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正在为战争做准备吗？军事化渗透到政治和媒体中

204年4月底，德国人正在等待德国总理奥拉夫·朔尔茨的学术演讲。在这个场合，德国总理列举了被认为是欧洲最杰出的启蒙运动哲学家之一的伟大学者伊曼努尔·康德，今年是他诞辰300周年。但与其他德国思想家相比，他并不是一位普通的哲学家。首先，他出生并去世于加里宁格勒，当时这里是东俄罗斯德意志王国的首都，但自1946年以来，它在中欧（波兰和立陶宛之间）形成了俄罗斯飞地。最重要的是，伊曼努尔·康德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最喜欢的哲学家。

普京对康德的热情以及这位哲学家的俄罗斯特色，一方面，摆在他们面前的是《论永久和平》（Zum ewigen Frieden）一书的作者的观点之间的鲜明矛盾。另一方面，俄罗斯当前的政策及其对乌克兰的战争，对于德国总理来说，是一个不可替代的机会，可以以前所未有的语气追究普京的责任，并继续在德国进行政治话语的军事化，而德国已经公开表示自己的努力通过其高级官员为战争做准备。

事情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德国总理要求普京在这次演讲中停止引用和赞扬这位德国哲学家，他说道：“康德关于人权和尊严的思想与他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思想是一致的，而普京恰恰相反，他在这里也没有权利引用康德。很明显，启蒙运动和侵略战争是对立的。”

“康德坚决反对通过战争解决国家间争端。我们努力遵守这一学说。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能够而且必须实现康德提出的愿景。” （普京，2005）年）

朔尔茨还提醒观众，普京2005年参观康德陵墓时说过的话，称“普京的言论与他的政策的现实之间的差异再矛盾不过了”。

这场德俄关于康德的争论可能引起观察家的不同意见，但还有很多例子清楚地表明德国的政治话语强度与日俱增，其水平的增减主要取决于俄乌战争的进程，朔尔茨在战争爆发三天后发表了所谓的“历史性转型演讲”。

朔尔茨在演讲中宣布以天文数字（1000亿欧元）加强本国的国防能力，并且拥有巨大国内生产总值的德国将以投资的形式履行所谓的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占国民生产总值2%的投资。所有这一切之后，过去两个世纪德国国家行政文化中“存在和缺席”一词的回归，取决于德国周边安全局势的严重程度。“军事化”一词已经开始渗透到政治话语中，并反映在公众舆论、媒体语气中，尤其是军火工业和军队状况中。

 新的方向

这些历史性变革的核心是社会民主党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去年年底宣布的新方向，随后在四月份进行了作为“历史性变革话语”核心的激进改革。

“随着普京对乌克兰发动残酷攻击，战争又回到了欧洲。因为这个（残酷袭击），威胁的危险性就改变了。德国作为中欧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理应成为欧洲共同威慑和国防力量的中坚力量。因此，十多年来首创的新防御方法是对这一现实的正确答案。”

“我们必须做好战争准备。我们必须武装起来，军队和社会必须为此做好准备。”（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2024年4月4日）

国防部长用一个新术语概括了这些改革和方向，引发了舆论的广泛辩论和恐惧，并将“政治话语的军事化”提升到了一个高级水平，那就是德国必须“做好战争准备”（Kriegstüchtig） 。皮斯托里乌斯使用了一个古老的德语单词，由“Krieg”（意思是战争）和“Tüchtig”组成，根据《杜登词典》（被认为是德语最重要的参考文献之一）的说法，“Tüchtig”不仅仅意味着“准备”，而是“通过能力和勤奋做好准备”。德语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与此同时，国防部长罕见地使用“Kriegstauglich”（具备参战资格）一词。

皮斯托里乌斯在向舆论提出新防务方向的文件中六次重复“通过能力和勤奋做好战争准备”一词。通过解读这些方向，观察家注意到，德国政府的语气明显增强，在提出这些指示时，德国政府通过国防部长表示，“俄罗斯联邦制对欧洲地区的安全与和平构成了最大的永久威胁”。

话语军事化

但我们如何理解德国国防部长提出的“备战”或做好准备呢？

德国观察家对这个术语存在不同意见。正如莱布尼茨联合会法兰克福和平研究所（PRIF）高级研究员马蒂亚斯·登宾斯基（Matthias Dembinski）所说，有些人认为没有必要用“黄金尺度”来衡量，但记者兼作家弗洛里安·沃维格（Florian Warwig）指出，国防部长使用了一个在过去几十年里从德国舆论词典中消失、最后一次使用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后几年的术语，这是“令人担忧的”和“敏感的”，这表明德国正在为可能的战争。

