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情报在中国的冷战

美中关系正处于恶化时期 (半岛电视台)

美中关系正处于恶化时期,现在回顾华盛顿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破坏北京共产主义政权的努力再合适不过了。2012 年至 2019 年间担任《纽约时报》驻北京分社社长的记者简·珀莱斯 (Jane Perles)发表了《外交事务》杂志对今年早些时候出版的两本书的评论,其中记录了冷战期间美国在中国境内开展的情报行动的失败,这两本书详细介绍了两名美国特工俘虏中国军官的一次行动。

1952 年秋天,两名年轻的中央情报局官员在韩国登上一架没有标记的 C-47,前往中国北方满洲的“敌人”领土。至于他们的任务,就是带走一个在中国逗留了几个月的中国特工。美国人计划低飞到接近地面的位置,这样他们就可以派出抓斗将特工从寒冷、崎岖的地形中解救出来,然后将他安全送回韩国。

两名军官和陪同他们的两名飞行员都没有掩护或逃生策略,以防出现问题,他们之间只说了几句中文。但当飞机接近中国特工的接收点时,当时天空中挂着满月,一道枪声射到机身,C-47 坠毁,两名飞行员丧生,两名军官无家可归,他们很快被抓获。一张模糊的照片显示,两名美国人茫然地穿上冬衣,站在田野里,一名中国士兵给他们戴上手铐。

这个失败的秘密行动被保密了几十年。两名被捕特工约翰·唐尼和理查德·费克图在中国监狱中度过了二十年,大部分时间都被单独监禁。费克图于 1971 年获释,唐尼于 1973 年获释。这一成就归功于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外交,以及唐尼的母亲玛丽带着决心和毅力进行的活动。她曾五次前往中国探望儿子,但由于美国政府的欺骗,媒体对此案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

最近出版了两本新书,一本是约翰·德洛里的《煽动代理人:约翰·唐尼的命运与中情局在中国的秘密战争》,另一本是由托马斯·克里斯滕森、约翰·唐尼(中国抓获的特工)和杰克·唐尼(约翰的儿子)合著的《迷失在冷战中:美国被俘时间最长的战俘杰克·唐尼的故事》。两本书讲述了一次秘密行动失败的故事,同时详细描述了那个黑暗而奇幻的时代。

约翰·德洛里的《煽动代理人:约翰·唐尼的命运与中情局在中国的秘密战争》 (社交网站)

尽管这两名被拘留特工的故事在华盛顿公开了他们的身份后仍然是一个边缘历史事件,但它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冷战初期美国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态度,对“中国输给”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的记忆在当时美国领导人的脑海中记忆犹新,并引发了对北京与苏联结盟的担忧。当时华盛顿的自由主义中国问题专家对试图推翻一个对 5 亿多人口(当时的中国人口)负责的政府的愚蠢行为感到绝望。

韩国延世大学中国研究教授德洛里利用他在叙述方面的天赋和他的视野来洞察超现实细节,描述在朝鲜战争最激烈的时候笼罩华盛顿的绝望,以及当时利用初出茅庐的中央情报局试图破坏毛泽东领导的中国的重大决定。德洛里解释称,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和他的一些政府人员拒绝相信毛泽东政权完全控制了中国,这导致官员们做出的政治决策失衡,他们对政府的性质没有足够的认识,他们强烈反对。在第二本书中,唐尼只是根据他对自己长期被囚禁的故事的叙述,展示了那个时代的更近距离的画面,但尽管如此,他的叙述还是揭示了美中关系的早期篇章。唐尼的简短回忆录首次发表于《迷失在冷战中》,克里斯滕森作了评论,唐尼的儿子杰克作了后记。

在华盛顿和北京的关系逐月恶化之际,这两本书讲述的美国人对中国共产党态度的基本故事具有新的意义。它们表明了当意识形态的顽固战胜理性决策、决策者的行动基于对他们不完全了解的对手的不妥协反对时会发生什么。德洛里对事件的描述暗示了美国在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建立民主的持久愿望。然而,这两本书表明,当涉及到一个从反对美国中汲取大部分力量的政治体系时,这种愿望是不切实际的,甚至是不明智的。

由托马斯·克里斯滕森和约翰·唐尼合著《迷失在冷战中:美国被俘时间最长的战俘杰克·唐尼的故事》 (社交网站)

在中国制造叛乱

唐尼和费克图不幸的满洲之行只是中央情报局在朝鲜战争期间实施的许多其他所谓的“第三部队”行动之一。自 1940 年代以来出现的“第三势力”的想法围绕着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的正确领导人既不是狂热的共产主义者也不是专制的民族主义者,而是一个中间选择。当时的看法是,在第三势力的支持下,华盛顿将能够在敌后煽动不和,并动摇其意识形态对手的稳定。1951 年,美国中央情报总监艾伦·杜勒斯向普林斯顿咨询小组解释了“第三势力”背后的想法:“牺牲烈士是在所难免的,有些人是必须被杀死的,我不想点燃一场血战,但我希望看到切实的成果开始出现,我认为我们必须冒一点风险。”

