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否会在习近平的手中在中国卷土重来？

这份材料译自《外交事务》网站，讲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思想，以及他将卡尔·马克思和孔子的思想结合起来的尝试。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并不一定表达中国文化的本来面目，而是表达了试图从外部解读中国文化的西方观点。

2023年，中国收视率第二高的电视频道湖南卫视推出了一部名为《当马克思遇见孔子》的电视剧，标题是对该剧内容的字面描述：两位演员扮演哲学家的角色：穿着粗布长袍的孔子和穿着黑色西装、白发像狮子毛的卡尔·马克思。

该剧描绘了他们在岳麓书院的相遇，这是一所有着千年历史的学校，以发展儒家哲学而闻名。

在五个集中，马克思和孔子讨论了政治的本质，并得出了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一致的结论，或者说马克思自动地从孔子的思想中汲取了他的理论。在一集中，马克思指出他和他的同伴“共同致力于政治稳定”，并补充道：“其实我已经是中国人很久了”，这说明他的思想始终与中国传统观念相契合。

中国共产党支持该电视剧，因为它是习近平主席重新构想国家意识形态认同的总体政治计划的一部分。自2012年上任以来，习近平将他对中国意识形态的理解解释给中国人民，并称为“习近平思想”。

习近平思想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的联系：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宣布，当代中国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灵魂”，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本”。

由于经济增长放缓加剧了投资者的怀疑和国内普遍的不信任，习近平重新定义中国意识形态规范的努力变得更加紧迫，因为他领导的国家的经济实力远比其统治政权更受尊重：中国现已跻身世界最大经济体之列，但仍是一个渴望在现有国际体系中占据主要国际地位的国家。

让习近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感到沮丧的是，西方国家不愿意接受中国的全球影响力，除非中国坚持现代自由主义价值观。然而，他试图在马克思和孔子的思想之间找到交叉点的尝试引起了国内外关注中国的人们的惊讶甚至嘲笑。

过去一个世纪的中国共产党思想倾向于认为，繁荣的未来需要与过去彻底决裂。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早期先驱尤其普遍谴责儒家思想，将其视为一种强调等级制度、仪式和回归理想过去的哲学。

领导人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儒家思想在理论上与推崇革命和不断变革的马克思主义不相容，其对政治的实际影响使中国变得衰弱。在他们看来，儒家思想产生了一种死气沉沉的官僚制度，无法适应现代性的挑战，而这种排斥在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最终的体现，当时中国红卫兵炸毁了哲学家孔子的坟墓，并在墓前悬挂了一具赤裸的尸体。

然而，在一个有着丰富历史的国家抹去过去一直是一个挑战。这似乎是中国思想家和广大中国人民所关心的问题，因为他们希望自己的国家被视为以源自中国著名文化源泉的方式应对政治变革。

尽管二十世纪初中国的许多政治理论家谴责儒家思想，但其他思想家却试图表明，中国不必模仿西方思想来进步，无论是民族主义、自由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他们从中国传统思想的世界中找到了一种不同且有效的现代复兴的路线图。

清华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汪晖在其著作《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中回顾了19世纪末致力于重塑中国哲学的哲学家。

该书于2004年首次出版中文版，去年在迈克尔·吉布斯·希尔（Michael Gibbs Hill）的监督下，由多位译者翻译后推出了新的英文版。尽管译本超过1000页，但仅相当于原版四卷本中文版的一半多一点。

汪晖分析了中国一千多年历史中政治理论与更具体的治理问题之间的联系，但他指出，“解释现代中国的状况无法避免解释”1644年至1912年间统治中国的清帝国的地位问题。

