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对加沙战争中的德国印迹

1957年的深冬，也就是12月27日，以色列国防部的一名雇员西蒙·佩雷斯（Shimon Peres）在巴黎登上汽车，前往德国南部的慕尼黑。就在到达目的地前不久，他在巴伐利亚的冰雪覆盖的山脉中迷了路。由于他没有使用地图，他不得不停在一位农民旁边，询问去村庄的路。佩雷斯降下车窗，用蹩脚的英语偷偷地向农夫询问去罗特阿姆因的路，农夫让他大吃一惊。农夫让他大吃一惊：“哦，看起来你正在去见国防部长施特劳斯的路上。”

是的。西蒙·佩雷斯的秘密被这个朴实的德国农民揭开了，当时他已经在去见当时的德国国防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他在1989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讲述了他与两任以色列总理西蒙·佩雷斯相识的部分故事。

施特劳斯在他的回忆录中说：他“绕道”收到了一条消息，要求他接待由时任参谋长、“西奈战役英雄”摩西·达扬率领的以色列代表团，根据施特劳斯的描述，“我立即同意了”。

正如施特劳斯所写，由于会议保密原因，摩西·达扬没有出席，除代表团团长外，由“西奈战役”装甲部队队长海姆·拉斯科夫将军和另一名高级军官西蒙·佩雷斯接替他的职务。

根据施特劳斯对这次会议的描述，这次会议是在私人气氛中进行的。德国国防部长补充道，磋商持续了五个小时，是在“我的私人住宅”进行的，而不是在德国当时的首都波恩。“当谈话时间变长时，我妻子准备了晚餐，我们坐在一起聊到半夜。外面只是冬天，佩雷斯和我毫无困难地开始了坦诚而人性化的对话。从一开始，我们就建立了信任的基础，这种信任的基础已经证明了其能够承受数十年的能力，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以色列人很好地区分空洞的友谊和大胆的行动。”

施特劳斯和他的客人知道满足以色列的要求需要做出大胆的决定。清单很长：运输机、直升机、火炮和反坦克导弹。此外，德军正处于建设阶段，武器库存不多，“但是，“施特劳斯说）我倾听了佩雷斯及其代表团的请求，我准备与他们分享一些内容，因为我看到了一项义务，即有必要向正在经历困难时期的受威胁的以色列提供援助”。

因为按照德国人的俗话说，当时向以色列提供武器“不是一条单行道”，并且违反了所有德国国家预算法，而且由于两国没有外交关系，施特劳斯说他想“保护自己”。因此，他向当时的联邦总理康拉德·阿登纳通报了这次会议和以色列的要求，“阿登纳立即同意，我们开始清空德军的武器库并向警方宣布它们被偷了。至于飞机、直升机和重型设备，则是在将德国联邦标志和铭牌移至法国后，再从马赛运至以色列港口”。

这些武器对以方的价格是无形的，并包含在德国根据《卢森堡协定》（1952年）承诺向以色列支付的赔偿金中，其中德国承诺对犹太幸存者进行赔偿的政策。大屠杀罪行（Wiedergutmachungspolitik）以及以色列国作为继承犹太受害者权利的国家。施特劳斯在此记载，本次会议商定的武器总价值达3亿西德马克，所有这一切都是免费、完全保密的，连续七年进行，直到 1964 年，施特劳斯和佩雷斯的秘密在一笔装甲车交易的背景下被揭露。当时，路德维希·艾哈德是德国总理。

施特劳斯在以色列部分总结道，这种与以色列的军事合作“在我离开国防部后几乎结束，这也是由于1961年担任外交部长的格哈德·施罗德对我的攻击。施罗德认为与以色列的军事合作有害于与阿拉伯人的关系。”

但揭露这些秘密交易的功劳要归功于两份新闻稿，第一份由德国报纸《法兰克福评论报》于1964年10月26日发布，第二份由美国报纸《纽约时报》于同年10月31日发布。这两起爆料被埃及报纸转载并曝光，造成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关系混乱，埃及于11月9日向德国联邦政府发出紧急请求澄清此事。

