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真主党新任秘书长纳伊姆·卡西姆的思想?
一般来说,领导人在冲突和战争中遇害并不奇怪也并不少见,更不用说这些战争是在占领方和抵抗占领的武装团体之间进行的。
与以色列冲突相关的历史也并不例外:这是一部充满了各个抵抗派别付出的沉重代价的历史——从埃兹丁·卡萨姆到哈马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创始人艾哈迈德·亚辛、杰哈德(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运动)创始人法塔希·沙卡奇、法塔赫运动的二号人物哈利勒·瓦齐尔(又名“阿布·杰哈德)、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秘书长阿布·阿里·穆斯塔法,再到近期发生的针对哈马斯领导人的暗杀事件,包括萨利赫·阿鲁里在黎巴嫩遭到的暗杀,以及该组织前政治局局长伊斯梅尔·哈尼亚在德黑兰遭到的暗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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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黎巴嫩层面上,发生在2024年9月的暗杀事件,则在多个层面上都对真主党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以色列不仅杀死了真主党的秘书长哈桑·纳斯鲁拉,而且还在几天后杀死了该组织的二号人物哈希姆·萨菲丁,甚至几乎清算了该组织的前两层人物,从而使纳伊姆·卡西姆成为该组织骨干力量中唯一仅存的知名人物,并在今年10月底当选为该党的新任秘书长。
纳伊姆·卡西姆是什么人?
纳伊姆·卡西姆1953年出生于贝鲁特,比哈桑·纳斯鲁拉大7岁。他在黎巴嫩大学学习以法语教授的化学,而这也让他掌握了讲法语的技能,并在中学担任化学老师直至1977年获得硕士学位。此后,他开始活动在学生工作领域。相比之下,哈桑·纳斯鲁拉最初从事的是军事工作——当时正值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期间。
在宗教领域内,卡西姆师从多位什叶派教义学者,其中最著名的是黎巴嫩权威学者穆罕默德·侯赛因·法德拉拉。此外,当他在库姆和纳杰夫的宗教神学院完成学习后,他便来到黎巴嫩并加入了穆萨·萨德尔,而萨德尔于1969年成立了什叶派最高委员会,此后还发起了“被剥夺者”运动。
1975年,“被剥夺者”运动的军事部门正式宣告成立,名为“黎巴嫩抵抗团”,即“阿迈勒”运动。纳伊姆·卡西姆在文化和指导领域内担任领导职务,直到成为“阿迈勒”运动的教义和文化官员。
随着穆萨·萨德尔在1978年访问利比亚期间神秘失踪,以及次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阿迈勒”运动内部开始出现不同派别之间的分化。黎巴嫩的一群什叶派伊斯兰主义者组织了示威活动,以支持什叶派力量。他们开始与当时的伊朗革命领袖及指导者阿亚图拉霍梅尼进行沟通,这也是黎巴嫩什叶派进行的第一次尝试。而当时的黎巴嫩什叶派还习惯于模仿纳杰夫(伊拉克)的宗教权威,尤其是阿亚图拉阿布·卡西姆·霍伊,以及更小范围内的穆罕默德·巴吉尔·萨德尔。
纳伊姆·卡西姆表示,纳杰夫宗教权威与库姆神学院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其中,纳杰夫宗教权威注重文化和知识层面,而库姆神学院则更注重政治和建立当代什叶派伊斯兰国家。
鉴于这些事态发展以及以色列随后在1982年对黎巴嫩发动的入侵,包括纳伊姆·卡西姆在内的一批“阿迈勒”运动成员分离出来,并在伊朗的支持下与“支持革命委员会”的成员一同在1982年秘密建立了“真主党”,该组织采用了一种相信法学家监护权的意识形态,并以抵抗以色列的占领为目标。
