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往以色列的伊拉克犹太人：从巴比伦的天堂到锡安的地狱

2021年3月中旬，伊拉克骨科医生扎菲尔·福阿德·埃利亚胡去世的消息并不普通，而人们、社交媒体和新闻机构都在广泛传播这一消息。这位已故的医生被安葬在巴格达的哈比巴公墓内，但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成名和受人关注的秘密并不在于他的医术，甚至不在于他身上的人道主义光辉，尽管这一点已被认识他的人熟知——埃利亚胡拒绝将病人转移至私人诊所，并致力于免费治疗无力负担者。

这位已故医生成名的秘密实际上在于他的宗教信仰——他是最后仍留在伊拉克的少数几名伊拉克犹太人之一（一种说法称只有5人，而另一种说法称只有3人），他拒绝了移民到以色列的诱惑，并坚持留在这个国家，尽管这里充满了风暴、问题和战争。伊拉克的犹太人身上有着复杂的故事，他们经历了各种流浪和各种危机——从身份危机到政治危机，他们是真正的阿拉伯犹太人，或者说是阿拉伯裔的犹太人，而他们的故事也值得传颂。

“巴比伦塔木德”的持有者

几十年来，伊拉克的安全措施一直未能到位。自上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开始，重大危机不断敲响巴格达的大门，该国先后经历了90年代初入侵科威特的事件，然后遭到封锁，又在2003年受到美国的入侵和占领，随后是萨达姆·侯赛因政权的垮台。所有这些事件对整个伊拉克来说都是巨大的灾难，但是少数民族受到的伤害最大，而犹太人亦不例外。

在2009年底，美国外交消息人士预计伊拉克的犹太人数量仅有9人，而生活在以色列占领国内的伊拉克人则有21.9万，这也使伊拉克成为了自以色列于1948年建立犹太国家以来，第一个向其提供劳动力的亚洲国家。在伊拉克内部去除犹太人的过程经历了多个阶段，其中还介入了各种因素，其中一些与该国国情相关，另一些则是由犹太复国主义团伙编造的——他们鼓动犹太人向占领国移民，有时通过引诱的手段，有时则是通过胁迫。

回顾历史，伊拉克的犹太社区与也门相似，被认为是根深蒂固的教派之一，而且与纯犹太血统相关，而这一点不同于埃及和马格里布国家的其他犹太社区——后者与塞法迪人以及后来的欧洲移民存在混血的情况。历史资料对伊拉克犹太人的起源记载不一，其中有的说他们来自阿拉伯半岛，还有的说他们是在巴比伦时代被尼布甲尼撒俘虏后来到美索不达米亚的，而持有后一种意见的往往来自库尔德人。

另一方面，阿巴斯·舒布拉克在其著作《移民还是流离失所：伊拉克犹太人移民的形势与背景》中认为，现代伊拉克的犹太人是阿拉伯犹太人部落或者皈依犹太教的阿拉伯人部落的混合体，并且还有几个世纪以来从迦南流离失所的犹太人。这一观点与其他一些来源相重合，例如伊斯法哈尼所著的《诗歌集成》（Kitab al-Aghani）——书中称在前伊斯兰时代，犹太教在汉志、也门、内志、希拉和巴林的许多部落中广泛传播。写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巴比伦塔木德”被认为是最大型的综合性犹太百科全书——它包含了在公元之初的5个世纪内犹太人文化和宗教遗产的最重要内容，而这也表明，该地区的犹太人在其他犹太人中的重要性。

而在伊斯兰教征服伊拉克之后，当地的犹太人作为“有经人”，也得到了进行自己的宗教仪式的权利，而且他们的金钱、荣誉和财产也得到保障。他们之中出现了许多的学者和医生，并能为哈里发服务，此外，他们还是安达卢西亚的神职人员和普通犹太人在宗教和其他事务方面的知识来源。在奥斯曼帝国时代，犹太人在伊斯兰教世界内的处境仍蓬勃向上，并从取消针对他们的税收中受益，他们还享有自治权，并可在奥斯曼帝国的议会机构中选举他们的代表，与此同时，犹太教育也在复兴，而国际以色列联合会于1865年在巴格达建立的一所采纳欧洲课程的学校，更是加强了这种复兴。