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总统邀请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访问开罗，并威胁阿拉伯国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叙利亚）与东德建立外交关系，并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德国议会讨论了诉诸“哈尔斯坦主义”的可能性，该主义规定立即断绝与任何承认东德的国家的关系，在这一场达到顶峰的外交争端结束时，并且经历这一切之后，德国实际上陷入了1949年5月建国以来的首次外交危机。最终波恩政府决定不向中东任何交战国家出口武器。

诚然，这一决定导致了双方之间所有秘密军火交易的停止，德国因部分军火合同未履行而向以色列支付了价值1.4亿西德马克的赔偿，但时任德国总理路德维希·艾哈德澄清了这一疑虑，单方面作出决定，于1965年5月12日与以色列建交。

两党的这次军事合作在施特劳斯和佩雷斯协定签订以及两党建交后历经了七年的时间，经历了几个主要阶段，一直处于潮起潮落的状态，直到2003年开始，德国在向以色列供应武器方面达到了顶峰，使德国在美国之后位居第二，甚至在某些年份排名第一。

尽管加沙战争爆发，但仍增加了10倍

Forensis研究基金会是记录过去二十年德国向以色列武器出口情况的非营利和非政府机构之一。据该基金会最新研究报告的主管迪米特拉·安德烈佐（Dimitra Andrezzo）告诉半岛电视台，从2003年开始，柏林政府向以色列发放了4427份武器出口许可证，价值33亿欧元（35亿美元），并且仅拒绝批准56个许可证，这意味着以色列申请的批准率达到了99.75%，而这一切尽管以色列是一个占领国，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对加沙地带发动了毁灭性的战争。

关于去年德国经济部向以色列出口武器的许可证，联邦议会（Bundestag）、Forensis基金会和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SIPRI）的报告显示，这些许可证在2023年出现了创纪录的增长。

据Forensis研究主管称，仅在上述一年，德国经济部发放了 308 份许可证，向以色列运送武器，价值超过 3.26 亿欧元（3.48 亿美元），比 2022 年增加了 10 倍。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88%的武器是在去年下半年获得批准的，特别是在10月7日之后。据德国第一频道ARD报道，10月7日至11月2日期间，也就是短短26天内，德国政府发放了185份向以色列运送新武器的许可证。

如果排除过去二十年来向以色列交付大型军舰、潜艇和船只的许可证，可以说，2023年是德国向以色列交付二十年来最大数量的军事装备的一年。

根据德国议会今年4月发布的第WD 5-3000-004/24号报告和Forensis的研究，去年的武器交易包括向以色列交付各种武器，分布如下：履带式和轮式车辆（65份许可证）、军事技术（57份许可证）、军用电子设备（29份许可证）、炸弹和鱼雷（反舰导弹）、导弹、射弹和各种爆炸物（17项许可证）以及用于大口径武器和手持武器的少量弹药和爆炸物。

“斗牛士”从德国DND到以色列

关于所谓的“军事武器分部”，正如研究中所述，德国于同年向以色列提供了价值2000万欧元的武器，具体形式如下：3000件便携式反装甲武器（RW 90或“斗牛士”发射器）和500000件机枪弹药、手枪和其他手持武器。

以色列从德国获得的最重要的轻武器之一是当年最轻的射弹“斗牛士”或“RGW 90”，由德国武器制造DND公司（Dynamit Nobel Defense）生产，自20世纪中期以来，该公司由以色列政府公司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Rafael Advanced Defense Systems Ltd）全资拥有。

欧洲宪法与人权中心（ECCHR）国际法部副主任亚历山大·施瓦茨（Alexander Schwarz）表示，德国同行DND收购以色列拉斐尔公司并没有免除德国政府向以色列军队提供“斗牛士”发射器的责任。2017年4月11日，该组织与巴勒斯坦人权中心（PCHR）、加沙Al Mezan人权中心和巴勒斯坦Al-Haq组织合作，提交了在德国针对柏林政府提出的三项司法申诉之一。

施瓦茨告诉半岛电视台，这些武器的出口和转让的决定权纯粹是德国的决定，并受所谓的“军事武器出口法”的约束。他还指出，他和该中心的同事认为，负责发放武器出口许可证的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所属的德国小型安全委员会没有认真审查发放出口许可证的标准。

