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次休战均告破裂：结束苏丹战争的努力因何失败？
自冲突双方互相推诿打响第一枪的责任以来，苏丹首都喀土穆已经成为了苏丹军队和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战场，伤亡人数不断增加，实地的战斗日益加剧。对所有人而言，事实似乎非常清楚:没有和平的前景，没有人掌握苏丹的解决方案，没有进行干预的国际行为者，也没有平民力量——这股力量在4年前爆发的革命已经陷入了僵局，并发现自身被困在以武力争夺权力的冲突双方之间。
冲突双方并没有参与最近由美国和沙特发起的谈判，而仅仅是在外部和内部的压力之下被迫配合，但是实地交战进程显示出了双方延长战争期限的预先意图，同时又保留了开放政策，以防止受到国际盟国的反对，因为与美国和沙特(以及其后的其他国际力量)的关系，对任何希望重新走上正轨并留在政治舞台的一方都很重要。尽管到本月中旬之前至少已有12次停火遭到破坏，但是调解和谈判的大门仍然处于敞开状态。有明显的迹象表明，冲突双方之间存在根深蒂固的分歧，而以军事手段解决问题的想法仍然存在。
过去冲突的再现
在今年4月中旬爆发武装冲突之前，苏丹从理论上距离恢复文职统治还差几步——各方在去年12月签署的框架协议商定在今年7月前组建过渡政府。该协议规定要在选举之际组建一个文职政府，并通过将快速支援部队并入军队来实现军队的统一，而这个问题在军方总司令布尔汉与快速支援部队指挥官达加洛之间引起了极大的敏感性。
虽然双方最近的分歧是由于对《框架协定》的构想和执行而产生的，但其幕后发生的事情却远不止于普通的政治分歧。冲突双方都有自己对当前事件的特定陈述，一方面，军方凭借其强大的内部影响力、强大的军事实力，以及一些试图将它推向权力前沿或是在最低程度上积极参与的部分区域势力，而试图强调自身在维护苏丹安全方面的重要意义，并拒绝对达加洛的部队延期——认为该部队只是穿着正规军制服的武装民兵。另一方面，达加洛则将自己宣传为来自边缘的人士，旨在挑战城市精英对权力和革命的控制，防止其巩固军事独裁，并防止那些将他们称为“伊斯兰极端主义者”的人士进入权力舞台，所指的是巴希尔政权，或许还包括军队领导人。
达加洛利用了苏丹军队的这一形象——苏丹军队在该国自1956年独立以来的许多年中破坏了很多的民主经验：一再推翻总统的统治，并将自身置于政治舞台的核心位置。只有一个人——前总统奥马尔·巴希尔——成功地打破了政变的恶性循环。巴希尔在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后执政30年，而在此期间，没有发生任何成功的政变。
为了维护总统宝座并平衡军队的影响，巴希尔建立了由穷人、文盲以及与那些居住在首都喀土穆及其周边地区的人截然不同的贫困社会阶层所组成的平行安全部队。这些部队的成员放弃了在西达尔富尔南部山区的放牧生活——其中大多数人来自“马哈米德”部落，并成为了快速支援部队的主要组成部分，而这支部队迅速对苏丹军方的权力构成了直接威胁，尤其是鉴于它与军方共享军事力量，并在2013年获得正式承认后，成为了一支与军方相当的部队，而且其领导人也获得了正式军衔。
达加洛是这些部队的唯一指挥官——从干旱的达尔富尔沙漠到首都喀土穆位于尼罗河岸边的雄伟宫殿，他一步步攀登着苏丹的政治影响力阶梯，而在2015年的也门战争之后，他还迅速拥有了超越苏丹边界的影响力，这场战争使达加洛及其部队加固了与阿拉伯地区富有影响力的领导人之间的关系。而在爆发反对巴希尔的示威活动之后，这种日益增长的影响力促使达加洛想要在局势中拔得头筹，并使他与军方走到一起，以结束前总统巴希尔的统治。
基于战争工具的政治
苏丹过渡进程允许达加洛担任政治职务，并使他有资格以过渡委员会副主席的身份代表苏丹国家发言。但是，随着过渡进程的推进，苏丹军方与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关系演变成了竞争，有时甚至是对立，原因是双方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的分歧，而首当其冲的正是快速支援部队并入军队的问题。这些分歧引爆了苏丹的局势，而在达加洛选择进入对抗之后，内战的幽灵再次抬头。达加洛决定通过与军队进入军事冲突的方式来维持其政治成果，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快速支援部队的独立性。
自今年4月以来发生的战事，暴露了冲突双方军事指挥官的真实想法。自交战开始以来，布尔汉和达加洛都试图在实现持久的停火之前，在战场上取得尽可能大的进展，但却并不考虑平民伤亡人数的不断增加——目前已有近1000人在这场冲突中死亡，而且战争还对近1500万人（约占苏丹人口的三分之一）的粮食安全构成了威胁——他们在粮食、水和基本用品严重短缺的情况下面临着饥荒的威胁。