伊拉克犹太人将自身视为信奉犹太教的阿拉伯人，他们试图通过采用阿拉伯的种族身份来与周围的阿拉伯环境建立关系。学者欧瑞特·巴斯金认为，有三个因素促成了伊拉克犹太人的这种阿拉伯归属感的形成，第一个因素是国家对阿拉伯身份的看法——其中包括来自不同宗教的人，第二个是犹太人本身和他们对这种身份的定义，最后一个则是其他宗教对他们的看法——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以及基督徒都将他们视为伊拉克犹太人、阿拉伯犹太人或者“有经人”。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直至英国殖民主义对美索不达米亚的局势重新洗牌。

英国的“实用主义”

当英国在扩大其殖民项目的框架下获得对伊拉克的控制之后，预计在上世纪20年代，伊拉克公民人数为175.4万人，而其中犹太人的数量为5.8 万人，但其他人提供的数据也存在不同——其他数字表明当时犹太人的数量可能超过了英国的人口普查数量。英国试图寻求犹太人的帮助，以便在伊拉克站稳脚跟，但与惯例相反的是，犹太人走出了他们封闭的传统社区，转而住进了穆斯林和基督徒居住的现代社区，得益于这种开放性，他们获得了良好的生活机会，他们的孩子也获得了超过当时普通伊拉克人所接受的现代教育。

伊拉克犹太人开始在贸易中崭露头角——有三个因素帮助他们在英国占领时期的伊拉克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一是他们拥有资本，他们可以在无需求助英国商人的情况下，直接完成从印度和英国的商品进口。第二是他们与遍布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从中国到英国）建立了牢固的联系，并且能够建立提供一些商业服务的机构。第三是英国将伊拉克变成了它的贸易附庸，并且对改善犹太商人的处境予以了更大的重视。然而，英国人和犹太人之间的这种商业合作，并不意味着犹太社区和英国当局之间的完全一致，反而是在英国商人和犹太商人之间出现了明显的竞争。这种经济竞争丝毫没有影响英国人拉近它与犹太社区的关系的务实主义行动，以便在“维护少数民族权利”的幌子下隐蔽地实现其殖民目标。

就在英国皇家军队抵达伊拉克后不久，根据伊拉克裔的英国学者伊利·赫德里的说法，英国人声称犹太人社区要求获得保护，而其他消息人士则声称，在1920年10月临时阿拉伯政府成立之前，犹太人要求英国直接统治伊拉克，并保证他们的生命、荣誉和金钱。这种说法与西方国家利用宗教和少数民族在其殖民国家中寻求立足点的思维是一致的，而这主要是通过给予外国人特权，并保护当地人的某些教派、免除他们的税收等做法。而在这一切发生的同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正在积极寻找愿意前往“应许之地”的犹太人，而正是这些与之所在社会隔离的犹太人，帮助迈出了这一决定性的步伐。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未完成的使命

