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现在不能仅靠“战略耐心”而存续

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前政治局局长伊斯梅尔·哈尼亚(右)与伊朗革命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之间的会晤 (欧洲通讯社)

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不断升级的战争重心逐渐转移到加沙地带之外,以色列与真主党和伊朗之间的对抗,已经成为当前战争进程中最危险和最具决定性的部分。数十年来,伊朗一直采取防御性的战略方针以避免陷入公开对抗,并且依靠其在地缘政治环境(特别是西亚地区)中的实力积累和缓慢稳定的扩张,它将这种方针称为“战略耐心”。

但是在以色列占领军和巴勒斯坦抵抗派别的冲突之下,以及在加沙战争背景下以色列与所谓的“支持阵线”持续对抗一年之后,伊朗发现自身在维系相同方针的问题上面临着重大的挑战。当战火不断逼近伊朗,以至于它无法再回避之时,仅仅保持“战略耐心”可能已经不再足够,而这也必然会迫使伊朗人对其政策进行审视。

战略耐心:伊朗的回应为何迟迟未到?

战略耐心:概念与应用

“战略耐心”的概念并不被认为是伊朗的创新,但其根源可以追溯到所谓的“费边战略”的军事学说中,该战略被归功于罗马独裁官费边将军(亦作“法比乌斯”)——他计划以一种罗马战争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方式来击败汉尼拔率领的迦太基军队。在费边将军的领导下,罗马军队利用熟悉地形的优势来与汉尼拔的军队周旋,包围它并打击它的补给线,以将其拖入长期的消耗战。此外,鉴于力量对比的差异,尽力避免与之进入决战。在这种类型的对抗中,时间往往会发挥有利于实力较弱的一方的作用,因此,这与依赖全面、公开对抗的传统战争不同。

无论这些战争的历史结果如何,它们都建立了一种基于间接对抗的军事战略学说和作战风格,并且在军事史上有着重要的应用,其中最著名的是乔治·华盛顿领导的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当美国人第一次成功地与英国军队对抗时,乔治·华盛顿于1776年冲向纽约,并开启了一场传统的军事冒险,在此期间,他的军队几乎被摧毁,这也促使他采取了费边风格的不同战略。从长远来看,这项战略影响了英国人的士气和战备状态,并为双方后来自1781年开始的决定性对抗做好了准备。

似乎伊朗在对抗的艰难经历中也汲取了与乔治·华盛顿相同的教训。在1979年,即伊朗伊斯兰革命一年之后,德黑兰与萨达姆·侯赛因(已故)统治时期的伊拉克共和国陷入了传统的军事对抗,这场对抗是在两国之间的边界争端、尤其是水域争端的背景下爆发的。这场战争从1980年9月开始,一直持续8年直至1988年8月才结束,双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代价。有消息称,双方共有100万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死亡是在伊朗方面——伊朗方面采取了大规模的人海战术,其战争物资成本估计超过4000亿美元。

因此,这场战争很可能在伊朗的战略思维上留下了印记。首先,伊朗意识到迫切需要确保其重要空间并扩展到其边界之外,最重要的是,它决心尽可能地避免陷入全面对抗,以免造成至今仍在伊朗现任领导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灾难性损害。随后,伊朗制定了一项在防御框架内扩张的战略,并结合了“战略耐心”和“前沿防御”这两种概念——前者确保伊朗能够避免陷入直接战斗,而后者则确保其以渐进和间接的方式向外扩张并避免陷入公开战斗的困境,同时还能给其长期对手造成深度伤害。

两伊战争期间

圣城旅:超越国界以积聚力量

为了服务这项战略,伊朗投资发展了大规模的弹道导弹计划——该计划吸收了伊朗大部分的军费开支。这些导弹为伊朗提供了一种威慑对手的方法,必要时甚至可以远程伤害它们。同样重要的是,在两伊战争结束之后,伊朗成立了隶属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并赋予其管理伊朗与境外武装组织之间的军事关系的任务,从而成为了该军团的第一核心部队。革命卫队内部已经组建了一些团体,而这些团体在伊朗与伊拉克的战争末期为支持伊拉克的库尔德人对抗萨达姆·侯赛因做出了贡献。

