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中国学习如何拒绝欧美

毫无疑问，中国的经验有其缺陷，其世界观也未必适合其他国家，但我们在本文中试图探讨的是，中国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在经历了数十年的殖民统治和数百年与西方的对抗之后生存下来？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历史与这一愿景有何关系？这对中国未来有什么好处？

最重要的问题仍然是：能否重建源自文化、社会和宗教的替代性本地愿景，以对抗西方的傲慢和中心主义，而其最后表现不会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言论，他说他的驱逐巴勒斯坦人的计划的力量“源于美国的权威”？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将介绍亚洲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王赓武（Wang Gungwu）的观点和著作，王赓武于1930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父母是华人，后来移居马来西亚，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和早期的求学时光。

王赓武后来在伦敦攻读博士学位，之后返回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任教。在澳大利亚工作了18年后，王赓武已经取得了澳大利亚国籍，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澳大利亚人，因为据他所说，他对这个国家的了解以及澳大利亚人对他的了解都很“肤浅”。

王赓武毕生致力于研究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制度和华侨华人，他关于中国身份、移民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的论文为中国政治家乃至其他人理解中国提供了连贯的视角，以至于著名的剑桥大学在2009年其八百周年校庆上授予他世界十大最重要学者之一荣誉博士学位，新加坡总统认为他是东南亚历史上最重要的人文主义者。

王赓武已年届95岁，但他的思想仍然萦绕在世界各地大学授课的脑海中。

历史与世界三大文明

王赓武的分析基础与主流观点不同，主流观点认为，有三个文明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至今仍在世界上生存和产生影响。这三大文明是：地中海文明、印度（南亚）文明、中华文明。

第一类是地中海文明，包括地中海沿岸形成的一大类文化。王赓武在这里把基督教的西方和伊斯兰的东方结合在一起。王赓武认为，古代法老、腓尼基、巴比伦文明，罗马、希腊文明，伊斯兰文明，以及后来中心转移到美国的西方基督教文明，都是地中海文明。

但当今现存的文明源于其包含三大天启宗教的一神论文明，自启蒙运动、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开始，它一直主导着当前时代的全球话语。

这一文明各组成部分之间已经存在了大约1500年的冲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其领导地位也不断更替。数百年来，该文明的伊斯兰组成部分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从16世纪开始，西方基督教文明开始崛起，而其中的伊斯兰成分却没有停止抵抗。

其次是南亚（印度）文明，因为印度文明不断适应外部影响，包括波斯、伊斯兰和印度教的影响，而且它内部也包含许多宗教和民族的变体。

这一文明的影响力超出了印度次大陆。王赓武强调了其内部的多样性，特别是印度教传统的多样性，以及它在融合不同政治和文化力量时面临的历史斗争。

第三是中华文明，与其他两个文明不同，它保持了一个连续的政治实体。中国长期吸收外来和外部影响，同时又保持了独特的文化和行政体系。

今天中国站在挑战全球自由资本主义秩序的最前线，不是通过拒绝现代性，而是通过按照自己的标准重新定义现代性和启蒙性。

但如果不深入阅读历史，就无法理解这一观点，因为历史的书写和回忆方式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世界。王赓武在此区分了历史学家试图准确、深入地理解过去，与政客为了服务于特定议程而援引历史事件。

这是王赓武最重要的主题之一：如果胜利者书写历史，塑造能够证明​​其权力合理性并削弱其敌人的叙述，那么政治家和历史学家就必须质疑这些叙述。

自19世纪以来，西方主导着世界各地的历史话语，将其理想和价值观呈现为普世的、不容争辩的价值观。因此，西方入侵之前土著人民所拥有的一切替代性叙述和观点都被边缘化，但反抗并没有停止。

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对各自文明的传统充满信心，其中一些文明甚至依靠记录其过去和现在的可靠叙述，西方对历史的主导地位变得备受争议，对它的争夺不仅仅是对过去的争夺，而且是为未来而战，谁胜谁负，都将决定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世界运转的价值观和标准。

王赓武说，历史不会重演，但它也不仅仅是过去的记录。为未来而奋斗的人必须学习历史的真谛，因为不学习历史的人会失去很多！

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的国家和历史？

中国人有连续不断的关于他们国家和自公元前八世纪以来统治这个国家的朝代的历史记录，其中没有看到由不同的统治者统治这个国家的独立国家，相反，中国一直是一个未曾间断的文明。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人的想象中，中国并不被描述为一个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延伸的文明。

王赓武强调，中国人的历史意识根植于文明而非国家的概念。与西方的民族国家观念不同，中国人将自己的历史视为文化和道德文明的发展，而非政治实体。“华夏”概念强化了这一愿景，“华夏”意味着属于一个由儒家价值观和共同文本统一起来的文化世界，而不是严格的地域界限。

