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与西班牙的立场暴露了欧洲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分歧

以色列对加沙持续一年多的侵略,使欧洲的立场取得了显著的突破,这不仅是在民众层面和城市街道上,而且还是在政府的外交和政治层面上。
巴勒斯坦的国旗和标志在谴责以色列轰炸的游行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以色列的轰炸并未停止,并已造成数万名平民伤亡,其中大多数是儿童和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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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加沙的活动和示威遍布欧洲各国首都及主要城市的街道——从马德里到伦敦和柏林的各大广场,直至欧盟机构的总部布鲁塞尔。

前所未有的支持
巴勒斯坦事业在欧洲街头获得的支持,从未像以色列此次侵略加沙地带并使其陷入前所未有的破坏之后这么多。
德国布鲁根战略研究与国际关系中心主任拉德万·卡西姆表示,欧洲促进人权的言论让各国政府感到尴尬,“基于此,一些国家的首都保持了一定的灵活性,并允许人们上街举行一些示威活动,但是一些国家的当局却希望这些活动能够采用更为谨慎的口号。”
他在与半岛电视台进行的对话中继续指出,虽然欧洲民众作为一个整体的立场,已经通过许多谴责以色列侵犯人权和袭击平民的街头示威活动而得以明确,但相比之下,欧洲各国政府的立场却并不相同,“我们看到有些国家的安全部队对示威活动进行了镇压,特别是在以色列游说团体施加的压力之下。”
卡西姆指出,尽管德国《基本法》第5条强调人人享有言论和观点自由,但该国的许多州仍然禁止举行示威活动,其原因是“德国的政策受到纳粹过去针对犹太少数群体的罪行遗留的负罪感的限制”。
在定义德国政府所做的事情时——特别是与中东关系相关的事情,德国信息中心表示,德国政府依赖一些基本原则以对决议草案进行政治评估,其中主要包括“德国对犹太民主国家及其生存权的历史责任”。
作为对这一立场的解读,德国总理朔尔茨在去年10月12日宣布,“目前德国只能处于一个位置,那就是站在以色列身边”,而德国联邦议院也表达了这一立场。

支持率下降
尽管如此,民意调查显示,德国民众对以色列的支持率有所下降,而这本身就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突破,同时也使针对巴以冲突的单一观点受到了考验。
德国ARD基金会在今年8月进行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德国人反对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战争的立场有所上升。
这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有57%的受访者认为以色列对2023年10月7日“阿克萨洪水”袭击的反应过当,与此同时,只有21%的受访者认为以色列对加沙的军事行动是恰当的。
其中最明显的变化出现在与军事支持相关的层面。同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超过68%的受访者认为德国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支持是错误的,而只有19%的人支持提供这种援助。
总体来说,欧洲国家在处理加沙地带局势方面的立场似乎是互相矛盾的,就像在许多国际问题中的情况那样。
博根中心负责人解释称,欧洲立场的衰弱和相互矛盾,不仅与加沙问题相关,还与许多其他问题相关,例如伊朗和乌克兰问题,特别是有关军事支持的问题。

何塞普·博雷利
只有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何塞普·博雷利宣布明确支持国际刑事法院法官的决定——该法院总检察官试图以战争罪的罪名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及其国防部长加兰特发出逮捕令。
今年9月13日,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在X平台上发布的推文中表示,“博雷利是反犹主义者,他仇视以色列,他主要关心的是在欧盟出台针对以色列的决议和制裁,但他受到大多数欧盟国家的限制。”
正如西班牙作家尤金尼奥·加西亚·加斯科恩在2019年原西班牙外交大臣何塞普·博雷利被任命为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之际发表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任命博雷利担任这一职务将使欧盟与以色列的关系复杂化,他还指出,《今日以色列》强调,内塔尼亚胡政府对这一举措感到失望。
博雷利否认针对以色列政府政策的批评,与反犹主义指控之间存在任何联系,而这一立场也与西班牙政府的立场一致——西班牙政府代表了在这个问题上欧盟内部与德国对立的阵线。