尽管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想法，主要是源于许多欧洲和西方国家针对犹太人的明显敌意，但众所周知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本身亦诉诸于欧洲殖民列强，以实现其定居目标。“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多·赫茨尔认为，犹太人通过占有巴勒斯坦土地，通过对抗其所谓的“野蛮主义”，而为西方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因为他们将欧洲文明的火炬带到了“野蛮的”中东地区，而他们正是身处中东核心的欧洲人。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早期的东方犹太人中找到了可以在需要时动用的人力资源库，以便找到解决劳动力短缺困境的方法，从而建立起犹太人定居点。这种情况发生在欧洲犹太人抱怨巴勒斯坦恶劣的气候和艰苦的工作条件之后，这种抱怨使得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赶紧吸引来自也门、摩洛哥、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印度、约旦河谷和巴勒斯坦南部的阿拉伯犹太人，以防止定居点项目建设陷入崩溃，尽管该运动的领导人担心在阿拉伯犹太人的数量超过西方犹太人之后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伊拉克犹太人表现出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及其观念和项目的不同互动。在上世纪20年代，就在英国的眼皮底下，该运动开始在伊拉克开展活动，但是随着犹太复国主义项目的推进，捐款开始减少，而自1927年以来，伊拉克犹太人就没有参加过任何国际性的犹太复国主义会议。尽管受到来自英国当局的部分犹太复国主义特使以及部分伊拉克官员的热烈欢迎，当时的犹太社区的普遍氛围都不太欢迎犹太复国主义思想及其支持者。在一个犹太社区领袖代表团与英国高级专员会晤时，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该代表团在当时告知英国专员，他们拒绝为犹太复国主义协会提供在伊拉克的工作许可。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并没有在它的目标上退缩，它希望通过船只和卡车将尽可能多的犹太人聚集到被占领的巴勒斯坦，以保护其新兴项目免于崩溃。因此，有必要捏造一些事件来证明犹太人留在伊拉克境内的危险，以及他们前往巴勒斯坦以寻求精神和人身安全的必要性。而在1941年，出现了一个制造这种不安全氛围的绝佳机会——伊拉克当时发生了一些激烈的事件，包括英国当局与该国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对抗，其中还有一些暴力事件，引发了流血冲突和抢劫，造成近300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犹太人。

不出所料，这些事件对犹太社区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他们开始重新评估自身与其他伊拉克人之间的关系。尽管伊拉克犹太人在后来克服了这一事件，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仍试图利用它。由于事情困难，犹太复国主义特使起初将注意力集中在二战期间离开自己国家前往一些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的欧洲犹太人身上，但是伊拉克犹太人对这一想法并不热衷。伊拉克的秘密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导人恩佐·塞雷尼写信给犹太复国主义机构，对巴格达犹太人对离境前往巴勒斯坦的邀请没有反应感到奇怪，他对此解释称，犹太商人从战争中受益并获得了钱财，同时也没有忘记伊拉克政府为暴力行动受害者支付的赔偿金。

以色列：所有人的地狱

与此同时，随着犹太复国主义宣传的不断增长，伊拉克当局开始以一种怀疑的态度来对待本国的犹太人，并开始严格限制犹太人出国旅行和变卖财产，甚至将他们排除在军队、警察及其他公职之外。在这样的情况下，犹太人对这些影响他们经济生活的限制措施感到愤怒——他们的银行账户被禁止交易外币，他们的进口许可申请也被吊销。这种不信任气氛反映在了伊拉克的经济现实当中——犹太人对贸易和投资的恐惧对局势恶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因为这些犹太人拥有巨大的经济影响力。在这些原因的作用下，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这些犹太人开始准备移民。

在占领国建立之后，受益于巨大的财政支持和全球宣传机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重新开展活动，并大肆宣传其占领巴勒斯坦的愿景和目标。伊拉克当局在1949年至1951年期间逮捕了一些活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而这些逮捕令伊拉克情报部门感到震惊，因为他们对这些活动并不知情，而这些人的暴露和逮捕也仅仅是出于警方的运气。在此期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伊拉克招募了一批犹太青年，但并未取得重大成功。然而，犹太复国主义国际运动重新揭露了1941年发生在伊拉克的暴力事件，并声称在伊拉克境内存在犹太集中营，并且犹太人在其中遭受酷刑。但是这些说法并没有让包括美国和英国在内的任何人相信。