他补充道，如果有关部长（经济部长）仔细研究了武器出口法，他就会在十月中旬、最晚在去年十月底就知道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因此他不会做出颁发必要许可证的决定。

当被问及德国政府在发放这些许可证时是否天真或愿意冒险时，施瓦茨表示，作为一名法律专业人士，他只知道德国已经许可一种武器用于军事行动，违反了国际人道主义法。

“斗牛士”发射器的用途不仅限于对抗装甲，由于其能够穿透100厘米的钢筋混凝土，它还可以用作路障后面、房屋和摧毁基础设施的杀伤性武器，该公司本身将“斗牛士”发射器定义为“旨在对抗装甲车和车辆并摧毁基础设施和个人”。

根据Forensis基金会的研究结果，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的战争中使用了斗牛士发射器，特别是在汗尤尼斯。研究主管迪米特拉·安德烈佐证实了这一点，他表示，研究使用的数据证实，德国去年交付了3000件“斗牛士”反坦克武器，证实这些发射器曾用于瞄准汗尤尼斯的巴勒斯坦房屋。

梅卡瓦发动机

德国在加沙战争中使用的武器不仅限于斗牛士发射器，还包括无人机和梅卡瓦4型坦克的柴油发动机。

在这里，Forensis基金会研究主管证实，德国同意以色列使用柏林政府从以色列政府租用的五架“苍鹭”（Heron）TP无人机中的两架。

德国政府则在一份声明中对此发表评论称，德国国防部已收到以色列政府允许其使用“苍鹭”TP无人机的请求，柏林国防部同意了这一请求。

安德烈佐表示，以色列使用这些无人机不仅可以识别加沙的目标，还可以瞄准平民和基础设施。

关于向以色列提供梅卡瓦4型坦克柴油发动机一事，安德烈佐表示，这款坦克是以色列军队的主力装甲战车之一，并补充说，柏林不仅为以色列提供了这些坦克的发动机，还为称为装甲运兵车的装甲军用运输车以及埃坦（Eitan）装甲运兵车等步兵战车提供了发动机。

该研究还补充说，在最近的战争中，萨尔6型军舰被用于从海上进行射击行动，这表明这些舰艇在加沙地带正在经历重大人道主义危机之际参与了从海上围攻加沙地带。

Forensis基金会的研究文件与和平研究所的报告类似，后者也证实，2023年德国向以色列提供了47%的武器进口，而美国位居第一，占53% 。

萨尔军舰

据该研究所称，去年，以色列从德国获得了以下武器：两艘萨尔6型护卫舰、用于艾坦装甲战车和IFV的V6柴油发动机、用于梅卡瓦4型坦克的50台柴油发动机、10枚SeaHake鱼雷和水下使用的鱼雷。

区分武器的创新

当有人指责德国政府在加沙持续战争期间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时，德国官员毫不犹豫地制定了区分防御性武器和进攻性武器的术语，并将10月7日之后以色列获得的大部分德国武器归入“其他武器装备”类别。

德国官员不仅在所有新闻发布会上重复使用这个术语，而且在尼加拉瓜向国际法院提起的案件中，德国辩护团队也使用了这个术语。众所周知，德国议会最了解德国外交和国防政策的人士，即BSW党议员塞维姆·达格德伦曾透露，防御性武器和进攻性武器之间的区别“简直就是一项创新，因为德国武器出口法并不区分防御性武器和进攻性武器”。

半岛电视台获得的关于证实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战争中使用萨尔6型军舰和“斗牛士”导弹的证据不仅限于法医研究机构或西伯利亚研究所，还包括议员达格德伦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确认德国向以色列海军出口武器的“重要性”，并证实以色列在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持续的战争中使用了萨尔6型舰艇和“斗牛士”导弹。

达格德伦表示，10月7日之后，以色列从德国获得的3000枚炮弹仅被正式视为防御性武器，并非用于对抗非哈马斯运动拥有的装甲，而是用于“在城市地区进行战争”，这一点已得到德国第一半官方频道ARD播出的调查节目《Panorama》的报道的证实。

