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抗议活动：年轻人与政权间隔阂是否已扩大？

伊朗的抗议活动进入了第三周。而关于“年轻人”的参与规模及其背后的原因，还有此事对他们的影响方面，人们意见各一。

据目击者们称，在最近的抗议活动中，25岁以下年轻人的参与规模超过了其他年龄段的规模。而在发表有关这方面的声明中，政客们都会提醒人们在官方活动中出现年轻人，并且他们会一致地将抗议者称为“叛乱分子”，并将抗议活动称为“骚乱”。而或许，这就是政客们为何这样做的原因。

在此背景下，伊朗内政部长艾哈迈德·瓦希迪表示，在过去40年里，年轻人一直在威慑“恐怖分子和分裂主义团体”。

另一方面，伊朗政界人士认为，头巾和年轻女子玛莎·阿米尼在德黑兰被“道德警察”拘留期间死亡的案件并不是抗议活动爆发的原因。他们强调，“外国势力计划并支持了伊朗正在发生的活动。”

另一方面，伊朗社会学家指出，玛莎·阿米尼死亡一案引发了伊朗青年积累的怨气。

关于此事，社会学家和大学教授阿卜杜勒·里达·纳瓦（Abdul Reda Nawah）解释称，新一代不可能局限于某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在对半岛电视台的讲话中，他将这归因于全球化在新一代中的渗透。他还表示，年轻一代的变化不仅在头巾问题上，而是在构成年轻人生活的其他方方面面上。

纳瓦解释称，与以往相比，这些抗议活动中年轻人地比例显著上升。如今新冠疫情的蔓延导致他们去不了大学和学校。因此，年轻人较之前相比更多地待在家里。而这促使他们更多地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出现，并更广泛地与世界进行交流。据纳瓦所说，因此，他们现在追求个性以及更广泛的自由。

头巾抗议

许多人会产生一个疑问，即伊朗的抗议女性是拒绝头巾，还是拒绝强制她们佩戴头巾？

关于这个问题，这位伊朗社会学家指出，按照道德警察的要求佩戴头巾的女性也参与了抗议活动。他强调，伊朗女性要求能够拥有佩戴或不佩戴头巾的自由。

另一方面，政治分析家艾哈迈德·塞达巴迪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年轻人不熟悉伊斯兰教及教法。而这是伊朗执政的政治制度所依据的法律”。他还表示，“这一代人已经站起来反对法律和现实，因为这一现实与他们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着装和人际关系的权利是相互矛盾的。”

教育责任

而年轻一代接受的是伊斯兰共和国的课程教育。这与上一代在“沙阿制度”（Shahanshah）下的教育形成了鲜明对比。政治研究员阿巴斯·阿卜迪认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教育体系是“失败的”。

阿卜迪告诉半岛电视台称，“伊朗的教育体系正试图建立一个宗教社会，但新一代却因这种教育体系而远离了宗教。”

他还谈到了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希在联合国教育发展会议上的讲话。因此，关于伊朗拒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计划》一事，阿卜迪表示，伊朗并未提出该计划的替代方案。他还呼吁有关方面的当局针对他们的教育和教育政策提供现实以及部分解释，而不是全都是说说而已。

另一方面，在对半岛电视台的讲话中，阿卜杜勒·里达·纳瓦认为，所谓的伊朗“意识形态教育体系”是封闭的。而如今的学生们拥有着超出教育课程之外的愿景。

在此背景下，纳瓦表示，“关于自给自足的想法，当局做了错误的定义。他们想让自己的国家像一个与世界隔绝的岛屿那样，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他还强调，伊朗需要减少统治意识形态对教育的支配地位。

处理抗议活动

从政治的角度上看，政治分析家艾哈迈德·塞达巴迪认为，伊朗的抗议活动是“与官方政权存在隔阂的年轻一代的叛乱”。这些年轻人认为，自己完全不了解政权，反之亦然。

在对半岛电视台的讲话中，他还表示：“除了这两个陌生的群体之间没有任何交流的途径之外，这个青年运动也不具备领导力，因此很难与之进行谈判。”

关于当局应如何处理抗议者，塞达巴迪警告称，当局不要忽视年轻人的要求。他强调，如果不加以遏制，他们将会变成威胁。在此背景下，当局与抗议进行对话是维护社会安全与稳定的最佳方式。

关于当局进行处理以及不再重复这些反对意见的原因，塞达巴迪表示，“伊朗当局应该重新考虑政府的表现和职责”。他还强调，在这方面，“必须恢复人民参与政治和社会问题的信心。与此同时，当局还要考虑到平等以及不干涉他人隐私的问题。”

另一方面，社会学家阿里·里达·谢里菲强调，我们需要承认不同的生活方式，批评“将某种生活方式强加于一个社会的行为。而这个社会中包括一个拒绝从生活解读统治的巨大群体。”

另一方面，谢里菲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当局有必要遏制年轻人，但不是断网，或者是一些官员把抗议者称为外国代理人，以及呼吁与当局关系密切的一些派别果断对抗抗议者”。他表示，这种方法会激怒年轻人。

另一方面，与伊朗政府关系密切的保守派知识分子运动则赞扬当局对抗反对者的方式。而正如政治分析家阿卜杜拉·梅特瓦利在《Javan》报纸的一篇文章中所认为的那样，伊朗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是国内外反对革命的政党利用年轻人的结果。而据他的观点，抗议活动应称为“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