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英国如何试图为入侵伊拉克辩护
2003年3月20日，在英国的密切支持下，美国领导的联盟对伊拉克发动了全面入侵。
它为入侵中东国家提出的理由是建立在三个基本前提之上的，包括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WMD)；正在为“恐怖”团体的潜在优势而开发更多的武器；创建一个“友好和民主”的伊拉克将为该地区树立榜样。
然而，在“伊拉克自由行动”发起20年后，入侵伊拉克是美国、英国和其他选民故意欺骗、错误情报还是战略演算的产物，目前仍有争论。
似乎不可避免的是，伊拉克战争给美国的外交政策蒙上了一层阴影，影响至今。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2004年1月29日，伊拉克调查小组(ISG)负责人大卫·凯(David Kay)对美国参议院表示：“首先让我说，我们几乎都错了，当然也包括我自己。”
他的团队最终无法找到实质性证据证明侯赛因拥有积极的武器开发计划。这是一个由多国部队设立的实况调查团，目的是寻找并摧毁伊拉克所谓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布什政府在入侵之前就已经确定了这一点。
2002年10月7日在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的一次演讲中，美国总统宣布伊拉克“拥有并生产生化武器。并且它正在寻求核武器。”
然后他得出结论称，必须阻止侯赛因。布什指出，“决不能允许伊拉克独裁者用可怕的毒药、疾病、毒气和原子武器威胁美国和世界。”
时任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曾表示，同样的事情发生在2002年9月24日，当时他提交了一份英国情报档案，确认侯赛因可以“在45分钟内”激活化学和生物武器，包括针对他自己的什叶派人口。
ISG公布其调查结果时，战争的主要论点之一崩溃了。凯在他的证词中表示：“我们有证据表明他们肯定可以生产少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我们还没有发现库存的证据。”
根据查塔姆研究所中东和北非项目副主任萨纳姆·瓦基尔的说法，入侵伊拉克的决定“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并且布什政府的真正目标是在该地区产生更广泛的变革影响。
瓦基尔告诉半岛电视台，“我们知道情报是制造出来的，(侯赛因)没有武器。”
瓦基尔表示，“他们认为，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并给伊拉克带来所谓的民主将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
一些观察家指出，事实上，虽然ISG没有发现一个活跃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但它收集到的证据表明，侯赛因计划在对伊拉克的国际制裁解除后立即恢复该计划。
根据《对抗萨达姆·侯赛因》(Confronting Saddam Hussein)一书的作者梅尔文·莱弗勒(Melvyn Leffler)所说，不确定性是入侵前几个月的决定性因素。
莱弗勒告诉半岛电视台，“有一种压倒性的威胁感。在‘9·11’之后的几天和几周内，情报界开发了他们所谓的‘威胁矩阵’，即所有来临的威胁的每日清单。这份威胁清单每天都会提交给总统。”
侯赛因本人让许多人相信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正在实施。在对2004年将报告编入该国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美国审讯人员的采访中，他承认，在该国是否仍保留生物制剂以威慑宿敌伊朗的问题上，他曾故意模棱两可。
在入侵之前的几年里，侯赛因拒绝接受联合国监测、核查和视察委员会的检查。该委员会成立于1999年，任务是解除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恐怖主义”
尽管布什竞选总统时承诺奉行“谦虚”的外交政策，但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遇袭事件将美国拖入了长达数十年的全球反恐军事行动，称之为“反恐战争”。
在2002年1月29日的国情咨文中，布什毫不含糊地表示，美国将打击“恐怖组织”或任何被认为正在训练、装备或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他称：“像这样的国家及其恐怖主义盟友构成了邪恶轴心，旨在威胁世界和平。”
该演讲接着将伊拉克确定为所谓“邪恶轴心”的支柱。
美国总统表示，“伊拉克继续标榜其对美国的敌意并支持恐怖主义。”
“这是一个同意进行国际检查、然后把检查员赶出去的政权。这是一个对文明世界有所隐瞒的政权。”
一年后，即2003年1月30日，副总统迪克·切尼将侯赛因政府与被认为是“9·11”事件幕后黑手的组织联系起来，并称伊拉克“帮助和保护恐怖分子，包括基地组织成员”。
众所周知，侯赛因支持被一些国家视为“恐怖分子”的各种团体，包括伊朗持不同政见者组织人民圣战者组(Mojahedin-e Khalq)、库尔德工人党(PKK)和几个巴勒斯坦分裂组织，但从未发现与基地组织有联系的证据。
根据莱弗勒的说法，布什从不相信侯赛因与基地组织之间存在直接联系。
但他认为，对伊拉克的制裁制度正在崩溃，遏制正在失败。并且一旦解除制裁，侯赛因将重启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计划，并“在未来敲诈美国”。
“输出民主”
在2002年10月14日的一次演讲中，布什称美国是“伊拉克人民的朋友”。
“我们的要求只针对奴役他们并威胁我们的政权，伊拉克的长期囚禁将结束，一个充满新希望的时代将开始。”
几个月后，他补充道，“伊拉克的新政权将成为该地区其他国家追求自由的戏剧性和鼓舞人心的例子”，并“开启中东和平的新阶段”。
最终，将伊拉克变成“民主堡垒”的尝试在很大程度上适得其反，因为几乎没有证据表明更广泛地区的民主得到加强。
查塔姆研究所的瓦基尔认为，“自伊拉克战争以来，不仅有来自基地组织的持续威胁，还有‘伊斯兰国’的出现以及伊朗国家发展成为地区大国，这已经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稳定。”
据这位分析人士称，美国取缔执政的复兴党和解散伊拉克军队的影响深远的决定是布什政府早期的错误。
2005年，在美国占领以及美方专家的大力投入下，伊拉克仓促制定新宪法，建立议会制。
虽然没有写入宪法，但总统是库尔德人、议长是逊尼派、总理是什叶派的要求已成为惯例。
根据伍德罗·威尔逊中心中东研究员玛丽娜·奥塔维(Marina Ottaway)的说法，美国的入侵“创造了一个依赖于不同教派利益的体系”。该体系“过于深陷在平衡派系的政治泥潭，无法解决改善伊拉克人生活的政策问题。”
这位分析师补充道，“伊拉克宪法本质上是美国的产物，它从来都不是伊拉克人之间通过谈判达成的协议，而后一种才是制定一部成功宪法应该采取的做法。”
“美国犯了一个巨大错误，因为它试图将自己的解决方案强加给伊拉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