汪晖对清末一批思想家著作的深入探索表明，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实际上并非源于对儒家思想的彻底排斥。事实上，也许中国马克思主义能够找到出现的空间，正是因为这些思想家试图将儒家思想应用于现代性的挑战。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内容详实，但希尔出色的介绍有助于为英语读者指明方向，因为文本精彩地揭示了中国作为一个政治思想始终充满活力和多元化的国家的形象，这一形象与国外关注中国的人、甚至一些中国历史学家的刻板印象相矛盾，即中国人思想是同质的，很容易突然破裂。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让我们认为，习近平将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的尝试比乍一看更有效，因为这只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尝试，认真的思想家以前也尝试过。

许多作家认为，习近平的“意识形态努力”与普通中国民众几乎没有关系，他们正日益为偿还巨额抵押贷款和为老年人提供医疗保健等物质问题而苦苦挣扎。

但中国的社会解体状态同时也是一场民族认同危机，汪晖的书含蓄地暗示，重新定义国家意识形态的努力可能有助于解决这场危机。

但汪晖的分析也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误入歧途的地方，因为共产党依靠对中国传统中最重要的书籍的不准确解读，以简单化和光鲜亮丽的措辞来表达其新意识形态，同时又不允许任​​何批评。

二十世纪之交捍卫儒学重要性的思想家认为，其重要性的关键在于让思想家能够辩论中国哲学本身的本质。

哲学家与君主

汪晖是当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经常撰写有关后共产主义革命时期的文章，并参与了1989年的学生民主改革运动，并成为20世纪90年代中国“新左派”的重要成员，汪晖在2010年出版的《革命的终结》一书中批评了同期中国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但在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中，他并没有明确论述二十世纪中国动荡历史的任何方面，例如，只提到了一次毛泽东领导人。汪晖更感兴趣的是那些真正面对现代性挑战的早期中国思想家，他解释称，中国的变化是依靠其内部资源实现的。（希尔版本中没有翻译的后来的几卷实际上转移到了二十世纪初）

汪晖的研究始于宋代（960-1279）和明朝（1386-1644），当时新儒学兴起，这是一个采用传统儒家思想挑战道教和佛教思想的思想流派。当汪晖讨论清末出现的一系列思想时，他的分析与当今时代具有相关性。在清朝鼎盛时期，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并发动了非常成功的军事行动，扩大了领土。

当时欧洲人寻求购买和复制中国独特的陶瓷和艺术品。但到了十九世纪末，经济衰退和鸦片战争中英国人的失败将中国推向了生存危机的边缘。在中国被迫与日本、俄罗斯和美国等当时的新兴大国签署屈辱性条约后，该国似乎不适合在现代繁荣发展。

一种可能的结论是，中国传统古老而过时，必须放弃，转而接受西方思想，包括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汪晖认为，十九世纪末困扰清帝国的问题不仅是地缘政治问题，即其他国家以牺牲中国为代价获取物质优势，而且中国的危机也是一场可以看得到的危机。

长期以来，学者们一直认为，十九世纪儒家思想在中国政治中的应用方式使中国陷入停滞状态，无法与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等现代西方意识形态互动。

儒家思想对传统的强调和对社会等级制度的尊重为根深蒂固的、有时甚至是腐败的官僚机构提供了合理性，这些官僚机构无法应对外国入侵和内部叛乱，也未能维持足够的税收收入用于安全和基础设施。

但汪晖也认为，这种停滞与儒学本身无关。儒家思想的世界其实是广阔而灵活的，儒家思想家常常喜欢接触外来思想、吸纳外来思想或注入自己的思想，以使中国适应新的历史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十九世纪末，“新文本运动”（之所以称为“新文本运动”，是因为它们以古代汉代所倡导的新文字为基础）的思想家发现了儒家文化世界在面对西方思想时可以重塑自身的方式。

汪晖认为，现代性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无法应对的挑战，也没有造成真实性与现代性之间的冲突。相反，新文本思想家提出将儒家礼义转化为法律，并认为这可以实现这些原则与全球化和西方帝国主义强加的新要求的“大统一”。新文本的思想家希望找到打击政府腐败及其沉重影响的方法。