美国在中国境内煽动抵抗的官方战略是基于查尔斯·威洛比将军的演讲,他是一位在1940年至1951年间担任美国陆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领导下的情报总监的激烈反共分子。然而,威洛比对中国的了解是有限的。1950 年,即使考虑到在满洲动员了 25 万名中国士兵,该男子也忽视了中国干预朝鲜战争的明显迹象。然而,同年,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了一份文件,呼吁在中国境内进行煽动。

“第三势力”的想法源于在毛泽东统治下对中国采取“某种行动”的愿望。中国是封闭的,除了秘密非法手段外没有办法进出,美国的政策是在当时脱离事实形成的。艾森·豪威尔钦佩逃往台湾的民族主义领袖蒋介石(或西方人对蒋介石的称呼Chiang Kai Chek),不像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他不喜欢蒋介石,并认为他是一个“失败的事业”。在某些时候,政府内部的讨论偏离了对蒋介石发动政变作为“更新国民党血液”的一种方式。最终,华盛顿决定不除掉蒋介石,而是发动了一场颠覆共产主义统治的不分青红皂白的计划。

“第三势力”招募了自由民主中国斗争联盟,将训练他们为反共步兵,为了领导这一努力,美国人聘请了张发奎 (社交网站)

香港是近百万逃离共产党的中国人的家园,成为“第三势力”活动的温床。他们争取自由民主中国斗争联盟,在中央情报局的支持下在那里开展活动,从难民中招募志愿者,训练他们成为反共步兵,这样他们就可以偷渡到中国大陆。他们被派往日本冲绳进行反革命训练。而在美国统治的西太平洋岛屿塞班岛上,为了领导这些努力,美国人寻求了从蒋介石的民族主义势力叛逃的将军张发奎的帮助。此人在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的一次令人难忘的演讲中,张发奎警告一位美国组织者称:“踏上中国土地必被逮捕。”正如张发奎所说,很多关于中国内部正在发生的事情的性质的情报都是假信息。他的怀疑被证明是正确的,但他还是接受了美国计划种的领导职位。

中央情报局在塞班岛对新兵进行意识形态训练、跳伞、通讯和炸药训练。新兵从香港前往塞班岛,乘坐美国飞行员克莱尔·西诺创立的中央情报局旗下的民用航空运输公司,该公司后来在越南战争期间以“美国航空公司”的名义开展业务。航运营总监乔·罗斯伯特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乐观,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厌恶华盛顿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制定了这些完全愚蠢的计划。” 事实上,右翼中国问题专家罗斯伯特想要更广泛、更积极、资金更充足的努力。

那段时间以来,特工在中国境内都很活跃。唐尼和费克图随后被派去接走其中一名特工,并将他安全带回韩国。而当唐尼和费克图前往满洲时,陷阱已经设下,他们的命运已经注定。当C-47飞越鸭绿江接回中国特工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已经在等候。毛泽东在村委会和党支部的精心组织下,建立了一个全面监视的国家,想逃出公安网几乎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政权自上而下设计,确保社会的每个角落都有间谍,这是中国今天拥有的综合高科技安全服务的旧版本。

早在唐尼和费克图离开韩国之前,共产党就抓获了一名“第三势力”无线电操作员,并承诺如果他继续与在日本的美国人沟通并向他们保证事情进展顺利,他们就会宽恕他。因此,当 C-47 出现时,共产党人已做好准备。

华盛顿忘记了它的人

然而,不是其他人,正是尼克松总统在迂回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唐尼事件“涉及中央情报局特工” (美联社)

中央情报局的记录显示,朝鲜战争期间进入中国的第三军特工212人,被俘111人,阵亡101人,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特工成功完成任务。正如德洛里所指出的,这些“烈士”的活动并没有助长反革命,反而产生了相反的效果。毛泽东以蒋介石和美帝国主义正在攻击新的共产主义国家为由,加强了监视和镇压。

两年来,华盛顿一直认为唐尼和费克图死于飞机失事。中央情报局认为,如果中国人活捉了美国人,他们肯定会为了宣传目的而吹嘘它,但中国人完全保持沉默。然后,在 1954 年感恩节(11 月 25 日),毛泽东宣布这两个人还活着,并透露了他们的身份,他们是中央情报局特工。在最初的不满平息之后,美国驻日内瓦使团接手了谈判释放两人的任务。中央情报局编造了一个故事,说唐尼和费克图都是国防部的文职雇员。然而,不是其他人,正是尼克松总统在迂回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唐尼事件“涉及中央情报局特工”。  然后《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尼克松承认在中国被拘留的美国人是中情局特工”的报道。 然而,该报道被淹没在大量的报纸中。