沃维格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从言辞上看，德国无论是政府还是媒体都拥有大规模武装”，并强调国防部长使用了引起公众关注并在战争时期在德国使用的描述，并且“战争准备”（Kriegstüchtig）一词“是一个敏感词，曾在二战最后几年影响德国舆论，随后消失。不经批判性讨论就重新使用这个术语令人担忧，如果两年前使用它，就会发生丑闻。这是因为德国对二战负有责任，但最重要的是，国防部长表示，德国必须做好战争准备（Kriegstüchtig）或通过能力、勤奋做好战争准备（Kriegstauglich），而不是准备自卫，后者是所有国家的权利，备战的要求，这里指的是针对俄罗斯的战争，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而德国在二战期间造成2000万俄罗斯人死亡的责任，需要德国回归自我并认真思考这件事。”

乌克兰之后

登宾斯基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了解这个术语的背景对于解释它很重要，并称使用这个术语之际，德国正在放弃几十年来的拆除武器政策，并坚信自己是一支纯粹的和平力量，以至于军队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直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开始。他补充道，这场战争对政府、社会和整个政治阶层来说是一次“文化断裂”和“巨大冲击”，并指出德国“亲眼目睹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何公然违反国际法，这实际上摧毁了德国与普京之间仅存的信任，而普京在战前可能曾经想过、曾经想过、或者将会考虑超越乌克兰。俄罗斯再次不仅对全球规范秩序构成威胁，而且直接对欧洲安全构成威胁”。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国防部长希望通过新指令将德国转变为“欧洲安全的支柱”和“欧洲共同防御能力的长期可靠先锋。我们的公民，以及我们在欧洲、北美和世界各地的盟友，都期望我们承担这些责任”，这位部长表示，这与德国的人口和经济实力成正比。

德国力图让军队“更精锐、更快”，这需要统一领导，为恢复义务兵役制和军队改组制定必要的计划，在空、陆、海三种武器的基础上，将增加第四个部门，即网络防御部门。

皮斯托里乌斯为这些雄心勃勃的变化辩护说，“欧洲的安全局势已经恶化，这要求每个人都明白，我们将保卫自己和我们的盟友，并应对这种恶化带来的挑战，这就要求我们改革军队，完善装备，做好防御准备。让每个人都清楚，我们正在保卫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盟友，并且不会允许任何人想到攻击我们。”

强制征兵制

恢复强制征兵制的计划（德国于2011年废除了强制征兵制）是最具争议的改革之一，因为目前陆军有181000名士兵，距离到2031年将这一数字增加到203000名士兵的计划还很遥远。

低投票率和军队在公众舆论中的不良声誉导致其将征兵年龄从18岁降低至17岁，使德国成为少数几个这么早就入伍的国家之一。

根据德国国防部的数据，2023年，有1996名17岁的男女未成年人入伍，最近促使数千名公民、组织、教会、工会、名人，甚至议会（联邦议院）代表向国防部发出公开信敦促其将入伍年龄提高至18岁。

“拒绝18岁以下征兵”倡议以侵犯儿童和未成年人权利、性侵犯、军队暴力和事故以及德国违反《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为由强化了其要求，并称，德国本身也曾三次（2008年、2014年和2022年）紧急要求将义务兵役年龄提高到18岁。

军火工业部门

与社会民主党关系密切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FES）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不重振军火工业部门，这些新方向和改革就无法通过。过去几十年来，军火工业部门已经失去了60%以上的实力。2022年4月，即德国总理讲话几周后，安全与国防工业联邦协会（BDSV）主席汉斯-克里斯托夫·阿茨博登（Hans-Christoph Atzboden）于向德新社表示，朔尔茨发表“历史性转型演讲”并以巨额资金（1000亿欧元）支持这一演讲后，德国军火工业立即垂涎欲滴，开始“对自己扩大战备能力以满足广泛需求的能力感到兴奋和乐观 ”。