汪晖描述了著名的新文本思想家魏源如何挑战中国领导人的假设，即儒家要求他们重视仅产生于中国内部的思想和战略。他试图结束“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区别，这使他能够要求军事现代化，其中包括进口西方创新，包括保卫中国边境的新措施，以及在中国南方建设港口和军火库。

康有为等思想家在儒家思想中发现了有利于现代性的因素，并表示，对它们的正确解释揭示了可以与西方现代思想能量相对应的成分。康有为借鉴儒家理论，提出了“大同”的思想，即“太平之世，则大小远近如一”的日子。

康有为认为采用儒家观点与采用边界毫无意义的世界观没有什么区别。他的建议为他赢得了影响力，直到他在1898年的戊戌变法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该运动旨在推动中国走向类似于日本制度的君主立宪制。

中国保守派统治者慈禧太后对这一呼吁感到恐惧，下令逮捕他并将他流放到国外。但康有为的想法并没有消亡。晚清时期经历了重大的思想波动，中国思想家，其中一些流亡日本的思想家，继续在一些新期刊上讨论康的理论。

可以说，新文本思想家的立场使下一代对马克思主义持开放态度。1925年，作家郭沫若在一篇短篇小说中描写了关于“马克思是否能进孔庙？”的问题，湖南卫视最近播出的一部新连续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该小说的启发。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核心人物刘少奇在1939年题为《如何做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的文章中提到了共产主义的“德”，这是一种儒家的表述，而不是唯物主义的表述。

信仰问题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一书的文本在某些方面被认为是一部历史研究。但他对晚清思想世界的描述却为今天的中国带来了光明。

晚清思想家的一个中心假设是，中国不仅需要找到摆脱当时面临的危机的出路，而且还需要将解决方案植根于前现代的中国文化形式中。

清代思想家所面临的处境或许与今天中国所面临的情况毫无相似之处。他们写作时，中国正深陷金融危机，内乱不断，许多农村地区陷入极端贫困，其主权因外国入侵和强加不公正条约而受到严重损害。

现在，中国拥有巨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国家主权不存在生存威胁。

但与当今许多新兴国家一样，中国对目前流行的国际原则没有任何影响，这些原则主要是西方在二十世纪建立的，中国精英认为这些原则及其普遍的知识要求是强加给中国的。尽管中国实力雄厚，但它却日益感受到危机感，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当前物质条件的反应。

中国城镇化地区青年失业率现已达到20%以上，除了城乡差距拉大等经济问题外，还有中国家庭目前面临的还清房产债务或医疗、养老金不足等问题。

然而，中国的疏离感也是一种社会性的，尤其是年轻人的疏离感，单靠经济改革是无法解决的。近来经济惊人增长的时代让中国公民产生了一种自我观念，即中国是一个勇敢的、正在崛起的大国，作为中国人就意味着在各个领域处于领先地位。

这种理解和看法的核心现在正受到挑战，因为中国惊人的增长轨迹似乎已经达到顶峰，不仅人们的银行账户空了，而且他们的认同感也空了。

如今，“抑郁”（emo）一词已成为许多中国职场人用来形容自己的词。在承认心理健康问题会受到高度侮辱的文化中，2020年的一项全国调查中，3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患有痛苦、焦虑或抑郁。

在社交媒体上，中国年轻人表达了失望和不满，宣称他们正在“躺平”或“摆烂”。由于新冠疫情而封锁的时期削弱了人们对该国的信心。

越来越多的中国商界、学术界和媒体界的年轻专业人士面临着令人困惑的限制。例如，许多中国学生渴望出国留学，但许多人被告知，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在中国官僚机构中的崛起就会动摇。

随着中国人口平均年龄的增加，年轻人意识到照顾年迈父母的费用将沉重地落在他们的肩上。

这些发展并没有像晚清思想家那样使中国的生活变得难以忍受，但确实令人不满意。中国或许能够继续实现强劲的经济增长，然而，将经济状况描述为“稳健但并不惊人”并不能令许多人满意，更不用说将经济状况描述为“疲软且脆弱”。