这位议员指责德国政府无视以色列国际法院1月26日的命令，采取临时措施防止加沙发生种族灭绝并直接煽动种族灭绝，称德国“近年来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位，占以色列从国外获得的武器总量的47%”，并且德国对以色列的武器出口“在10月7日之后的头几周内比2022年同期增长了十倍”，尽管国际法院提出了要求，而且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战争造成了灾难性的人道主义局势，但这一切仍然发生。

核弹头

德国向以色列提供武器的慷慨不仅限于向被指控犯有种族灭绝罪的国家提供武器的决定，也不限于国防部长冒着清空德国军队武器库并将其运送到以色列的风险，作为几十年前签署的秘密协议的一部分。相反，它还保证了大型军事装备的供应和融资，其中最重要的是能够携带核弹头的潜艇。

默克尔：以色列的安全是德国的国家利益

2012年6月4日，德国前政府发言人斯特芬·塞伯特被问及德国政府向以色列供应潜艇的协议是否符合柏林政府2000年制定的向国外出口武器的基本原则。

塞伯特于2022年被任命为德国驻以色列大使，他对这些明确的原则只字未提，当时的社会民主党人格哈德·施罗德（1998年至2005年德国总理）政府用8页的篇幅总结了这些原则，而是立即观看了施罗德的保守派继任者安格拉·默克尔（2005年至2021年德国总理）2007年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演讲，她在演讲中使用了一个新术语，将德国与以色列的关系推向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阶段，这一关系于1965年5月正式建立，即施特劳斯和佩雷斯秘密武器交易8年后。

默克尔当时表示：

“每一位前任德国总理都致力于德国对以色列的存在负有历史责任。我也明确承认这一特殊的历史责任。它（历史责任）使以色列的安全成为我国国家利益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对于我作为德国总理来说，以色列的安全是绝对没有谈判余地的。”

默克尔在2008年议会演讲中重复了“国家利益”一词（德语为“Staatsräson”），这位保守派总理在发展德国与以色列的关系方面比任何其他德国总理都走得更远。

现任联邦总理、社会民主党人奥拉夫·朔尔茨仍然忠于这一政策，他是10月7日之后第一位对以色列进行声援访问的外国总理，并再次毫无保留地将以色列的安全与“德国的国家利益”联系起来。

确实，这个术语仍然是一个政治声明，没有受到任何法律框架的约束，因此从法律角度来看它没有任何意义，但它体现了数十年的特殊关系，如果没有慷慨的军事支持，特别是在海军武器，特别是舰艇和潜艇领域，这种关系仍然毫无意义，因为德国被认为是海上军事工业领域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在军舰领域，以色列直接依赖于两家在海军军事装备制造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德国公司的长期经验。

在这里，我们谈论的是护卫舰或萨尔6型，一共四艘舰艇，由德国潜艇和军舰制造商蒂森克虏伯公司设计，由位于德国北部城市基尔的同胞德国基尔海军基地制造。

据蒂森克虏伯公司称，以色列获得的四艘船如下：

• “六芒星”号（INS Magen），2020年11月11日。
• “同胞”号（INS Oz），2021年5月。
• “独立”号（INS Independence），2023年4月
• “胜利”号（INS Victory）于2023年12月，即以色列开始侵略加沙地带两个月后。

随着12月最后一艘舰艇抵达并投入服役，以色列用四艘萨尔6型舰取代以色列从美国采购的萨尔5型舰的计划已经完成。

这四艘船的造价达4.3亿欧元（4.61亿美元），其中德国政府承担了略低于三分之一的费用，并且这些成本不包括这些船只携带的武器和传感器，以色列政府坚称这些武器和传感器应该是自制的。

根据设计公司的数据，这些舰艇的航速为30节（56公里/小时），长92米，宽13米，配备隐身技术。

但历届德国政府都愿意参与为以色列提供军火交易的融资，而且正如该公司自己所描述的那样，德国海军武器的高质量促使以色列授予这家德国公司“荣誉”，为以色列海军提供能够携带核弹头的舰艇和潜艇。