其他公司，尤其是莱茵金属公司，根据其总裁阿明·帕珀格（Armin Papperger）的估计，他们将能够雇用3000名新员工，以满足德国军队的需求。这种乐观情绪还包括轻武器制造商黑克勒和科赫公司（Heckler & Koch）及其同行军用电子制造商亨索尔特公司（Hensoldt）、Telair飞机备件公司等公司。

尽管存在这种乐观情绪，美国武器制造商仍然是这笔巨额资金的最大受益者。去年5月初，德国国防部长鲍里斯·皮斯托里乌斯最近一次访问美国时，宣布从费城波音工厂采购60架新一代运输机CH-47“支奴干”，价值80亿欧元。

这位部长对美国的“购物访问”不仅限于购买该型飞机，还包括他宣布签署380份购买美国武器的合同，价值230亿欧元，即1000亿欧元金额的四分之一。

“大多数战争都是从言语开始的”

因为根据德国圣人沃纳·布劳恩的说法，“大多数战争都是从言语开始的”，也就是说，在第一颗子弹打响之前，自俄罗斯对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大多数德国媒体的报道都表明，这些媒体已经开始敲响战争的战鼓，并采用政府的叙述方式，无论这些媒体是否隶属于自由左派（例如但不限于《明镜周刊》、《南德意志报》）或保守派（《法兰克福汇报》或《世界报》（Die Welt））。

沃维格还批评了德国媒体的表现：“这些有影响力的媒体最重要的区别在于，该媒体在舆论军事化方面走在了德国政府的前面，而不是向乌克兰施压以减少武器供应，并要求外交解决方案胜过战争。媒体的叙述简单明了：必须击败俄罗斯人，否则俄罗斯人就会来找我们，而我们向乌克兰提供的武器越多越好。”

沃维格声称所有德国媒体都在同一立场上：“我认为德国媒体对军事化没有任何限制，也没有对这场战争持批评态度，我不知道有哪个德国主要报纸或电视频道说让我们专注于外交努力而不是专注于战争语言。”

从大多数德国媒体的头条来看，可以说这些媒体的表现就好像他们是这场战争的一方一样。

关于向乌克兰军队提供德国精确导弹（金牛座）的讨论是德国媒体成为这场战争一方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自去年夏天以来，大多数德国报纸和杂志不断批评朔尔茨不愿向乌克兰提供这些射程高达500公里的武器，以至于《世界报》最著名的评论员之一艾伦·波斯纳在一篇评论文章的标题中写道：“为什么朔尔茨要做他的人民拒绝做的事情？”，这是在所有民意调查结果的背景下进行的，自这场辩论开始以来，民意调查结果证实，绝大多数德国公民拒绝向乌克兰提供这些导弹，乌克兰军队可以用这些导弹瞄准莫斯科。

《世界报》：“如果有出口意愿，就会有解决方案。”

或者“为什么奥拉夫·朔尔茨要做他的人民拒绝做的事情？”

《焦点周刊》（Focus）：“总理如何在‘金牛座’导弹问题上两次愚弄我们。”

《墨丘利报》（Merkur）：“关于金牛座的讨论，朔尔茨拒绝向乌克兰提供这些导弹遭到了严厉的批评。”

但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好舆论准备不仅包括媒体语气的“军事化”，还包括德语的引用。自1971年以来，德语基金会（GfdS）一直在评选年度词汇，根据该基金会的描述，该词汇是“影响德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词汇或术语”。该机构在2022年选择德国总理的“历史转型”一词作为年度词汇、“战争与和平”一词位居第二之后，又选择了“危机模式”一词作为2023年的年度词汇。

通过研究战争与和平决策的大部分决定因素，特别是政治言论、媒体基调、军队能力和军火工业，可以说，过去几周为了起草这份报告而征求了意见的大多数专家和记者同事都同意，德国有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好准备的意图和愿望，但他们在工具和能力方面有所不同：德国是否已经具备必要的工具和能力？具体来说是军队、武器和金钱？或者德国能在未来几年内提供它吗？这是唯一的不同点。

但观察家们还同意其他一点，即德国在过去七十年中能够有效地为实现北约在其成立阶段设定的两个目标做出贡献，并有意或无意地阻碍第三个目标。1949年4月4日在华盛顿举行的成立仪式上，当他们向北约首任秘书长黑斯廷斯·伊斯梅勋爵询问新防务联盟的目标时，他说：“北约必须阻止美国人留在欧洲、阻止苏联进入欧洲、压制德国。近7年过去了，第三个目标仍未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