从苏丹军队的角度来看，实地层面最大的两难困境，是快速支援部队控制了首都喀土穆的大部分地区，而军队却未能完全控制这些地区。随着对抗的加剧，军方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空军、重型和中型火炮，但是这项战略至今尚未取得成效，因为快速支援部队拥有反制武器，其中首要的就是车载反飞机武器。这是一种轻型武器，可使快速支援部队在城市内灵活行动，并给军方造成困惑，尽管这并没有给达加洛的部队带来明显的军事优势。
相比之下，快速支援部队依靠其庞大的人力资源，并凭借其在巷战中的作战优势，使军队更加不愿意在城市中直接作战，而是倾向于采用空中轰炸战略，并对出入口实施封锁。最终，这一复杂的实地局面使双方都无法单凭军事手段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也使得外交手段成为冲突双方最终的解决方案。
各大调解方：立场并不统一
苏丹是非洲第三大国家，并拥有独特的红海景观，尽管其四分之三以上的人口陷入了极度贫困，但是该国却漂浮在矿产财富的海洋上，此外还拥有肥沃的农田。当苏丹正处于政治体制重塑阶段之际，许多力量都希望以符合其战略利益的方式为塑造该国未来做出贡献，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西方国家和俄罗斯如同阿拉伯国家一样，如此重视苏丹的局势。
尽管有许多的调解方希望能在平息苏丹冲突的过程中发挥作用，但迄今为止，似乎还没有哪一方有能力改变事态进程并结束该国不断升级的冲突，或者说服交战各方停火。随着苏丹外交部宣布，因联合国苏丹问题特使福尔克·佩尔特斯对军方怀有偏见而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当地局势变得更加复杂。
在苏丹两个最强大的机构爆发争端之前，以埃及、沙特和阿联酋为首的阿拉伯大国，被认为明显倾向于由布尔汉和达加洛共同领导的军事力量，而非苏丹的民间力量，但是最近爆发的战争使局势重新洗牌，在这样的情况下，沙特诉诸在新的、更广泛的政策中发挥调解作用，以解决地区问题，与此同时，有评估表明，阿联酋正以非公开的方式偏向于达加洛一侧。
另一方面，尽管埃及在其公开声明中宣布保持中立，但却似乎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而站到了苏丹军方一侧。根据英国网站“中东之眼”的报道，在这场冲突爆发的前4天，埃及对苏丹快速支援部队的车队发动了空袭，从而导致达加洛的部队扣押了250名埃及官兵，以期在危机解决之前向开罗方面施加压力。这场人质危机最终得到了解决，而这些埃及官兵也得到了释放。
另一方面，作为在巴希尔倒台之后登上苏丹舞台上的主要政治角色之一，埃塞俄比亚坚持其中立政策，尤其是鉴于它与军事部门的关系并不稳定，而是倾向于与跟亚的斯亚贝巴在部分问题上愿景一致的文职部门打交道，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重新评估与埃及之间的关系，并防止在复兴大坝的问题上形成针对埃塞俄比亚的集团，而该问题对开罗和亚的斯亚贝巴都很重要。
在更为广泛的国际层面上，俄罗斯和美国在苏丹境内存在着矛盾的作用，尽管二者试图表现出中立的态度。莫斯科在暗中与达加洛结盟，而后者通过黄金资助了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援引苏丹和地区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在这场战争开始之初，俄罗斯瓦格纳集团向快速支援部队提供了地对空导弹，以帮助削弱苏丹军方的空中优势。另一方面，虽然美国并未公开站在这场冲突的任何一方，但是达加洛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却引起了华盛顿方面的怀疑，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泰晤士报》援引美国安全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敦促埃及支持苏丹武装部队和主权委员会主席布尔汉，目的是将瓦格纳集团逐出苏丹境外，并围堵俄罗斯的影响力。
军事部门的利益冲突以及国际各方相互矛盾的优先事项，使苏丹持续的冲突变得更为复杂，特别是在交战各方缺乏能够将局势带往谈判桌的对等力量的情况下。而文职部门对苏丹军方和快速支援部队的站队分歧，使局势变得更加复杂，这就意味着会为军事部门腾出空间，而后者将以武力决定苏丹的命运，正如这个饱受战争和血腥蹂躏的国家的历史上多次发生的情况那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