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险的政治赌博：是什么改变了特拉斯将英国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的立场？

英国首相特拉斯宣布打算将英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从而引起了轰动和广泛的争议，因为此举违背了英国多年来在有关耶路撒冷城地位的问题上要求尊重国际社会的外交规范。

特拉斯向保守党内的以色列之友集团宣称自己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以色列的坚定朋友”，她清楚这一立场的严重性，而事实上，她之前也曾在竞选保守党领导人期间，回复过来自该集团的有关将英国驻以大使馆迁往耶路撒冷的可能性的问题——她在回复中表示，“她清楚英国大使馆选址的重要性和敏感性”。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才使特拉斯从最初处理这个决定时的谨慎和保守，转变到对该决定的捍卫与狂热之上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交织着多种与英国国内局势相关的因素，此外还涉及到这位首相的个人考虑，以及以色列游说集团在英国境内的实力。

特拉斯为什么想要改变大使馆的位置？

有两大因素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第一个因素与保守党的性质有关——英国保守党与以色列关系密切，事实上，自保守党12年前上台以来的4届英国政府，都在争相展示自己与特拉维夫的亲近。从声称自己是以色列的“坚定朋友”并且对与以色列相关的一切都非常感性的卡梅伦开始，到将以色列视为“民主与全世界的典范”并且“拒绝为贝尔福宣言道歉”的特蕾莎·梅，再到在一份声明中声称自己是“发自内心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鲍里斯·约翰逊，最后则是打算将英国驻以大使馆迁至耶路撒冷的特拉斯。

观察人士认为，英国首相——尤其是那些来自保守党的首相——热衷于表达他们对特拉维夫的强烈热爱，而这是因为以色列游说集团在该党内拥有强大的力量，无论是对领导层还是对党派基础。

至于第二个因素，则与特拉斯个人相关。这位刚刚登上首相宝座的女性，在宣布向富裕阶层提供免税的计划之后，她在英国国内掀起了阵阵风波，并且因此在维护首相之位以及党魁之位的问题上面临着真正的困难。

特拉斯正在寻求任何可能加强其在党内地位的潜在盟友，此外，她还希望通过传递一个信号来吸引民粹主义的右翼选民群体，而这个信号的主旨就是，她正在重复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所做的事情，并且也丝毫无视国际反应。

特拉斯不怕其所在政党反对这项决定吗？

英国保守党正面临着一场真正的领导危机，而这一危机出现在鲍里斯·约翰逊辞职之后，这是因为在鲍里斯·约翰逊排挤了党内的许多知名人士之后，目前这一职位的所有竞争者都来自保守党内第二梯队的领导人。

特拉斯清楚她不会在保守党内部受到强烈的反对，而在她的内阁中，她从一开始就选择任命与她关系密切的人士担任重要职务，从而使得任何大臣都将很难反对她的决定。

另一方面，特拉斯仍然面临一项艰巨的挑战，即如何说服强大的国际机构——无论是安全、外交还是经济机构——相信这项决定的正确性。这项任务非常困难，因为这些机构对国家信条的忠诚度，超过了它们对眼前利益的重视，也许该国最高宗教职位的拥有者——坎特伯雷大主教，走出来宣布他对这项决定的关注，正代表着其他拒绝该决定的机构对此实施软性干预的开端。

以色列游说集团发挥了什么作用？

以色列游说集团通过保守党内的以色列之友集团而活动密切，而这个团体也在保守党内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因为有80％的保守党人都加入了这个集团。

该集团正在以色列政府的支持下，争分夺秒地想从英国首相特拉斯手中夺取这一决定，以色列游说集团认为这是获取这份文件的黄金机会，这是因为他们担心英国存在提前举行选举的可能性，而这场选举很可能会像所有民意调查显示的那样让工党最终上台。

以色列游说集团对工党的上台充满了担忧，尽管工党领导人基尔·斯塔默曾不止一次表达他对以色列的支持，但是工党政府却不太可能会采取违反国际法的举措。

特拉斯不担心国际社会的反应吗？

这位英国首相非常清楚，英国并不是美国，后者可以自行采取决定并承担一切后果。而如果特拉斯害怕外界反应，那她害怕的也是美国方面的反应。

英美关系正在经历某种冷漠的阶段，从而促使美国现任总统乔·拜登冻结了贸易协定谈判，原因是他对英国决定放弃脱欧协议中对爱尔兰议定书的承诺的做法感到愤怒，而按照相同的逻辑，华盛顿也不会对新的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感到满意。

鉴于英美关系的性质，如果没有事先与华盛顿进行协调并获得美国方面的许可，特拉斯将很难采取这样的决定。