与此同时,伊朗则派遣其革命卫队成员前往黎巴嫩,为真主党成员建造训练和康复营,在最初,该组织秘密运作了3年时间,然后于1985年通过其当时的官方发言人易卜拉欣·阿明宣读一封“公开信”,明确提出其意识形态、思想和政治愿景及目标,从而公开宣告其存在。
纳伊姆·卡西姆在为真主党效力期间,曾连续三届担任该党协商委员会委员——该委员会由担任部门领导人或以上职务的成员选举产生,任期一年,这就意味着纳伊姆·卡西姆是真主党成立时期的9名高级领导人物之一。
由于在真主党参与黎巴嫩议会生活的问题上出现争议,该组织的第一任秘书长苏比·图法伊利下台,当阿巴斯·穆萨维于1991年接任秘书长职务后,真主党协商委员会的成员人数被减少至7人,成员任期被增加至两年,并且设立了副秘书长一职,而这一职位首次由纳伊姆·卡西姆担任,并且在穆萨维及其继任者哈桑·纳斯鲁拉的在位期间一直留任。在纳斯鲁拉领导时代出现的变化是,协商委员会的成员任期变成了3年,此外,真主党的组织架构也逐步稳定在5个委员会上:政治委员会、圣战委员会、行政委员会、议会委员会和司法委员会。其中每个委员会均由协调委员会的一名成员领导。
在纳伊姆·卡西姆的组织生涯中,他曾担任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并且在一段时间内领导该委员会。该委员会负责真主党内的活动和程序性工作,并负责文化、社会、教育、工会和自由职业领域内的单位,还负责管理该组织在地区的官员。鉴于纳伊姆·卡西姆在文化、思想问题及公共工作方面的经验,以及他在军事和安全工作方面的有限参与,在担任真主党副秘书长期间,他被“政府工作”管理局委以许多政治层面的问题,包括跟进该组织在黎巴嫩议会内的代表工作、监督该组织的部长在历届政府内的表现,以及监督该组织负责管理黎巴嫩各地选举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
此外,纳伊朗·卡西姆被称为“真主党最杰出的理论家”,因为他出版了近26本关于各类问题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当属《真主党:方针、经验与未来》,他在书中详细介绍了真主党的历史,尤其是该组织自1982年成立以来的前30年内的情况,并且介绍了该组织与黎巴嫩国家及其机构关系中出现的重要节点,总结了该组织最突出的思想基础、其国际和区域性关系及其在黎巴嫩境内拥有的选项。
特殊情况下的领导责任
现在,纳伊姆·卡西姆在一种特殊的情况下就任真主党秘书长一职,这可能是该组织自成立以来所面临的最为困难的时刻。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袭击从未停止,这场战争旨在摧毁真主党的根基,并使之丧失影响力,同时要求该组织将其武装人员转移至利塔尼河以北,阻止其重新武装并试图解除其重型武器,以使它的作用仅限于政治和社会层面。
在这样的氛围下,纳伊姆·卡西姆本应领导重建真主党领导结构的努力,以渡过战争的浩劫和政治的陷阱,但与此同时,他也面临着许多的挑战,包括以色列曾通过被解职的国防部长加兰特而对他发出的明确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往往会将卡西姆与他的前任哈桑·纳斯鲁拉进行比较,因为后者是真主党历史上最为杰出的魅力领袖之一,也许还是过去三十年内黎巴嫩政坛上的杰出领袖之一,黎巴嫩前部长韦埃姆·瓦哈卜甚至认为,随着纳斯鲁拉的遇刺,黎巴嫩的面积都会缩小,因为他是唯一一个能让黎巴嫩国内外各方都听他的话的领导人,而当其他国家制定有关黎巴嫩的政策时,也都会考虑纳斯鲁拉的存在与影响力。
另一方面,纳伊姆·卡西姆并不像他的前任那样具有同样的风度和魅力。而这对他的领导能力提出了早期挑战。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此前曾从理论上提出过这个问题——他指出,魅力型领导者的领导力依赖于保障其追随者忠诚度的个人品质,但是这类人物的继任者往往具有保守性格,其领导风格也混合着传统权威与惯例。