2022年1月20日，蒂森克虏伯公司与以色列国防部签署框架协议，采购3艘达喀尔级潜艇。

有了这项协议，德国在向以色列供应潜艇的所有交易中都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是三艘新潜艇——达喀尔级——第一艘计划在9年后，即2030年接收，还是其他6艘海豚级潜艇——其中五枚能够携带核弹头，这些导弹是1992年至2021年间在蒂森克虏伯公司设计和制造的，计划于2027年开始服役，并将逐渐退役，并由新的达喀尔级潜艇取代。

该制造商当时对协议的签署发表评论说：“作为蒂森克虏伯海洋系统公司（Tosun Group Marine Systems），我们很荣幸和自豪地继续与以色列国防部和以色列海军进行长达数十年的长期合作。”它补充道，“该协议体现了蒂森克虏伯海洋系统公司对确保以色列长期安全的坚定承诺”。

该公司称，达喀尔级潜艇将采用全新设计，并将专门制造以满足以色列海军的作战需求。

值得注意的是，新潜艇的命名为“达喀尔”是为了纪念1968年神秘沉没的以色列潜艇“阿什·达喀尔”。

合同

对德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军火交易感兴趣的几方证实，除非德国政府准备好解决昂贵的融资问题，否则后者不准备签署昂贵的武器交易（在本例中是潜艇）。

其中包括德国跨大西洋安全事务中心（BITS），该中心确认“海豚级潜艇项目”是德国和以色列之间军火交易的典型例子，并明确指出，任何向以色列供应武器的协议“都不会达成，除非出口方——在这种情况下是德国，在某些情况下是美国——准备支付这种武器的价格”。这意味着以色列几乎免费获得这些复杂的武器。研究证实，德国纳税人承担了六艘潜艇约85%的成本。

八十年代中期，以色列海军决定请求五艘柴油动力潜艇取代GAL潜艇，并向德国北部吕贝克市的德国IKL公司提出了这一请求，但由于缺乏资金，且以色列未能从美国融资计划（外国军事援助计划）获得资金，该项目被推迟。由于美国规定提供6亿美元将这些潜艇的制造投标授予美国莱顿英格尔斯公司，德国政府随后保留了这个项目，并表示愿意支付8.8亿西德马克，以资助制造所需的5艘潜艇。

1991年，德国总理赫尔穆特·科尔同意支持以色列价值12亿西方马克的军火交易，因此当年6月签署了必要的协议，以完成制造五艘潜艇中的两艘的交易，这是潜艇的总数需要潜艇。

1992年，开始谈判建造第三艘潜艇，这一次，以色列也没有同意建造这艘潜艇的要求，直到1994年德国准备支付2.2亿西德马克，以支付1995年2月9日签署的所需协议。

根据这些协议，德国向以色列交付了三艘潜艇：1999年7月的海豚级、1999年11月的“利维坦”号和2000年10月的“塔科马”号。

2005年社会民主党人格哈德·施罗德卸任前，他批准了两艘新潜艇的出口。2012年3月，默克尔政府与以色列签署了出口第六艘潜艇的合同，从而完成了德国向以色列提供六艘潜艇的系列，其中五艘能够携带核弹头。

德国议员达格德伦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为这些潜艇配备核弹头的可能性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德国政府被要求停止向以色列出口武器并努力防止局势升级，而不是用税款向战区出口武器。

朔尔茨相信以色列

德国议会议员塞维姆·达格德恩表示，这种慷慨的军事支持已经持续了几十年，通常与德国对本雅明·内塔尼亚胡领导的“部分极右”政府的政治支持同时发生，截至本报告撰写之时，加沙的一场残酷战争已造成34000人死亡，其中包括14000名儿童，另有70000人受伤。

10月7日之后，奥拉夫·朔尔茨政府及其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由党三个政党完全采纳了以色列军队和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政府的叙述，这是朔尔茨在10月26日，即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猛烈空袭两周半后所表达的，他“不怀疑”以色列军队对战争的国际和人道主义标准的承诺。

朔尔茨反复重申，以色列是“一个遵循人道主义标准的民主国家，因此，我们可以确信以色列军队的所作所为都遵守国际法”，并补充说他对此“毫无疑问”。

达格德伦议员指责朔尔茨政府“虚伪”和“双重标准”，并不满足于“对以色列军队的罪行保持沉默”，而是“继续向这支军队提供军事支持”。

这位官员认为，德国和美国向以色列提供的“无保留的军事支持”是加沙“种族灭绝的绝对许可（绿灯）”，并表示，“双重标准阻碍了外交解决方案，并导致冲突升级。”

