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推动联合国打击“伊斯兰恐惧症”的努力成功与否？

土耳其呼吁联合国任命一位特使来应对日益增多的针对穆斯林的仇恨言论和歧视问题，并对西方针对伊斯兰教礼拜场所和《古兰经》的袭击日益增多的情况发出警告，此举反映了土耳其为打击“伊斯兰恐惧症”而不断升级的外交努力。

土耳其外交部副部长穆罕默德·凯末尔·博扎伊上周在日内瓦人权理事会高级别会议上发出了这项呼吁，他还强调，针对伊斯兰教的敌意已经成为了一种日常现象，而极右翼运动的兴起则使这股敌意更为严重。

土耳其强调了联合国将焚烧《古兰经》定性为仇恨犯罪的决议的重要性，同时还强调需要采取更加有效的国际行动，他还认为，任命联合国特使是遏制这一日益增长的现象的必要步骤。

“伊斯兰恐惧症”在西方的升级

2023年，欧洲的“伊斯兰恐惧症”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增长，欧盟基本权利机构报告称，47%的欧洲穆斯林在日常生活中受到歧视，而在2016年，这一比例为39%。其中，奥地利（71%）、德国（68%）和芬兰（63%）记录的穆斯林受歧视率最高，从而反映出这种现象在欧洲大陆的恶化状况。

在2023年10月7日袭击事件和以色列对加沙战争爆发之后，西欧地区针对穆斯林的袭击显著增加，据时任丹麦司法部长的彼得·胡默加德称，自2023年7月以来，仅丹麦就记录了超过500起焚烧《古兰经》的事件，从而促使该国政府于去年12月通过了一项法律，以禁止公开亵渎圣书。

瑞典反复发生侵犯事件，右翼活动人士在当地警方的保护下焚烧《古兰经》，从而引发了伊斯兰国家外交官员的愤怒。

在德国，尽管焚烧《古兰经》的事件非常少见，但是根据克莱姆“伊斯兰恐惧症”监测网络发布的报告，在2023年，该国的反穆斯林犯罪数量翻了一番，达到1926起，并在2023年10月7日之后出现显著上升。

法国针对穆斯林的限制措施也急剧增加，包括禁止在学校内穿着长袍，针对清真寺的袭击事件也在不断增多——在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期间，法国境内共发生14起破坏清真寺的事件。

在奥地利，国家当局对亲巴勒斯坦抗议活动采取了强硬立场，并在学校内部署了警察以阻止反战示威，此外还将一些抗议者定性为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的支持者。

专家们指出，这些事件的升级与欧洲极右翼政党的崛起相关——这些政党利用“伊斯兰恐惧症”作为其获取政治利益的工具，从而导致针对穆斯林的制度性歧视进一步加剧。此外，一些国家的政府也助长了这一现象，并且收紧了针对穆斯林的法律，例如法国禁止显示宗教象征，或者像瑞典和丹麦发生的那样——限制示威自由。

随着这类趋势的持续，人权组织警告称，“伊斯兰恐惧症”已经成为了欧洲社会共存的直接威胁，需要国际社会采取果断的干预措施，以防止其进一步恶化。

土耳其的作用

通过外交举措、国家立法和机构行动，土耳其在国内和国际两大层面上采取了全面应对“伊斯兰恐惧症”的措施。土耳其已经启动多项计划来打击这一现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在阿纳多卢通讯社内部设立一个“伊斯兰恐惧症”监测部门，并编写全球歧视穆斯林事件的年度报告，此外还组织了媒体和外交论坛来提高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知。

在国际层面上，土耳其在联合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带头推动将3月15日定为“国际反对伊斯兰恐惧症日”，并推动联合国发布谴责焚烧《古兰经》的行为、呼吁任命联合国反“伊斯兰恐惧症”特使的决议。

在国内政策方面，土耳其推出了打击仇恨犯罪的法律改革，修改了刑法，加大了针对煽动宗教团体行为的处罚力度，并加强了对种族主义和歧视性言论的监控机制，成立了土耳其人权与平等基金会，负责跟进针对穆斯林和其他群体的歧视投诉。

在地区层面上，土耳其支持西方受到影响的穆斯林社区，并向欧洲的穆斯林社区提供外交支持，召见那些有清真寺和《古兰经》遭受袭击的国家的驻土耳其大使，并利用其政治影响力向这些国家的政府施压，要求对方为穆斯林提供充分的保护。

在国际合作框架内，土耳其加强了与伊斯兰合作组织之间的伙伴关系，建立了监督“伊斯兰恐惧症”的常设机制，并在欧洲成立了穆斯林联络小组，并且在推动伊斯兰合作组织任命打击“伊斯兰恐惧症”特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还为动员人权理事会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内的共同立场作出了贡献。

影响有限

对此，国际法研究员尤努斯·阿克巴什认为，土耳其已经成功将“伊斯兰恐惧症”的问题纳入了国际议程，但他又强调，这些决定尽管具有象征意义，但却不具备法律约束力，这使得它们对“伊斯兰恐惧症”日益严重的国家的政策影响非常有限。

阿克巴什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补充称，如果说土耳其能够成功获得广泛的支持，那么任命联合国打击“伊斯兰恐惧症”特使的提议可能是其中的重要一步，但他警告称，西方的反对派可能会限制其权力或者阻碍其提议获得通过。

从总体而言，研究人员证实土耳其在建立全球对伊斯兰教的认可方面取得了进展。“伊斯兰恐惧症”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需要持续施加压力并加强与国际人权组织之间的协调，以便将其努力转化为法律义务，并迫使各国以切实的方式改变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