当韦伯的观点被投射到真主党及其最新领导层时,我们发现,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窗口以预测纳伊姆·卡西姆领导层的情况。哈桑·纳斯鲁拉曾领导真主党与占领作斗争,直至占领军在2000年撤出黎巴嫩南部的安全缓冲区,此外,真主党还经受住了2006年战争期间的对抗,而这场战争摧毁了当时的以色列总理埃胡德·奥尔默特及其国防部长阿米尔·佩雷茨、幕僚长丹·哈鲁茨的政治前途。
然后,他成为了“抵抗轴心”中的“大师”,尤其是在美国于2020年初暗杀伊朗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之后。此外,在叙利亚革命爆发后,真主党干预叙利亚局势,从而开启了该组织历史上最具争议的阶段——该组织对阿萨德政权的支持被视为二者与伊朗结盟的计划的内容之一。
纳斯鲁拉所展现的这种领导风格是其他领导人难以承担的。这就意味着真主党不仅将见证其领导层人员的变化,而且还将见证其风格和方针的变化,我们从纳伊姆·卡西姆本人的讲话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他在纳斯鲁拉遇刺后发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了真主党的制度化以及该党内部的替代选择,更重要的是,他将纳斯鲁拉权力范围内的一些任务委派给其他人,有时甚至是完全不在真主党范围内的人员,例如他在一份官方电视声明中,将内部平衡的管理权交给了黎巴嫩的政治舞台,将与以色列开展间接谈判的权限交给了黎巴嫩众议院议长、阿迈勒运动领导人纳比·贝里。
这就是纳斯鲁拉领导层和卡西姆领导层之间的早期区别,卡西姆领导层表现出了灵活性,并将部分政治决策权委派给以纳比·贝里为代表的更广泛的保护伞,也许是真主党在其领导人先后被暗杀之际所经历的艰难现实迫使它采取了这样的举措。但是卡西姆领导层面临的挑战还不止于此。
与来自军事行动领域的领导人哈桑·纳斯鲁拉不同,消息人士指出,卡西姆在战争事务方面没有太多经验,因为他并不参与该党的实地管理,而且他的角色是充满象征意义的副秘书长,尽管他拥有作为该党创始人之一的历史背景。
这就意味着卡西姆将不得不把更多的任务——特别是黎巴嫩境内外的野战和军事事务——委派给其他的领导人,而这可能会给该党的领导结构——甚至可能给该党与其第一赞助者伊朗之间的关系蒙上长期阴影。
与伊朗之间的关系
与其前任一样,纳伊姆·卡西姆也坚持伊朗法学家监护权。他在《真主党:方针、经验与未来》一书中阐释了对真主党坚持法学家监护的要求,这可以概括为:法学监护者是该党在公共事务上必须服从的领导者,而在纯粹的宗教事务上则服从传统权威,但在他们的意见与法学监护者出现分歧的情况下,则遵循法学监护者的意见。
卡西姆在书中强调,法学监护者的住所或居住地与他的权威和权力无关。基于此,当真主党协调委员会在参加1992年黎巴嫩众议院选举的问题上出现分歧时——禁止参与的人认为黎巴嫩的政治制度不受伊斯兰教法管辖,而要求参与的人则认为通过参与议会生活能为抵抗占领的工作构建政治掩护并保护该党的武器。最终,真主党协商委员会将该问题提交给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尽管该问题涉及黎巴嫩内部事务。根据卡西姆在该书中提到的情况,哈梅内伊最终发布指令允许该党参加议会选举。
对此,卡西姆解释称,真主党的领导层——包括协调委员会——从法学监护者那里获得了合法性,同时被授权管理和监督该党事务的日常细节,而不是单独对可能构成转折点的重大问题做出决定。基于纳伊姆在其著作中提到的文献,在有关战争与和平的决定上,该党并不能在未经咨询伊朗法学监护者的情况下单独采取行动。
这一点对于理解真主党对以色列要求在当前战争中将黎巴嫩前线与加沙前线分开的压力的立场非常重要。这样的决定并不仅仅是由真主党秘书长或其协调委员会决定的,而是还有伊朗最高领袖参与决定,而这也是卡西姆在多次媒体会议上重复过的内容。
尽管纳伊姆在其关于真主党的书籍中提到了这些控制措施,但他认为真主党在哈桑·纳斯鲁拉时代已经在“抵抗轴心”体系内占据了重要地位,以至于伊朗授权其处理一些地区问题和事务,例如协助组织和训练伊拉克民兵,以及管理与胡塞武装组织之间的政治和军事关系。