以色列的出现对所有人都构成了一项深刻的挑战，该项目的成功代表了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一种偏执，以及让犹太占领国出现在阿拉伯国家内的压力——这些国家在1948年的战争中无力对抗犹太复国主义派别，继而专注于扩大其对殖民者为现代阿拉伯民族主义国家划定的边界的控制。在巴勒斯坦的“大劫难”之后，新的形势开始更加清晰地展现出来，而针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的可怕屠杀的故事开始流传——他们逃离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寻求安全的避风港，而犹太复国主义则继续掠夺、屠杀和驱逐巴勒斯坦人，并在1948年至1950年期间摧毁了600多个城镇和村庄，而当时的伊拉克政府则允许了8000名巴勒斯坦难民进入其领土。

在这些事件之后，犹太教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间的界限在伊拉克逐渐消失，而在一些亲殖民主义的阿拉伯统治精英的帮助下，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成功地将犹太人问题从欧洲转移至中东本身。而在当时的伊拉克陶菲格·苏瓦伊迪政府批准撤销公民身份的法律之后，这种移民和被迫移民的项目发生了巨大的飞跃。根据这项法律，任何选择最终离开该国的伊拉克公民——无论其离开是否合法，都将被撤销公民身份。自那时起，向被占领的巴勒斯坦移民的运动开始加速。伊拉克政府将这项法律视为摆脱任何具有犹太复国主义倾向的犹太人的绝佳机会。

另一方面，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利用了许多犹太家庭——尤其是收入有限的家庭——所经历的经济困难。一些犹太复国主义特使表示，他们的目标是说服年轻人前往巴勒斯坦，因为成年犹太人已经适应了阿拉伯国家的现状，并且对犹太复国主义项目缺乏热情。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需要靠孩子带动父母，而不是相反。因此，当伊拉克的犹太家庭经历了严重的分裂之后，他们的计划便取得了成功——最终有上万人离开，而放弃伊拉克国籍以换取以色列国籍的伊拉克公民人数也超过了12.4万，而就在不久之前，他们还是美索不达米亚地区的一个历史悠久的教派。

有一小部分伊拉克犹太人选择留在国内，因为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认为，以色列的风暴迟早会过去，而他们也会回归原来的生活，此外，还有一些人不愿放弃自己习惯的生活而前往另一个国家。一些家庭经历了痛苦的分裂，就像伊拉克拉比萨松·赫杜里所经历的那样——他的大部分子女都已经移民至被占领土，而其他一些人则选择留在伊拉克。至于那些到达“应许之地”的人们，则与其他人一样处于“二等犹太人”的地位，这是因为他们东方犹太人的身份而遭受边缘化对待并被排斥在重要的职位之外。

尴尬的回归

与以色列中心的其他阿拉伯裔的犹太侨民一样，伊拉克裔的犹太人也能够在占领国内获得一定的空间。贝内特和拉皮德政府的经济部长奥尔娜·巴尔比瓦伊便是其中之一——她的母亲就是第一批离开祖国来到占领国的伊拉克犹太人之一。她曾在以色列军方担任职位，此外还在“蓝白党”阵营内工作，自2019年以来一直活跃在以色列议会内。在以色列的同一届政府内，还包括担任教育部长的伊法特·沙沙-比顿——她的父亲是伊拉克裔，而母亲是摩洛哥裔。她是议会议员，并且也曾在军队中担任被占领土北端的一个步兵旅的教官。除了政治之外，伊拉克的犹太人也出现在文学领域内——他们主导着以色列许多重要的文化和学术场所，并且擅长用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写作，他们写下了他们的文化，以及他们曾在伊拉克居住的地方。

将伊拉克与以色列联系在一起的，不仅仅是伊拉克的犹太人，还有伊拉克的名字已经被列入以色列和美国希望能够签署“亚伯拉罕”和平协议的阿拉伯国家的扩大名单。在这个问题上，当2021年9月有300多名伊拉克库尔德人举行会议以讨论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之后，传言的力量在不断扩大，但是这项措施虽然得到当时的以色列政府的期盼，却遭到了伊拉克总理府的强烈反对，因为伊拉克的政治精英们仍然视以色列为敌人——至少到现在仍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