圣城旅的第一项值得注意的活动就是支持黎巴嫩真主党——该组织是在以色列入侵黎巴嫩之后成立的。在很短的时间内,真主党就已经成为了黎巴嫩内部一股难以抗衡的力量,并且因为与以色列的斗争而在该地区建立了良好的声誉,之后,该组织在“阿拉伯之春”后将其影响力扩大至叙利亚与伊拉克,并且参与了镇压叙利亚反对派发动的革命。在早些年间,圣城旅也注重向东扩张,据信,它还在塔利班首次控制阿富汗后,支持由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领导的阿富汗“北方联盟”对抗塔利班,即在1998年围困伊朗驻马扎里沙里夫领事馆事件导致10名伊朗外交官遇害之后。

在持续30年的“战略耐心”进程中,伊朗在地理上已经形成了极其重要的军事影响力,这既不是表面上的静止,也不是被动的等待。2020年慕尼黑安全会议所发布的伊朗影响力地图就详细地表明了这一点。这是通过部分支持非正规军和部队来实现的,而这些非正规军和部队与德黑兰建立了协调关系,其关系程度各有不同,从完全的整合、直接下达命令,到单纯进行协调。这个盟友网络的战线和运作水平各不相同,但这项战略最突出的影响是伊朗开始拥有对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对手构成多地点威胁的能力——这在以色列政治话语中被称为伊朗的“火圈”。由于这个网络的存在,以色列开始感受到来自遍布地区环境的各个热点和来自多个方向的威胁。

圣城旅已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

“阿克萨洪水”:战略耐心的崩溃

尽管伊朗的影响力不断扩大,但它仍热衷于坚持其基于避免直接陷入对抗的防御战略,并为其代理人制定了一条基于该方针并仔细调整其力量平衡的战略路线。但在2023年10月7日上午发生的事情,却好像宣告了这项战略的终结,并且彻底破坏了这项战略延续的机会,因为“战略耐心”作为一种主要的防守逻辑,它要求不能威胁到对手的重心和基本优势,相反,它是要使用战术来打击并影响对方士气,并创造一个动荡的环境,迫使对手最终改变对自身强加军事意志的能力的信念。而“阿克萨洪水”行动却袭击了以色列的重心,即其为其公民提供安全并阻止对手攻击的能力。

“阿克萨洪水”行动制造的这一最新现实,特别是其他前线在这场战争中的参与,增加了以色列领导人对所谓的“抵抗轴心”的危险及其可能对该国构成生存威胁的认识。这一转变促使以色列放弃了自1993年《奥斯陆协议》以来所盛行的作战理论,并从其考量中放弃了先前许多保持谨慎的问题,它不再关心战争的持续时长和战线的多重性,并且对人员伤亡的敏感性也已大幅下降。以色列内部似乎一致决定要消除“抵抗轴心”所代表的全部威胁——直至伊朗本身。

以色列领导层内部对于接受包括交换战俘协议在内的加沙停火协议存在明显的分歧,这不应被解读为战略方向上的分歧,而应该被视为对当前优先事项的看法分歧,其中一方认为:加沙休战(其成果是释放以色列人质)将无法阻止以色列以任何借口再次恢复战斗,以完成其目标;而另一方则认为,“冷却”加沙战线——即便是暂时性的,也将符合抵抗运动的利益——抵抗运动将能够在停火的几个月内重组队伍并恢复其基础设施。但双方都完全同意继续这场战争,背景是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滋生了国内的恐惧感和威胁感,即使这种动员会因停战问题上的分歧而被延长。

由于这些动态的出现,伊朗发现自身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面临着重大的地缘政治“困境”,以促使其突然放弃防御战略,并且在可能没有选择的时机陷入战斗。面对这样的情况,伊朗在持续一年多的战争期间保持克制,并采取了双重方针以确保两件事情:一是在所谓的“统一战场”框架内开辟支援战线,以尽可能维持其所宣示的支援抵抗政策的稳定性;二是控制这些战线的升级路径,以防止它们被卷入公开的战争。

与此同时,美国已经让伊朗认识到,除非伊朗自己决定扩大战争,否则在加沙实现停火并阻止以色列扩大战争的机会仍然是存在的,此外,美国还将其海军舰艇驻扎在黎巴嫩海岸附近的地中海,以就爆发全面战争的情况来增强对伊朗的威慑和恐吓。

但是以色列却出于其需要恢复安全感的原因,以及与其总理内塔尼亚胡相关的个人原因,再加上美国在等待总统选举结果的几个月内政治意愿的薄弱,而最终选择袭击真主党的通信系统并暗杀真主党秘书长哈桑·纳斯鲁拉及该党派的其他重要领导人,从而急剧扩大了战争,并且发动了入侵黎巴嫩南部的地面行动。在这个特殊时刻,伊朗不再有任何真正的机会来继续其“战略耐心”方针,而在战争逼近其边界之际,它正面临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