鉴于该组织遭受的广泛打击以及随之而来的变化,并不排除伊朗会重新评估黎巴嫩真主党执行当前赋予其的地区任务的能力,及其在幕后进一步干预决策进程的可能性,同时注意不要使之损害真主党的形象及其领导层的独立性,特别是在黎巴嫩内政方面。
对与以色列冲突的展望
基于此,纳伊姆·卡西姆领导层在与以色列对抗的战略路线上不太可能与他的前任存在很大的不同,因为卡西姆曾在其著作中将与以色列的战斗称为一场公开的战斗,并且他认为解放黎巴嫩南部只是这场冲突的一个章节,同时还存在其他的章节,例如解放沙巴农场,以及“阻止以色列扩张主义野心”的必要性——他认为,鉴于黎巴嫩军队与以色列占领军之间的不平衡地位,黎巴嫩军队无法推进这一目标。
卡西姆在其理论和著作中还强调,黎巴嫩的地理和政治位置使其处于两个选择之间:要么是叙利亚,要么是以色列,而后者总是援引各种理由对黎巴嫩发动攻击,例如保护以色列北部居民或者打击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干部及派别。
卡西姆将这些借口作为该组织拒绝放弃武器或从黎巴嫩南部撤军的原因。他还指出,抵抗是应对占领的自然反应,由此产生的任何影响都是占领的后果,而不是抵抗的后果,而抵抗占领的代价无论有多大,都将小于向占领投降的代价。
卡西姆承认,真主党的能力比以色列要弱得多,但他强调,可以通过选择适当的方法来纠正这些差异,进而给占领方制造痛苦,特别是影响其安全的后果。这也引发了人们对以色列的未来、其对移民的吸引力及其存活能力的质疑,因为长期累积的抵抗行动会通过不限于一轮或多轮的战争以持续下去。
卡西姆认为,冲突不仅仅取决于物质实力的标准,还会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是有效表现、士气,以及本地、区域和国际条件。不过他承认该组织对黎巴嫩内部政治现实的担忧,以及在与以色列的几轮战斗中调动这些因素的程度及影响的担忧。
卡西姆在讨论胜败因素时指出,“如果我们阿拉伯地区的许多政党、团体和组织只关注局部问题,只为局部问题调动精力,从而错过一些重大问题,并因此失败。”他补充道,“本党成立的基础是将与以色列的战斗作为优先事项,并拒绝任何内部斗争,而无论其理由如何。”
他举例称,该党拒绝回应来自黎巴嫩什叶派社区的压力——该社区要求真主党与阿迈勒运动一起参加1985年针对巴勒斯坦各派系的难民营战争,并且在1987年叙利亚军队在贝鲁特针对法塔哈拉军营的袭击中击毙该党27名成员后,避免在黎巴嫩境内与叙利亚军队发生对抗,此外,它还同意结束它与阿迈勒运动之间持续两年的战斗,并且在黎巴嫩军队驱散从该国南郊发起的、反对奥斯陆协议的示威活动并导致9名示威者死亡、数十人受伤之后,避免了与该军队发生冲突。
卡西姆解释称,该组织在2008年5月发生的事件中在贝鲁特实施的军事干预只是一种临时性的防御行动,旨在保护该组织的通信网络,因为当时的福阿德·西尼乌拉政府决定拆除该网络。
另一方面,真主党在叙利亚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却与上述所有内容相矛盾、相抵触,而这就需要卡西姆及该党领导层对该决定的政治、安全和道德影响进行审查。
如果我们超越理论而进入实践层面,那么卡西姆似乎正在以色列侵略的铁锤,与需要对导致该党进入当前这种困难状态的战略和战术背景、决策与实践开展内部审查的铁砧之间发挥领导作用。卡西姆此前曾在2006年的战争后表示,“真主党研究了这场战争及其结果,并从其积极和消极的层面上吸取了教训。”
但事实证明,是以色列做到了这一点,并让真主党措手不及——该党正忙于卷入邻国的其他冲突,而这加剧了宗派冲突,并将该党从安全和情报上暴露给了特拉维夫。
战争时期的决定往往会产生特殊的影响和后果,而真主党及其新领导层,还有背后的支持者与盟友需要对此开展战略审查。从理论上来看,纳伊姆·卡西姆被认为是“将巴勒斯坦问题巩固为国家核心问题,并通过一切可用手段聚集力量以支持该问题”的倡导者,但是激活这项呼吁却需要远离宗派主义的实践与立场,特别是在一些已经在近年来演变为极化的温床与消耗战场的问题上——这些问题对该地区的人民及其问题产生了负面影响,而巴勒斯坦问题正是其中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