中国人也相信历史的循环。历史学家经常追溯中国的统治王朝，看到它们在崛起、稳定、崩溃，然后以新的形式复兴。这与穆斯林对于历史循环和日子流逝的认识相差无几，伊本·赫勒敦在他的两本书《历史绪论》（Muqaddimah）和《世界通史》（Kitab al-Ibar）中阐述了他的历史和社会哲学。

此外，与西方历史观不同，西方历史观认为历史是一架上升的阶梯，最终以绝对的进步和终极的科学而告终，中国思想认为历史的运行轨迹是混乱之后的秩序，历史不是建立在彻底变革的基础上的。儒家思想强化了“日月循环”的理论，教导中国人：道德优良是稳定的关键，社会和政治衰落则是道德沦丧的结果。

对于中国的统治者来说，他们统治国家是受到上天的授权，他们的合法性也由此而来。随着统治者或王朝的覆灭，中国并没有灭亡或衰落，而是文明在新的神授之下继续延续。这种观点意味着这样一种信念：中国人和这个国家注定要成为世界的中心，并维持整个地球的秩序与和谐，这种信念塑造了中国人的自我观。

传统上，中国人视自己为文明的中心，周围总是被文明程度较低、文化程度较低的人群所包围，而中国的统治者是世界或天下万物的统治者，即“天下”。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术语仅仅意味着他们的国家和周边的国家，而这种依赖体系又强化了这一点，要求周边国家承认中国的中心地位和优越性，并信仰统治性的儒家价值观。由于这种根深蒂固的中心意识，中国统治者将注意力集中在内部和自我发展上，而不是外部扩张和征服世界。

中国的这一形象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都没有改变，中国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也一直将国家历史视为教训和智慧的宝库。这或许可以解释中国当前政策的实用主义及其在制定政策和联盟时对长期规划的依赖。王赓武表示，深厚的历史记忆使得中国始终对世界秩序的任何根本变化保持警惕，但也使得中国对历史周期和国家的兴衰十分敏感。

百年屈辱或西方对中国的所作所为

19世纪30年代，中国经历了当时人们所说的“百年屈辱”。这一切始于中国经历的一场血腥冲突，即鸦片战争，历史学家称其为“历史上最肮脏的战争”，当时英国使用鸦片作为对付中国的武器。这场战争是英国帝国和中国清朝之间的两次武装冲突。

战争爆发的主要原因是中国面临着令人窒息的道德和经济危机，以英国商人通过“东印度公司”进行的鸦片贸易的蔓延为代表。随着鸦片滥用现象增多，国民健康问题日益严重，劳动力崩溃，动乱加剧，威胁到国家的稳定。

1839年，中国政府决定应对这场灾难，因此焚烧了广州地区英国商人的大量鸦片库存，并没收了1400吨鸦片。但英国发动了这场战争，中国战败，随后法国又加入其中，发动了第二次战争，中国百年屈辱史由此延续。

在此之前，荷兰、英国和法国等西方民族帝国对其殖民国家的当地民众表现出一定的理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这些国家对港口的控制，以及原材料被输送到欧洲工厂，以及这些帝国的势力不断增强，事情演变成了一场全面的血腥冲突，而这正是几乎在同一时间在印度发生的事情。

欧洲国家并没有直接攻击中国，他们需要摧毁他们的“天下”，它开始对周边国家进行殖民，并根据其商业利益对这些国家进行瓜分，它们是作为商业公司而非政治实体成立的，就像1824年荷兰和英国之间达成的协议一样，根据该协议，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边界划分方式与大约100年后在阿拉伯地区发生的、我们所知的《赛克斯-皮科协定》类似。

对于殖民者来说，这个等式很清楚：要么这些国家变成“现代民族”国家，要么它们将失去被视为文明的权利，无论它们的历史如何悠久。因为中国拒绝了殖民主义所要求的改造，所以遭到了严厉的反响！

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西方帝国主义首次挑战了中国作为世界文化中心的传统观念。随着权势的丧失，加之失败者总喜欢模仿胜利者，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开始以胜利者的眼光来重新定位自己的历史身份。

中国签署了一些屈辱的条约，例如1842年的《南京条约》，将香港割让给英国。当时，英国人和欧洲人视中国为一个由满族王朝统治的民族帝国。

如上所述，中国人并不视其历史为独立民族，而是视其为单一文明的延伸过程。纵观历史，中国人并不区分他们的统治者，无论他们是农民、沙漠战士还是山地居民，因为他们都属于同一种文明。

因此，当英国人开始与满族人接触时，中国各族群感到受到威胁，并认为自己处于变相的外国占领之下，因此发生了内部革命，目的是摆脱皇帝的统治，建立共和国。

胜利者也看到中国文明落后野蛮，人民愚昧迷信，这些年中国在军事上接连败于西方和日本之手。败于日本是其做法的另一个催化剂。日本决定采用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以疏远中国世界，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殖民主义的兴起导致了非常不公平的财富再分配。182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比重约30%，而到1970年，这一比例已降至仅占5%。

