

鉴于此，美国及其盟友从长期战争的丰富经验中可以得出的主要教训是，最好避免战争。如果美国与另一个超级大国陷入长期冲突，那么美国的经济和整个社会就必须做好战争准备，即使战争接近胜利，其人民也可能遭受苦难，国家也将耗尽所有剩余的能量。

此外，考虑到当代战争的激烈程度、消耗速度之快以及现代武器的高昂成本，对新装备和弹药的投资仍然不足以长期维持未来的任何战争。至少，美国及其合作伙伴需要提前确保拥有足够的库存，以便在更激进、更全面的动员开始之前能够将战斗持续足够长的时间。

当然，也存在爆发核战争的风险。在涉及俄罗斯或中国的长期战争的某个时刻，动用核武器的诱惑可能是无法抗拒的。关于核战略的争论已经持续了七十余年，但至今仍未找到可靠的理论来战胜有能力以同样的方式发动反击的对手。

与传统战争战略家一样，核战略规划人员注重开场动作的速度和技巧，目标是摧毁敌人的反应手段并消灭其领导层，或至少惊扰并迷惑敌人，使其陷入瘫痪和犹豫状态。

但所有这些理论都是不可靠的，充其量只是概率性的，因为任何初步打击都必须应对敌方导弹和武器预警反击的威胁，并且需要拥有足够的、能够抵御毁灭性反击的防御系统。

幸运的是，这些理论尚未经过现实的检验。核攻击如果不能立即取得胜利，反而会导致进一步的具有破坏性的核交火，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情况会被称为“相互保证毁灭”（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防机构如此热情地拥抱核时代的原因之一，在于它为二十世纪初毁灭性的世界大战提供了另一种选择。战略家们充分意识到，大国之间的战争可能是漫长而血腥的，并且代价极其高昂。

但与核威慑一样，大国现在需要更明确地做好准备，以应对比当前设想更持久的常规战争，哪怕只是为了确保战争不会发生。

正如乌克兰战争所表明的那样，大国即使没有直接参与战斗，也可能会被卷入长期战争。美国及其盟友需要改善其国防工业基础并建立库存，以更好地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突发事件。

但这种准备带来的概念挑战仍然是巨大的。尽管这种前景似乎令人难以接受，但军事规划人员仍需要以应对核升级的方式来思考如何应对长期战争。

通过准备长期战争并削弱任何潜在侵略者对其发动短期成功战争的能力的信心，国防战略家可以提供另一种威慑：警告对手，任何胜利——即使是可以实现的，也会给他们的军事、经济和社会带来难以接受的高昂代价。

众所周知的是，战争往往是因政治决策而开始，也往往会因政治决策而结束。发动武装冲突的政治决定很可能假设战争会是短暂的；相比之下，结束战争的政治决定却反映了长期战争不可避免的代价和后果。对于任何军事大国来说，长期敌对状态或经济与政治不稳定的可能性，都是其犹豫是否参与大规模战争并寻求其他手段实现预期目标的正当理由。

这也意味着，如果战争不可避免，其军事和政治目标必须是现实的、可实现的、具体的，并且可以利用现有的军事资源实现。军事力量的一大吸引力在于它能够迅速果断地结束冲突，而事实上，这样的情况鲜少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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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译自《外交事务》，并不反映半岛电视台编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