许多西方观察家指出，日本是对中国的警告，当房地产泡沫破灭、中国进入老龄化时可能会发生什么。然而，日本仍然是一个强大的全球经济体，具有重要的区域作用，并被誉为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地方之一。

或许中国可以追随日本的脚步，调整国内经济，在服务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并重点关注老年护理。中国可能因此成为一个适宜居住的地方。但它不会提供支撑崛起大国的英雄能量。

传统习性

在此背景下，习近平开始尝试提出一种将马克思主义社会观与儒家观相结合的新意识形态似乎是合乎逻辑的。马克思主义鼓励自我批评，应用于现实政治时往往会导致清洗。

这些是习近平在脆弱的政治时刻希望避免的现象。从表面上看，习近平的论点可能只是为了捍卫自己和党免受批评，因为儒家思想优先考虑稳定和尊重权威。

然而，汪晖的研究含蓄地表明，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也许并不是本质上对立的。他的分析对当今的中国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即使他没有直接谈到当代中国，而且他的作品表明，利用中国传统哲学来应对不断出现的挑战的努力是有先例的。

我最近与中国一所著名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校的一名学生交谈，我问她：“马克思主义对你意味着什么？” 这位学生解释道，学习马克思主义为她提供了反思个人发展的途径，并表示马克思主义给了她深刻的内心平静。我告诉她，她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因为她所描述的听起来更像儒家思想，而不是马克思主义，也许她只是内化了习近平对传统文化日益重视的一些内容。

但也许她的直觉告诉她，这两种哲学的要素是兼容的，而且她感到欣慰的是，她觉得自己的文化对她这一代人令人沮丧的不确定性和困惑感有一些答案。

如果能够真心实意地把马克思主义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那么这可能有助于解决这种疏离感，让中国同时坚持两种理念，一种马克思主义愿景，它预测未来将继续受到根本性变化和决定性对抗的影响，以及向清洁能源过渡、美国霸权或自由国际秩序等挑战。

而基于儒家的观点可以容纳这样的观点：中国未来需要更加冷静、可预测和稳定，直接的军事对抗可能会损害中国的利益。

中国政治思想具有生命力和多样性，这一过程从未停止、也不会停止。2019年，上海复旦大学哲学家白彤东出版了一本名为《反对政治平等》的书。尽管标题具有挑衅性，但该书代表了对自由主义的有力捍卫，认为某些形式的非民主政府，例如基于儒家价值观的精英政治，可以比民主更好地维护自由价值观。

其他通常被认为是现实主义者的中国思想家也在努力应对传统观念。国际关系学者阎学通在2011年出版的《古代中国思想与现代中国权力》一书中，利用中国古代思想来解释当代世界秩序。

考虑到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哲学在习近平今天试图实现的异花授粉方面的先例，有趣的是他如此严重地依赖非常古老的来源。一部儒家思想与现代性妥协的电视剧本来可以更长、更丰富：它可以以所谓的新文本思想家康有为为主角，讨论孔子作为改革者的角色。

二十世纪异见思想家梁漱溟本可以与毛泽东辩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事实上，这两位思想家在1946年对此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但特别承认新文本思想家可能是危险的，因为他们重视内部辩论和思想的多元化。

习近平将孔子和马克思的思想融合起来的努力并不是无稽之谈。但值得注意的是，汪晖的中文原文发表于2004年，也就是二十年前，当时中国的思想环境完全不同。学者们可以更自由地讨论不同的政治选择，而媒体也可能会发表更尖锐的政治评论。

中国人的本质仍然是多方面的，而不是单一的，当中国思想自由且充满辩论而不是封闭和贫瘠时，它总是对中国的繁荣做出最大的贡献。这是中国传统的一个方面，现在的共产党不能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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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译自《外交事务》，不一定代表半岛电视台编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