这种政治支持也被德国政府转化为在国际法院上对以色列的声援，德国政府宣布打算作为第三方对南非指控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犯下种族灭绝罪进行干预，但这种支持却给德国带来了意料之中的意外，当时尼加拉瓜在同一法院对柏林政府提起诉讼，指控其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尽管以色列军队在加沙地带发动了毁灭性的战争。

在德国司法部门面前

但德国政府的起诉并不仅限于诉诸国际法庭。 在德国本土，迄今为止已提起三起诉讼，其中之一是欧洲宪法与人权中心（ECCHR）发起的。

该诉讼于2024年4月11日登记，指出该中心“将就德国政府向以色列出口用于加沙地带的武器提起诉讼”，并将与巴勒斯坦人权中心、加沙Al-Mezan人权中心和巴勒斯坦Al-Haq组织合作，向柏林行政法院提起诉讼。

据负责此案的律师亚历山大·施瓦茨称，诉诸司法部门的目的是迫使柏林政府“立即停止向以色列进口武器的所有许可证，特别是弹丸”，据Forensis基金会对汗尤尼斯的研究，所指的是所使用的“斗牛士”弹丸。

施瓦茨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证实，该诉讼源于“有迹象表明以色列对加沙的巴勒斯坦公民犯下了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并补充道，德国政府“向以色列出口武器违反了国际法协定、《种族灭绝公约》、国际法及其已批准的《日内瓦公约》”。

根据施瓦茨的说法，该中心拥有在加沙使用德国武器的“有力物证”，并且“了解 10 月 7 日之后向以色列运送德国武器，特别是德国制造的斗牛士弹丸”，并补充说，“弹丸的名称和定义表明它是一种防御武器，但它用于城市地区的军事行动，特别是针对房屋、汽车和墙壁，这意味着这些弹丸的作用不仅限于对抗装甲。”

施瓦茨对法院审理此案的成功表示乐观，他提到了德国有关战斗武器出口管制的法律，他表示：“该法第六条第三款规定，如果出口作战武器许可证导致德国违反其已批准的国际协定，则禁止颁发这些许可证。”

在这起诉讼中，该中心代表来自加沙地带的五个家庭，其中一个是阿卜杜勒·拉赫曼·朱马家族，2024年2月20日，他在一次针对妻子位于拉法的家的爆炸中丧生，妻子是巴勒斯坦人权中心的律师努尔·阿布·努尔和他们的小女儿肯齐。

据巴勒斯坦人权中心称，爆炸袭击加沙伊斯兰大学护理学院院长纳赛尔·阿布·努尔博士的房屋，导致房子的主人、他的妻子、他们的儿子和四个女儿的殉难，其中之一是律师努尔、阿卜杜勒·拉赫曼·朱马的妻子和婴儿肯齐。

施瓦茨律师在总结《德国基本法》（宪法）第2条时表示：“阿卜杜勒·拉赫曼·朱马享有生命权，这项权利是基于我们反对德国政府遵守《德国基本法》的呼吁。这意味着我们说，我们的宪法第2条保障了生命权，当德国国家被要求提供保护时，德国被要求在其行政行为（Exekutiv）对人的生命构成威胁的每一个地方提供保护。”

“这里我指的不仅仅是德国人的生命，而是德国境内每一个因德国政府的行政行为而受到伤害的人的生命，有一些东西已经发展起来，现在被所有法院和司法界接受和尊重：如果柏林做出的政治决定对德国以外的地区产生影响，这意味着德国需要为这些地区的人民提供保护，在这种情况下，阿卜杜勒·拉赫曼·朱马也受到德国基本法的保护，因为加沙使用了德国武器。”

“从司法的角度来看，这很重要，但也很重要，因为它在涉及生命、死亡和生存能力等基本问题时，赋予德国宪法很大的行动余地。这使得阿卜杜勒·拉赫曼·朱马先生和我们的其他四位客户有权诉诸德国司法部门，这就是我们作为正义捍卫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