唐尼和费克图在毛泽东的监狱里腐烂时表现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耐力。唐尼的儿子杰克讲述了他的父亲如何遭受两年的残酷审讯、长时间佩戴铁脚踝手镯以及被单独监禁在不超过四平方米的牢房中。当法官宣判无期徒刑时,他的翻译笑着用英语说:“你本来要被判死刑的。”唐尼的母亲让她儿子在华盛顿经历的苦难历历在目,每次访问中国后都会宣传他的拘留条件。唐尼的家人给他送来了食物、书籍、报纸和第一期体育画报。与此同时,唐尼自学了一点俄语。由于他的共产主义狱卒非常欢迎他接触俄罗斯文学。唐尼读过俄文版的《战争与和平》(俄罗斯作家列夫·托尔斯泰著)的部分内容。

1973年3月,唐尼获得自由,跨过中国东南与香港的桥梁,回到祖国,就读于法学院并成为一名法官 (社交网站)

1956年,中国提出了可能导致释放这两名囚犯的提议。北京的提议包括邀请两名美国记者来中国撰写有关该国情况的文章,以换取他们的释放。同时,中国政府要求华盛顿承认唐尼和费克图实际上是中央情报局特工。艾伦的弟弟、美国国务卿约翰·杜勒斯拒绝考虑该计划。他称,美国不会与共产党人做交易。由于杜勒斯的顽固态度,唐尼成为历史上服刑时间最长的美国战俘。

到 1958 年,塞班岛的探险之旅结束了。而中央情报局又将目光投向了青藏高原的另一个“第三势力”项目,几乎完全重复了在中国北方失败的冒险。缺乏经验的美国教员将自由战士从西藏带到中国西部,尽管如此,培训人员对藏区并不熟悉,也没有人去过那里。数百名接受美国培训的藏人被杀害和俘虏,那里的居民无一获释。

在 1971 年与中国总理周恩来的会晤中,以及在尼克松总统抵达北京之前(1972 年进行历史性访问),基辛格承认,费克图和唐尼的行为在任何国家都会被视为非法,这暗示了他们为之效力的真实政党。这对周恩来而言已经足够了,因此费克图于当年 12 月获释。1973年3月,唐尼跨过东南港大桥,获得了自由。他回到他心爱的家乡康涅狄格州,就读法学院并成为一名法官。

唐尼在他的回忆录中清楚地阐述了这件事,他称:“我被派去为一个我不认识的国家而战,并训练说我听不懂的语言的战士。我从一架不该上的飞机上掉下来,因为从飞机上拉下一根杆子而被判处无期徒刑。” 而在白宫内部, 他的自由被视为尼克松政府的胜利,仅此而已。基辛格当时告诉尼克松:“我们很好地了解了唐尼故事背后的原因。”

美国政策失误

历史学家斯宾塞在他的《改变中国》一书中详细介绍了数百年来西方领导的善意改造中国的项目 (社交网站)

德洛里以惊人的火热细节重述了美中关系史上的这一重要事件。你几乎可以听到他在不断询问:这是怎么批准的? 为什么事态如此紧迫,要通过这种肤浅的手段来推翻共产政权?他对上海和香港的共产党资料档案的探索产生了有关满洲情况的详细信息,比如形成小细胞的社会纪律严明的组织。这是了解毛泽东执政初期的关键,而唐尼和费克图的勇气是整个大故事中的一个故事。

1969 年,当时唐尼和费克图仍在监狱里,华盛顿仍然拒绝承认北京政府,而耶鲁大学历史学家乔纳森·斯宾塞出版了他的著作《改变中国》。在那本书中,从十六世纪后期意大利神父利玛窦传播基督教的尝试开始,到二战末期美国将军一个营的部署,他详述了数百年来西方善意领导的改变中国的项目。德洛里是斯宾塞在耶鲁大学的学生,他追随这位能干的导师的脚步,进行了一个有趣且重要的案例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另一方面,《迷失在冷战中》一书讲述了首当其冲制定愚蠢政策的美国人的遭遇。德洛里更广泛的历史叙述,以华盛顿在 1950 年代对共产主义中国的普遍痴迷为中心,以及后来的尼克松-基辛格外交,这些都一一隐含在唐尼的故事中。他和费克图所遭受的苦难是不了解的直接结果,或者是盲目顽固地承认共产党完全控制了中国。很快,这种失败就达到了顶峰,正如艾森·豪威尔在担任总统期间低估毛泽东和高估蒋介石的那样。

德洛里在他的书的结论中正确地表述了此事,将美国人70年前形成的盲目政策视为在当前美中关系恶化之际不该做的警告。他在书中说道:“冷战时期秘密煽动的诱惑再次出现,这种诱惑不仅体现在陆地、海洋和空中,还体现在从外太空到网络空间的无形领域。这应该让我们停下来,想想我们第一次尝试时的意义。” 华盛顿不应忘记这一教训。


本报告译自《外交事务》,并不一定反映半岛电视台编辑立场。

来源 : 半岛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