因此，到了19世纪末，中国人开始认为自己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不是一个多元文明，他们不再将历史视为延续的循环，而是将其视为进步和向上的奋斗，这种转变也受到西方民族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

随后，毛泽东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将中国历史重塑为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国共产党把历史呈现为一条反抗、革命、革新的道路，这种新的历史意识服务于中国的统治精英，赋予了他们前所未有的合法性。

殖民主义或可促成一个国家的崛起，但却无法促成一个文明的崛起！

王赓武在他的研究中区分了两个核心概念，即“文化”概念与“文明”概念。他还区分了文化的兴起和文明的复原力，认为尽管文化会兴起、转变并常常衰落，但文明却具有独特的能力，能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忍受并重新定义自己。

他的分析的一个关键部分涉及殖民主义在塑造现代世界以及在非西方文明中造成长期不满方面所起的作用。王赓武强调，殖民主义不仅统治了土地，还扰乱了现存文明的历史轨迹，产生了从未减弱的根深蒂固的怨恨和愤怒，并继续激发当今世界地缘政治中仍然存在的抵抗。

王赓武区分了文明与文化，他说文化是流动的、多样的、不断发展的，受到群体间互动、技术进步和意识形态变化的影响。对他来说，文化代表了人们在特定时期内生活、表达和产生创造力的方式。

另一方面，文明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历史形成，并由永久的哲学、制度和政治结构所强化。文明还植根于代代传承的传统、宗教、书面历史以及永恒的共同世界愿景。

王赓武表示，虽然文化可能相对较快地兴起或衰落，但文明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适应能力和韧性，当文明看似衰落时，它可以通过重塑其价值观和战略以应对外部压力而再次崛起。

王赓武的主要见解之一是，中国、印度和伊斯兰世界等文明之所以能经受住现代化和殖民主义的冲击，是因为它们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虽然殖民国家试图按照西方模式重塑这些社会，但这些文明保留了其基本的知识和道德基础，从而使它们能够在后殖民时代恢复和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

但这并不令殖民主义高兴！王赓武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是西方霸权，特别是通过殖民主义，如何影响着非西方文明的发展轨迹。与历史上帝国的自然兴衰相反，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后西方的扩张强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全球等级制度，将其他文明边缘化或不自然地贬低为现状。

西方帝国主义试图拆除殖民社会的传统制度，并用欧洲的法律、政治和经济结构取而代之。西方科学机构贬低和贬低这些文明所代表的真实知识和深刻的哲学传统，将其视为迷信，这强化了西方文明是人类进步巅峰的错觉。

传教士在殖民地国家建立学校和大学的传教和教育努力证实了这一点，他们将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呈现为普世价值，同时认为非西方的法理学、伊斯兰教法、治理方式和文化习俗已经过时。

王赓武还指出了后殖民国家面临的三大问题，特别是如果它们想要建立强大的民族认同。第一个问题是人为的边界和种族隔离。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在建立时都没有考虑到历史环境或文化差异，这导致了持续至今的冲突和战争，例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冲突，以及以色列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中心的建立以及由此造成的后果，这些都是我们了解的，并且我们的人民正在遭受苦难。

第二个问题是制度薄弱和统治者内部矛盾。殖民统治者留下的准国家结构既不能满足人民的需求，也不能解决当地现实问题，这导致了统治纷争、军事政变、革命和内部紧张，非洲、东南亚以及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国家都经历了这一过程。

第三个问题是西方对旧殖民国家的影响和依赖以新的形式继续存在，前殖民地仍然在经济和政治上与西方国家有联系或依赖。这影响了这些国家的政策和发展，并加剧了这些国家的统治精英和人民之间的不满。

因此，对这些文明进行强制重组在许多地区引起了深深的愤怒，尤其是在伊斯兰世界、印度和中国。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在接受西方现代主义理念时感到自卑，但另一方面，反抗情绪也逐渐增强，印度教、中国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等兴起。正如王赓武所说，文明不可能被彻底消灭。它们可能会衰落，但会卷土重来，适应环境，它们的优势仍然潜伏着，等待合适的时机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

如何对抗西方霸权？

王赓武认为，后殖民时代是长期被奴役的文明重新获得其历史意义的时代，这往往是为了回应根源于殖民经历的不满情绪。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殖民帝国的崩溃，使得许多前殖民地重新获得主权。然而，殖民者强加的政治结构常常导致这些社会内部产生深刻的分歧，从而导致不稳定和短视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

