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积的压力与保守的秘密 您所不了解的美国情报人员的心理问题

如果不是为了纪念 2013 年在阿富汗自杀的一名中央情报局 (CIA) 女军官，美国情报部门官员遭受心理创伤的后果问题就不会引起媒体关注，美国兰德中心的 4 位研究人员就此进行的研究得出结论是：人们对情报界工作人员遭受的心理创伤问题感到担忧，同时缺乏对这些员工心理健康文化的关注。

这项研究发表于 2022 年 10 月，题为“美国情报界的冲击：风险与对策”——基于兰德中心对情报机构 9 名专家以及包括 8 名这些机构前分析师在内的焦点小组进行的访谈结果。

这项研究的作者表示，受访者和焦点小组参与者都曾在国家情报局局长办公室、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 (FBI) 工作过。

创伤类型

与实地工作相关的某些职位的情报人员（例如案件官员和武官）面临直接和​​间接创伤的风险，因为他们经常在敌对环境中工作，并且也许会监督可能对他们健康构成风险的能力。

与此同时，部署在战斗行动中提供情报支持的人员（通常是中央情报局和国防情报局的分析员和收集者），面临着因周围战争活动而受到直接创伤的风险，也面临着因参与支持和监测军事行动而面临二次冲击的风险。

情报机构人员也可以在他们经常接触到系统性暴力报告和故事的环境中工作，对于工作重点是反恐、毒品、种族灭绝、种族清洗、性暴力高发国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战俘的情报人员来说，尤其如此。

尽管情报机构处理文本材料的历史悠久，但情报机构分析师越来越有可能处理暴力视觉材料，例如，在分析基地组织发布的斩首人质的视频，或查看从军事行动中缴获的笔记本电脑获得的血腥图像。

2018 年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某些经历——例如目睹美国军事人员和平民伤亡或美国对手犯下的暴行——增加了情报服务人员遭受创伤后压力影响和道德伤害的风险。

最突出的障碍

这项研究——由兰德中心在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的支持下进行了该项研究——表明，对美国情报机构现任和前任成员的采访表明，这些机构内部缺乏心理健康文化，该研究强调“共同努力解决这些问题并进行深刻的文化变革”的必要性。

例如，许多情报机构允许其员工每周花费几个小时全天候锻炼，或提供现场健身房，但同样的方法不适用于心理健康问题。

该项研究还表明，对于寻求心理健康帮助的任何人来说，“耻辱”的概念是情报机构工作人员的障碍，与此同时，情报机构的员工担心，寻求帮助可能会损害他们已获得的安全许可，而这些安全许可对他们开展工作至关重要。

解决心理健康问题的另一个障碍是，情报人员一般无法与家人和朋友讨论他们的工作，因为他们工作需要保密，这项研究引用了一家情报机构现任局长的话说，“我们被训练成不谈论任何事情，你不能谈判你的工作，如果你谈论，你就不要谈论问题，一切都首先关注安全。”

支配情报人员生活的保密因素，无论是与同事的关系还是与社会其他人的关系，与限制兰德中心研究结果的因素相同，该项研究的作者表示，影响他们工作的限制之一是，由于不愿谈论他们的心理健康，一些情报部门的员工拒绝参加该中心进行的采访。

表述的案例

这项研究回顾了几个例子，说明情报部门的一些雇员在不同职位上的工作压力导致的创伤，及其造成的影响。

其中参与中心采访的一位受访者，讲述了一名情报分析员因压力过大而睡在办公桌下的故事，之前的一位信息分析师表示，由于工作压力大和所遭受的创伤，她出现了早产现象，她表示，她目睹了自己的同事心脏病发作和由于压力引发的焦虑症。

一位分析家和前军事和文职主任表示，“我看到有人对军事或情报行动对平民造成的后果讨论感到如此不安，以至于有人在会议上为可能伤害无辜平民而哭泣。”

两位情报专家还谈到了他们在观看与人质案件有关的视频和照片方面的工作，其中一人说，有一次，一位新的数据分析师在处理人质的人道主义问题时，到了在办公室里哭泣的地步。

复杂的事情

多哈研究生院安全与战略研究教授穆罕纳德·萨卢姆认为，鉴于其工作的机密性，对情报界雇员（情报服务）的心理创伤问题的处理仍然是一件复杂而困难的事情，工作的机密性使他们无法公开谈论他们遭受创伤的影响。

萨卢姆在致半岛电视台的一份声明中补充说，情报官员有义务对其工作保密，并且不能向其他人表达任何与其工作性质和他所面临的压力有关的感受，这是他们在开始在情报部门工作之前接受的培训。

正如萨卢姆所述，这种累积的压力对情报部门的许多工作人员造成了冲击，问题是，他们无法寻求帮助来克服这些创伤及其对他们的心理影响，因为他们谈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是泄露职业秘密，他们因此受到惩罚。

这位专门从事安全研究的学者补充说，情报官员也遭受着所谓的长期内疚感，例如，当这些官员得知世界某个地区即将发生大屠杀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但由于长官的指示，他们无法采取行动阻止大屠杀的发生，然后大屠杀发生了，从而对这些军官造成了精神损害，例如 1990 年代在波斯尼亚发生的大屠杀。

根据同一位发言人的说法，美国情报人员因其工作性质而遭受的道德伤害的一个例子是，在美国国家安全局前承包商爱德华·斯诺登于 2013 年披露之后发生的事情，该机构拥有一个秘密的美国政府间谍程序，用于监控美国境内的电话和互联网通信。

在这次泄密之后，一些国家安全局官员提交了辞呈，或者他们要求提前退休，因为他们对情报部门监视美国人感到内疚。

安全与战略研究教授得出的结论是，尽管美国军方通过分配预算并为受影响的士兵提供心理和医疗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地处理了参与伊拉克战争的美国士兵受到的战争创伤的影响，但情报部门无法这样做，鉴于其工作的保密性质，这使得在公众舆论面前讨论情报人员所经历的创伤成为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