被以色列暗杀的真主党领导人:福阿德·舒克尔(左)、穆罕默德·侯赛因·苏鲁尔(中)、易卜拉欣·阿基尔 (半岛电视台)

在决定新目的地的过程中,伊朗于今年10月1日晚间对以色列发动了一场复杂的导弹袭击,但评估此次袭击的后果还为时过早,因为这具体将取决于以色列的反应程度,以及美国遏制冲突升级的能力。但是这次袭击并不表示伊朗决定接受对抗原则,而只表明伊朗被迫对以色列的升级行动采取深思熟虑的反应,并且为以色列及其背后的美国遏制战火蔓延敞开了大门,以防止这场战火给所有人造成伤害。

限制因素:艰难的选择

因此,伊朗在“战略耐心”方针崩溃或几近崩溃之后,并未在军事动向上表态,而它的选择显然将会面临艰难的局面。但在评估伊朗对于上述任何一种情况的行为可能性之前,我们必须指出,存在一些客观因素限制了伊朗轻松确定其选择的能力。

在这些限制因素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力量的不平衡。毫无疑问,伊朗认识到了以色列的技术和军事优势,尤其是鉴于在对抗时期美国为以色列提供的公开支持不断增加。另外,伊朗核计划的不完整性和迟迟未能拥有核武器,也削弱了它的威慑能力。虽然在有关伊朗决定将铀浓缩率提高至能够制造核弹的水平所需的时间上存在不同的预估,但要在战争压力下完成这项任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假定伊朗决定走这条路的话。

其次则是伊朗内部局势的限制,再加上经济危机——体现在该国货币的贬值(在过去三年内,伊朗货币在平行市场上已经贬值了三分之二以上)、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伊朗在截至今年3月的财年内,通货膨胀率达到了52.3%,而这是该国近80年来的最高水平)。在这些情况发生之际,德黑兰政权正在遭受极其严厉的西方和全球制裁,这些制裁甚至剥夺了该国在能源领域内的投资和收入,以至于这个漂浮在石油和天然气田上的国家正在经历能源领域内的危机,以及电力供应的中断,而这些都给伊朗领导层的决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作者:毫无疑问,伊朗认识到了以色列的技术和军事优势,尤其是鉴于在对抗时期美国为以色列提供的公开支持不断增加

伊朗政治社会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潮,其中一种认为伊朗多年来与美国敌对的外交政策已经阻碍并且仍在阻碍伊朗的发展,而改革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则代表着伊朗复兴的必要举措,而另一种思潮则认为,对抗“全球傲慢”、支持巴勒斯坦事业是伊朗革命的合法性基础,也是其获得延续性与活力的支柱。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认为伊朗现任总统马苏德·佩泽希奇扬和他的战略事务副手扎里夫更强烈地支持第一种愿景。就在哈桑·纳斯鲁拉遇刺的前几个小时内,佩泽希奇扬还在联合国传递平静与和平的信息。这种分歧也将限制革命机构采取可能导致内部反对的升级决定。

鉴于这种复杂的地区事态发展和内部压力,我们可以预判出两种主要情形——在不久的将来,伊朗可能必须在这两种情形之间做出选择,或者可能会被推向其中一种情形。在第一种情形下,伊朗会意识到以色列及其背后的美国已经决定逐步清算伊朗及其轴心的能力,从而使这项举措成为必将发生之事的战略预期。

在这样的情况下,采取军事主动并放弃战略耐心,将有助于伊朗恢复其在盟友和敌人面前的形象,有助于恢复盟友对其保护自身并分担对抗压力的信心,同时还将维护德黑兰在西亚地区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但是这种情形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伊朗无法控制升级的节奏和速度,从而意味着事态有可能发展为伊朗在过去四十多年来一直寻求避免陷入的全面对抗。

在第二种情形之下,伊朗将继续保持其残余的耐心,以维持其内部阵线的稳定,并寄希望于长期恢复并重建轴心,押注于美国大选以卡马拉·哈里斯的胜出结束——届时,美国民主党可能有机会向以色列施压并认真谈判以结束战争。而这种情形的风险在于,战争的势头和伊朗反应的疲软可能会诱使以色列进行更广泛的升级,这也意味着伊朗将被迫面对它在最初选择逃避的战争。无论伊朗选择走哪条路,可以肯定的是,它的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这场持久而激烈的战争的最终命运。

来源 : 半岛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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