中国虽然在各方面都不是典范，但可以成为反抗西方统治的活生生的例子。例如，中国为了重塑自身形象，将中国共产党的崛起描述为一场文化复兴而不是政治转型。在同一背景下，王赓武看到了旨在恢复被殖民统治破坏的穆斯林文明体系的伊斯兰政党，同样，他也看到印度基于印度教哲学和政治传统的民族觉醒。

王赓武还认为，经济殖民主义是激起后政治殖民世界不满情绪的另一个主要因素。经济结构有利于西方列强，原材料从殖民地开采并运往工业化国家，而当地工业却受到损害。

中国人曾试图应对这种情况，1949年以后，中国领导人致力于实现经济自给自足，以克服西方强加的经济依赖。解决方案或许还在于，世界各国在西方主导的金融机构（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治下遭遇经济停滞，开始挑战西方经济主导地位，转向其他发展模式。

王赓武的一个关键观点是，文明不仅通过政治或经济手段重新获得力量，而且还通过文化和思想的复兴。殖民主义将西方知识强加为唯一有效的知识形式，但今天，许多文明正在复兴自己的本土知识体系。

中国儒家思想的复兴就是这一文化维度的一个例子。经过数十年被西方意识形态乃至共产主义革命边缘化之后，儒家思想被重新引入并成为中国特色的一个基本要素。

中国并没有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而是有选择地吸收了它，因为它可能使中国更加强大、富裕和安全，同时拒绝了可能削弱其中央权威的政治模式。中国共产党作为统治“天下”的“皇帝”，致力于确保资本主义制度在国家控制下运行，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凝聚力。

这一做法直接挑战了西方主流话语，即自由民主、人权和个人主义是普世价值。中国在没有采用这些价值观的情况下实现了现代化，这威胁到了西方模式的合法性。王赓武指出，这种意识形态矛盾加剧了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因为西方努力调和其全球叙事，即自由民主、现代化和经济进步之间的偶然联系，与中国在西方模式下难以解释的崛起。

对于我们来说，王赓武的意思是什么？

世界文明的多元规划与划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每一种文明都开始将其姊妹文明塑造成以对比甚至冲突为主的解释模型，而王赓武的观点正是这种文化文明潮流的一部分，该运动试图抵制西方模式化，即为了满足其扩张主义贪欲而简化和缩小世界。

对于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来说，出现了一场关注文明愿景的运动，这种文明愿景依赖于其对伊斯兰地中海文明的思想，其代表人物包括爱德华·赛义德、阿利雅·伊泽特贝戈维奇、伊斯梅尔·法鲁奇和阿卜杜勒-瓦哈卜·梅西里等思想家。

这一愿景的基础是，几十年来，世界一直把欧洲人开发的知识产品视为真理的来源和世界的中心。按照这种观念，当欧洲人生活于黑暗时代时，尽管与欧洲隔绝的地区文明蓬勃发展，但整个世界却处于黑暗时代。

尽管数千年来已有数百万人在此居住，但新大陆对于欧洲人来说仍是陌生的，东方就是欧洲人想象中的东方，无论这个国家的人民怎么说，因为他们比那些强加东方主义观念的殖民者更了解自己。这在当今世界的地理格局中显而易见：我们离欧洲越远，离“中心”就越远。这反映在我们了解我们国家的地区名称上。最靠近西方的是近东，然后是中东，然后是远东。

这种观点，以及西方对此的立场，似乎绝对真理并没有进入人们的思想，除非是由于几个世纪的苦难、奴役和殖民主义，所以人类并不总是以这种方式理解世界。

然而，问题长期存在于我们的认知中，我们局限于这样的视野，即世界的科学都是经过西方的筛选而传递的。因此，关于日本，人们只知道英语所写的内容；关于俄罗斯，人们只看到俄罗斯与美国的冲突；关于中国，人们只知道欧洲人想要传达的信息，所以人们越来越确信，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只不过是欧洲和后来的美国西方文明崛起的前奏或准备。

殖民者强行将世界接受其理念的道路并不平坦，被压迫人民的反抗从未停止，而走在最前线的便是王赓武等人提出的理论和认识论。但35年前，随着柏林墙和苏联的倒塌，西方资本主义取得了胜利，第一次向人类展示了一个由一个单一力量所领导的世界，而这个力量的判决是不可逆转的。

苏联解体对于美国来说是一次意外的胜利，也许许多美国和欧洲的理论家在为这一前所未有的机遇而欣喜若狂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时刻给他们带来的挑战的性质。

然而，在随后的岁月里，西方观点及其接受者所造成的悲剧层出不穷，从不平等、暴力蔓延、独裁兴起、家庭解体、对所有价值和意义的厌恶，到个人主义重压下的崩溃，再到对无法实现的目标的渴望，这一切都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寻找不信奉欧洲中心主义的观点，特别是那些能够帮助其追随者用另一种抵抗模式对抗主流模式的观点。当今世界反欧洲中心主义力量崛起的最重要模式或许就是以中国崛起为代表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