西班牙的例外
博雷利的立场让我们想到了西班牙——在那里,对加沙地带的支持并未停留在街道和广场上的民众游行以及体育场看台上的声援呼声上,相反,政府采取了与西方阵营内的大多数国家政府都不同的外交立场,在欧洲内部,它成为了反对德国立场的巴勒斯坦问题火炬手。
在一项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举措中,西班牙主动与爱尔兰、挪威和后来的斯洛文尼亚一起正式承认巴勒斯坦国,从而使联合国大会193个会员国中承认巴勒斯坦的国家数量达到了148个。西班牙还敦促其他欧盟国家的政府效仿此举,该国外交大臣阿尔巴雷斯今年5月在布鲁塞尔表示,这项举措对于实现和平是必要的,他还补充称,“这项决定是公正的,巴勒斯坦人有权拥有一个国家,就像以色列人一样。”

西班牙当局向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近东救济工程处)提供了价值350万欧元的紧急援助,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国家则因指控该机构的工作人员涉嫌参与“阿克萨洪水”行动而暂停了对该机构的资助,尽管如此,西班牙仍宣布向该联合国机构提供价值2000万欧元的新援助。
让·饶勒斯基金会的西班牙政治事务专家安托万·德拉波特在解释西班牙政府的立场时表示,西班牙是最早捍卫以色列自卫权的国家之一,“但是这需要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在几周的时间过去后,西班牙成为了谴责这场侵略的最前沿国家——这场侵略已经导致了大量人员伤亡,从而引发了它与以色列之间的外交紧张局势”。
德拉波特表示,西班牙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与该国首相所在政党的左翼政治路线无关,而是延伸到了整个激进的左翼阵营。

这个问题的分量
这位来自让·饶勒斯基金会的专家在向法国网站提交的一份报告中指出,这个问题不仅仅局限于意识形态传统,这一点在西班牙皇家埃尔坎诺研究所于2017年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中得到了证明——调查结果体现了巴勒斯坦问题在西班牙民众意识中具有的重要性。
调查结果表明,近60%的西班牙人认为,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长期冲突的方案在于允许两个独立国家的存在,其中78%的人支持迅速承认巴勒斯坦国。
对问卷结果进行的分析表明,这种立场不仅普遍存在于具有左倾思想的民众当中,而且普遍存在于该国大多数的意识形态群体和不同教育水平的群体当中。
德拉波特评论称,西班牙舆论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有着准确的看法,并且能够区分这场长期存在的对抗和加沙正在发生的事情。
在这些情况下,这项得到数据清晰体现的进展,反映了西班牙国内的集体意识。在2016年,西班牙人的普遍观点(近63%)是将这场冲突持续的责任归咎于冲突双方,但在加沙战争爆发后,这一比例已经下降至34%。
另一方面,近50%的人员认为以色列应当对加沙局势负责,而认为巴勒斯坦人应当对加沙局势负责的人只占比少数(不超过16%)。
调查问卷还揭示了西班牙舆论中出现的另一项引人注目的发展,即与“两国方案”得到的支持率相比,对“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一国方案”的支持率急剧下降。另一方面,以色列吞并被占领土所得到的支持率非常有限(不超过3%)。

佛朗哥的遗产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西班牙对巴勒斯坦事业的外交支持在弗朗西斯科·佛朗哥的统治下变得突出——在二战期间,面对西方的孤立政策,佛朗哥寻求采取“替代政策”,并转向了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的新伙伴。根据历史学家罗莎·玛丽亚·帕尔多·桑斯在一篇专门讨论西班牙外交政策的文章中提供的解释,正是这种做法使西班牙得以加强它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外交关系。
另一方面,佛朗哥政权并不承认以色列国,西班牙的这一立场一直维持到1986年——在此之前,马德里和特拉维夫之间没有建立外交关系。
即使佛朗哥时代于1975年结束,西班牙也没有放弃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在1979年,过渡时期的第一任首相苏亚雷斯在马德里接见时任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的阿拉法特——当时的政府决定在西班牙设立巴勒斯坦外交代表机构。
在西班牙工人党(民主社会主义)、人民党(保守自由派)当中,巴勒斯坦问题都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而这是后佛朗哥时代西班牙政坛中的两大传统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